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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作者：袁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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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当年的翻身农民称之为“分田分地”，中共称之为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中共把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并为实现这个革命任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29年秋天，毛泽东在指挥红四军攻占上杭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而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精彩地描绘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个图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已在约有一亿一千九百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总人口约有一亿三千四百万）基本上完成了土改，尚约有二亿九千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总人口三亿三千六百万）需要土改〔2〕。在这些新区，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仍然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完成新区土改，成为建国初期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革命任务。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少人同地主阶级、同土地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些人本身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同土地的关系就更加密切。总体来说，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土改运动对民主人士来说，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新区土改成为开国之初民主人士必经的生死大关。中共和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是如何处理与民主人士在土改问题上的矛盾的？民主人士又是如何度过土改这一“起死回生大关”的呢？
一
执政党和参政的高层民主人士之间在土改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土改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在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相关方针政策后指出：“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3〕因为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尤其是要打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在城市各界人民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4〕。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中走出来的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把持”，等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言论也表现附和和共鸣〔5〕。难怪，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为，在土改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幻想和抵制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结果，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然而在会议上的表态，一般来说并不能说明表态者的思想真的没有异议。邓锡侯的话就值得注意：“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按照唯物史观，思想境界再高，要放弃自身的根本利益是难以自愿的。显然民主人士鉴于大势所趋，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表态也得表态了。毛泽东也很清楚，民主人士还有思想问题。他在6月30日作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点就在于要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毛泽东为翻身农民摆功说劳，并说明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祝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上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6〕同时，毛泽东又似乎在鼓励民主人士，而实际上依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向民主人士采取一种心理攻势，即民主人士只有过关否则是绝路：“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7〕
二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对土改运动所表示的担心并非多余。一贯严格执行上级指示的著名的传奇女革命家、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李坚真晚年回忆：“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而又复杂的社会革命，特别在广东阶级关系比较复杂，又是新解放区，无论干部或者群众，都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虽然中央在方针、政策、办法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一接触到实际，还会碰到许多实际问题。”〔8〕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风起云涌的新区土改运动，还是对民主人士造成一定的伤害。
起义将领、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李洁之四十年后依然对土改时他家的遭遇记得非常清楚：“我家兄弟两人。抗战后，我们家里的人都出来了，哥哥到广州做生意。……土地改革时，我家有水田十二亩（老亩），最先要我退租退押五百元，后来又要我退一千八百元，前后共退了二千三百元。按规定是退三年的租和押，但所退的已超过了许多。”〔9〕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蔡廷锴将军也曾因家乡在土改时伤了他的感情，心中一直不快。蔡将军是广东罗定人，土改时基层干部违反政策，在分田地斗地主时，不分青红皂白，把蔡廷锴保存在家中的一些东西当作“浮财”分了。而更使他痛心的是，将他在淞沪抗战打日本鬼子时负伤的血衣和指挥刀丢失，甚至连他母亲的坟墓也破坏了〔10〕。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土改委员会委员张文是一位很通达的著名民主人士，对土改法和土改政策理解得很好，但在实践中也有教训。他的部下杨奎章回忆：“记得解放初，广东农村土地改革正风起云涌，城乡关系一度紧张。许多地主跑到广州，而城里有些人对急风暴雨式的土改斗争也顾虑重重。各民主党派开展对其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提高认识，过好土改关。这时，张文同志的家乡梅县有位姓陈的绅士跑来广州找他。这位陈先生被评为工商业者兼地主，解放前曾多次掩护张文、郭翘然等同志在他家乡进行反蒋民主运动，应该说是开明人士。张文同志一面说服这位陈先生回梅县去，采取正确立场，支持农民土改翻身；一面向有关领导部门说明情况，希望正确执行党的土改政策。但是，陈回乡不久，即在农民土改翻身的狂飙烈火中被镇压了。张文同志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心里仍不免惆怅。”〔11〕
历史似乎在开更大的玩笑。李章达建国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当时广州是中央直辖市），可以说是在广东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了。但土改也搞到他的头上。请看这样的一种奇特现象：1950年秋，广东省人民政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及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制定《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并于10月27日发布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布告，号召“全省广大农民，以及全省人民一体遵行，共同努力，为彻底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布告发布人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有意思的是布告贴出不久，在土改的第一阶段，即“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八字运动阶段，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李章达家乡东莞厚街的农民，满怀翻身做主人的狂热，牛气冲天，成群结对，开赴省城广州，开进宣德中路（现东风中路）的省人民政府所在地，要拉李章达回乡去退租退押。幸亏李章达心脏病发作在家休息，被古大存挡住，否则后果不堪收拾。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古大存的秘书杨立依然记忆犹新，尽管他回忆的重点在于颂扬古大存如何做统战工作和农民工作：“土改中，东莞厚街派了一批农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达，要拉李章达回乡，退租退押。李章达身体不好，没有到机关办公。古大存听到后，自己跑到会客室去见农民。在问明对方来意之后，和蔼地说：‘你们可知道李副主席的历史吗？’他继续说：‘李副主席是个革命者，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的统治，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革命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来人说：‘他家是地主，收田租，剥削过农民。’古大存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李章达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出来革命，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他拥护我们党的土改政策，你们要退租，我相信他是会同意的，为什么要拉他回去呢？’”〔12〕如果不是古大存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谁能保证东莞农民不会赶到光孝路祝寿巷四十四号李章达私宅将这位当省副主席的民主人士从病榻上拉去乡下批斗?
中共中央对土改中农民到城里抓人是有严格的政策界限的。1951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会上谈到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时指出：“在土改中，有些恶霸地主逃到城市中来，农民到城市来捉人，是正义的。但要有组织有秩序地行动，不要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把城市的工商业搞乱，把社会秩序搞乱了。”“不捉，罪大恶极的分子都躲到城里来，就会得罪广大群众，变成右倾。如无限制地捉，坏一点的统统要捉，就会波及很广，牵连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那就不利了。所以应该有区别地去捉，即不可不捉，不可多捉。”〔13〕东莞农民到省城要捉李章达回乡批斗肯定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他不仅不是恶霸地主，而且是一位老革命、一位堂堂的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基层干部和农会、农民敢于闯进省府捉人仅仅因为他这个副主席是民主人士！
北京城里的民主人士又是什么感受呢？未见有农民到中央某个部门拉民主人士回乡的记载，但家乡土改的消息不时通过亲友的来访和信函传到北京。因为民主人士或大多在家乡有土地出租或直系旁系亲属是地主，所以经常有土地被分掉、亲属被农民打杀、地主被迫自杀的不妙信息传来，使他们心情很不好。柳亚子的心境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宋云彬《北游日记》载，在江南刚解放而尚未开始土改的1949年7月，因家乡政府征粮触动了柳亚子，使他情绪很消沉：24日“至益寿堂看柳亚老，即在亚老处午餐。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原文如此——引者注），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体处也”〔14〕。识大体不等于没有意见。1950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有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产，以滥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小米若干，犹不虞冻馁”〔15〕。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中国最高层民主人士之一的柳亚子尚且如此，其他民主人士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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