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西方的复仇
作者：何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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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朝覆亡了。就像已经灭亡的其他朝代那样，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清朝的故事，有美丽的，有悲伤的，也有传奇的。其中既有从旖旎江南飘来的稻香，又有蒙古矮种马铁蹄溅起的塞外流沙。在这众多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至今：
那是在女真民族被蒙古灭国四百年之后，后金即将再次崛起的时代。女真各部正在东北草原为重新建立统一的女真国家而相互拼杀。不断走向胜利的努尔哈赤部族正在为最后的统一而与一个同他们一样勇猛善战的部族鏖战。飞火流石，血火无情。几天几夜的流血和屠杀，据说连太阳也变成血红色了。努尔哈赤的对手最后失去了抵抗力。部族的武士和能拿起刀枪的男子也几乎全部战死。剩下的都是些妇孺老弱了。连只靠夜色的掩护才躲过一命的部族首领最终也没逃过被俘的命运。在北风呼啸的莽莽草原上，绝望的首领，眼含着怨毒，剑指着如弓的弯月，发下了一个毒誓：世上只要还有我部族最后一名女子，就能灭亡爱新觉罗氏。首领随后挥剑自刎。胜利一方的军队押解着俘获的妇女，连夜返回营地。是夜，月色无光。
在这场战役两百多年后的1852年，从这群被俘妇女的后裔中走出了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女子，步入了清王朝的大内深宫。她，就是叶赫那拉氏，在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竟然执掌清朝大权四十八年（1861～1908），其统治中国的时间之长在清朝统治者中仅仅排在康熙（1662～1722）和乾隆（1736～1795）之后。但康熙和乾隆的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近一百多年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而慈禧在朝的这四十多年间，清朝却丧权辱国。除了1860年之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之外，中国又再败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几近被瓜分。爱新觉罗氏统治下的清朝在慈禧时代开始迅速走向败亡。
那位战败的部族首领的咒语在过了几百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这无疑是个具有西方古典宿命悲剧和东方佛教轮回报应双重色彩的传说。它不仅预言了清朝的灭亡，还设计了灭亡清朝的女主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揣度之，其实这个包含咒语的故事并不比商朝灭亡后流传的妲己亡商的故事高明多少。纵观中国历史，在几乎所有流行的亡国故事中，差不多都有一个女人干政、女人祸国殃民的影子。但是，即使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亲掌朝政，慈禧不出现于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清朝也未免能逃过最终覆亡的命运，因为清朝灭亡的种子在慈禧诞生前就已种下了。连在后人编撰的近代史著作中，慈禧也同样是“卖国”、“误国”的同义语。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家，也和那位“部落酋长”一起变成了这个咒语的共谋者和执行者。不过，这种故事长盛不衰的背后，一方面说明中国历来男权主义的横行，男性同胞把“灭亡”这种“伟大”的事件归“功”于“卑贱”的女性头上，因为这可以无损于“伟大”的中国男性的颜面；另一方面，这类故事既神秘玄妙，但又通俗易懂，故事起到的功能不仅可以使人们逃避因追索深层答案而不得的心理痛楚，人们还可以比照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信仰，从中获得共鸣并最终满足人类天性中寻求终极和一元答案的需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曾论述过这种心理现象。至于历史事实是否真得如此，人们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一个完满的解释，哪怕是向壁虚构的。
到底是谁最先扣动了射杀满清这条巨龙的扳机？如果把传统中国王朝的兴灭分为创业、守成和没落三个阶段的话，清朝在1840年，从内政而言，并没有陷入传统中国王朝周期循环的危机时期。虽有十八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但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基本属于王朝周期发展过程中的“守成”期而并没有进入末世阶段。即使在1840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发动的多次战争，清政府还是独撑了六十多年。显然导致晚清灭亡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正统史家惯常认定的那样，是内部经济衰败所致。当然更不是由于那位神秘的“部族最后的女性”那拉氏的“报复”引起的。给予清朝致命一击的是西方人，是中国人近四百年蔑视和欺侮西方〔1〕的后果导致了清朝的“内外相攻”的灭亡“综合症”。从十六世纪下半期的明帝国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的清帝国，在三百多年间，“两代”中华帝国都把正在崛起的西方视作蛮夷和“犬羊”，把一个拥有坚船利炮，正在迈向近代工业文明并虎视眈眈、一心想宰制中华的最危险的敌人竟然当作了连高丽和琉球这类的传统藩属都不如，中华帝国其实从明朝后期开始就已经在铺设通往未来的末日之路了。如果真有什么“复仇”和报应的话，也应该是“西方的复仇”导致了清朝的覆亡。
在中西关系发展史上，中国和西方曾直接或间接、时断时续地交往过数千年〔2〕。近代西方主要是从十六世纪初期起重新进入中国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略作整理，就可看到近代西方在三个多世纪中，已与中国在文化、商业、政治和军事几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接触。
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的成果，莫过于西方传教士入华给双方带来的影响了。西方传教士在十六世纪之后从海路不断来华。到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沙勿略有首创之功，利马窦则奠定了一百多年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基调和方式，而汤若望、南怀仁达到了天主教徒在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政治地位。西方传教士曾一度充斥于中国的民间和宫廷。但传教士引起的“西学东渐”，真正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却并不在宗教方面，而是在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上。西方的天文、历法、舆地测绘、数学、物理和机械学进入了中国的知识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教士的中介作用，中国文化也同时“西渐”欧洲。
从中西贸易交流来说，西方国家三百年来已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货物带到了欧美各国。葡萄牙在西方各国中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国家。在1513年葡萄牙人乔治·奥洁莱斯首航广东沿海出售货物后，葡人垄断中欧贸易达半个多世纪。特别在1557年据有澳门这一立足点后，葡萄牙更是拥有了比西方其他国家远为优越的地位。为获得与中国贸易优厚的利润，葡萄牙不惜以武力阻止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通商。葡萄牙人同时还在中国的福建和浙江沿海，非法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直到十八世纪以后，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西贸易总额中的比例才不断下降。西班牙是继葡之后的第二个与中国通商的西方国家。西班牙在1571年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它不仅继续以传统的“吕宋”名义与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而且从1565年到1815年的二百五十年间，由西班牙操纵的、以中国货和华裔海员为主的跨越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TheManilaGalleon）洲际贸易盛极一时。荷兰曾于1604年和1607年两次到达广东欲与中国通商，但被葡萄牙所阻，不久便占据澎湖岛和台湾，与来往的商船贸易。后来经荷兰再三请求通商，清政府终于允许荷兰进行八年一贡，船只不得超过四艘的朝贡贸易。到十七世纪后，英、法也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行列。而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其商船“中国皇后号”则于1784年首次使华。随着广州一些口岸通商贸易体系的建立，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后就主要通过广州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了。北方的俄罗斯则利用早已存在的渠道，与中国进行皮毛和茶叶贸易。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更保障了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权利。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发展为西方各国中对华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西之间不仅在商业方面有了大量交流，而且在高级别的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了直接的接触。政治方面的交流主要表现在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企图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活动中。1521年，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派皮来资以大使的身份来到北京。1522年，明朝新即位的世宗皇帝不仅拒绝接见，还将其押回广州囚禁，1523年皮来资死于中国的监狱。之后，葡萄牙仍然坚持不懈地向中国派遣使节，在整个清朝前期，由葡萄牙国王或其海外总督派出的使者相继五次出使北京〔3〕。荷兰也在清室入关后，曾于1655年、1664年和1795年数次派遣使者，请求通商。“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4〕。英国在1792年和1816年两次分别派遣马嘎尔尼和阿美斯特入华谈判通商和驻节事宜。俄国派遣使臣于1689年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部分疆界。1721年，订立的《北京条约》允许俄国使臣进驻北京。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再次划定两国边界，并协定通商事宜。清朝使节也曾两次出使俄国。
在中西之间的军事交流方面，双方不仅有武力对抗，而且还存在过短期的军事合作。中西近代以来的军事冲突从葡萄牙人进入亚洲开始。1517年，葡萄牙的八艘武装商船炮轰珠江口。1522年，中葡之间发生了西草湾之役〔5〕。1542年，为对付私占浙江宁波进行走私贸易的葡人，明朝海陆军两面夹攻，据西方史料记载〔6〕，中国军队尽杀外国商人和教徒一万二千人，其中葡人就有八百名。1549年，通过贿赂地方官员获得在泉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又一次被中国军队逐杀。全体五百名葡人中，幸免者仅有三十人而已。荷兰军队则在1622年攻占澎湖岛，1624年更东进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的军队与荷兰军队经过激烈战斗，荷兰军队被驱逐出了台湾。英国商船在1637年为了到广州附近贸易，还曾攻破中国广东沿岸的炮台。北方的俄罗斯则早在康熙初年就已进入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并在雅克萨与清军多次发生过军事冲突。除了上述冲突之外，中西间军事接触还有几次合作。1574年到1575年间，明朝海军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合作剿灭过中国的林风海盗武装；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双方都曾力争西方军事技术的援助；1681年，荷兰海军还帮助清军攻下郑氏占领的厦门。在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战役中，清政府曾与荷兰海军制定过合作攻台的军事计划，但没有实行。
从总体而言，这三百多年的中西交流的规模、地理范围和内容都已超过了以往，只是交往中的另一方中国犹在梦中而浑然不觉而已。那时的中国对西方从未进行过分辨。西方各国与中国从十六世纪到1840年间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看来，至多可被称为中西关系而已。至于以上我们所称的1840年前的中葡、中荷、中英或者中法关系，只是后人替祖宗从这笔“糊涂账”中重新整理出的结果而已。这也算得上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奇事了。
西方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甚至是屈辱的方式进入东方的。面对中华帝国筑起的坚固外壳，近代西方采用各种灵活和变通的办法打入中国。西方传教士身着儒服，利用中国传统中“天”的概念传播天主教思想；西方商人把他们的贸易活动巧妙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这一时期中的西方使节除了英国外，大多数都在北京实施着西方人看来是奇耻大辱的“三跪九叩”礼仪；西方也间或采取海盗式的军事袭击和占领沿海岛屿来入寇中国。西方虽然在此时的中西关系中看似屈从于中国，但是，西方也正是通过这三百多年与中国的亲身接触，使一个曾经只在西方人梦想中才存在过的国度〔7〕逐渐褪去了浪漫的色彩，神秘中国的面纱终于被来自大西洋的海风撩起。到十九世纪时，中国的文化、地理、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历史诸因素对西方而言已经如数家珍了。欧洲从1702年至1776年共出版了三十四卷《耶稣会士书简》，收集了传教士记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民众生活等内容。这些后来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更被誉为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风行欧洲。经由传教士媒介进入欧洲的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无神思想还变成了欧洲启蒙思想家改造中世纪神学的锐利武器。孔夫子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的康熙（法国传教士白晋撰写的《康熙传》流传欧洲）成了欧洲人心目中模范君主和开明专制的典范。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被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舞台上演。糅合了中国园林风格的洛柯柯风格在欧洲也曾风靡一时〔8〕。
当然，西方同样也了解到了中国的弱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卢梭和孟德斯鸠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早在1586年，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彻斯在呈给国王腓力浦二世的备忘录《论征服中国》中，就已指出中国军事力量的虚弱，认为只消有一万至一万二千名士兵就足够征服中国了。1676年俄国出使清政府的大使尼果赖也认为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把中国征服。1788年，一位法国军官在写给法国海军部的信中相信，“用四艘战舰和几只补给船在吕宋岛供给，就可把中国海军击垮”。而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并在中国沿海作过考察的郭士德更得出结论：“全中国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西方兵舰一击。”后来英军在鸦片战争中进攻和登陆的地点主要就是参照了他实地考察中国得来的情报〔9〕。
但是，中国和西方从这种中西交流中获得的经验和效果是完全不对称的。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以一种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去探索和了解过对方，并且仍然以对待传统“蛮夷”的政策来对待崛起的西方。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这种独一无二的“世界”观源于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理论。在《尚书》之《禹贡》篇中阐述的“五服”理论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中的“九服”说，是华夷等级秩序论的雏形。“五服”中最外的“荒服”和“九服”中的“藩服”两个区域，属“夷”不属“夏”，这是一片“文明沙漠区”。从汉代开始，《尚书》和《周礼》被列为儒家经典，其中宣扬的观点转变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之后历代中国王朝的边疆政策。而明清两代奉为儒家经典解释权威的南宋硕儒朱熹，更是把世间万物从高向低分类为“汉人”、“蛮夷”、“畜类”、“植物”、“矿物”五级，蛮夷仅仅是“牲畜”向“人”过渡的中间状态而已。“汉人似乎在远古时代就执着于把外族人与牲畜相类比。”〔10〕在反映这种华夷观念的传统朝贡体系中，中华、朝贡国和“化外”国分别代表着光明、微明和黑暗三个文明层次。在光明四射的中央之国看来，西方只是这一序列中属于第三等级和黑暗中的化外国，是“犬羊之势”和“虎狼之心”〔11〕，其地位充其量是蹲在天朝大门口的几只狗而已。它们眼睛盯着中央王国门内丰盈的物产垂涎欲滴。如果驯顺，天朝施恩几根啃剩的肉骨头（即抚夷政策）；如果僭越本分，竟要挤入门内和主人争抢食物，主人就要挥鞭驱逐了（剿夷政策）。现代历史学家通常用什么“闭关”、“开放”来论述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其实明清统治者哪有什么现代国际体系下才拥有的这些概念。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概念。所谓的时“开”时“闭”，不过是时“剿”和时“抚”而已。因为“光明”对“黑暗”是无所谓“开”和“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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