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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
作者：刘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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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之际“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面对“这些年，在教育进入市场以后，固然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在教育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许多混乱，‘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几乎成了许多人办学的惟一目的与基本方针”，提出：“我们对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1〕事隔几年，今天的状况又如何呢？1998年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谓红红火火，从“211”工程的实施到大学文科基地建设，从确定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到大学扩招的启动，从大学合并到高校后勤社会化，从各地大学城的规划到“硅谷”的蓝图，“大学”二字在社会的“视界”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应该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触及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211”工程直接针对大学本身的建设，意在全面提高大学办学的层次，文科基地针对当前人才培养中的缺失，大学扩招指涉大学办学的目标与大学的规模，大学后勤社会化则力图凸显大学自身的职能，摆脱大学大社会的办学模式，大学城的规划则意味着各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大学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大学并没有远离钱先生所言“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作为许多人办学的“惟一目的与基本方针”，甚至，大学还要进一步“为市场服务”，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技术性成果。不仅如此，“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大学也还要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谋计谋策，大张旗鼓地为学位点、为重点学科、为各项标示大学水准的统计数字、为生源而费尽心力，大学教师也忙于为SCI、为国家级论文、为课题、为职称而踌躇满志，整个大学的内在运作机制本身就成了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显然，今天的大学要回避“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是不可能的，要远离喧嚣的市场更不可能，把大学引入市场和把市场引入大学对于今天的大学建设或许并非坏事，现代大学作为社会整体建制的一部分更是理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社会功能。但越是如此，我们或许就越不要忘记，大学究竟何以成为“大学”？纵览当今沸沸扬扬的高校改革，大多只是涉及大学建设的外沿性问题层，并没有深入触及大学的理念、制度层，比如教授治校。当市场机制有意无意地向着大学这个早已不是殿堂的“殿堂”渗透时，我们必须追问，我们是否还需要大学的精神，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一
大学原本“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阐释——而非创造——的传统遗传至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2〕这里实际上说出了大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即大学必须守护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传统，当然不止于宗教传统。人类文明的任何发展都依赖于人类文化的积淀，不管现实社会如何变迁，只要文化之“薪”依然茂盛，它就可以点燃文明之“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突出文化传统的累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有亡国，有亡天下。王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维系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在文化之中，守护文化传统首当其冲就是要守护民族国家自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4〕社会稳定与发展必须以文化来支撑，当代社会的发展更应该立足于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之上。不仅如此，人类文化的任何进步都有艰辛的、甚至血泪的代价，简单地抛弃文化传统伤害的决不只是文化传统，还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生存本身，而且文化的创造更新始终无法离开自身的历史累积。大学作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舞台，文化传统的守护实际上是大学的第一使命。在此意义上，大学就是保守的，它决不会因为现实中需要什么、流行什么，就马上改弦易辙，趋之若鹜。
守护文化传统，决不是故步自封，它涵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古今中外，中心边缘，精英民间，只要是可资借鉴的、启发心智的文化，都可以成为大学守护的文化资源。当然，守护文化传统总是会有所选择，大学理当选择“优秀”的文化资源，但“优秀”二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审理的问题。当我们言及“优秀”时，我们总是预设了某种价值标准，一是现实功利的，一是文化自身的，这两种标准有相通之处，但也通常不乏背离之处，而且这种相通与相背往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评判。所以大学不能单以一时的文化需求而简单粗糙地取舍文化资源，而更多地应从文化本身发展的脉络与要求来选择各自所需的文化资源。
守护文化传统决不是简单地重温昨日文化的旧梦，更不是为陈腐的文化资源提供辩护。我们说大学应是保守的，决不是说大学应是守旧的。“大学的理念是一个‘知识性社会’（intellectualcommunity）。它的功能则在发展知识、追求真理。”〔5〕大学的存在决不是简单地把自己扎进故纸堆中，沉溺于旧梦，它只是坚信，在文化的发展上不可能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开天辟地、洗心革面，它坚信任何文化的发展与创造都必须植根于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所以它珍视文化的传统，珍视来之不易的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传统。与此同时，大学还要在深深理解并且扎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基础上，向着时代和未来开放，与时俱进，不仅继承古今中外已有的优秀文化资源，而且还要不断创造新知识、开创新文化以及新的文化传统。在人类、民族的文化长河中，大学的精神是“继往”而“开来”。
惟其保守，大学才会有源远流长的、累积发展、深厚不绝的精神资源。如果简单以一时的利弊之计为取舍而置他者于不顾，单一的文化传承可能使得他日新问题、新要求的出现而陷大学于文化资源的困境之中。惟其开放，大学才能有面向时代开拓创新而抱持其生命活力，并能不断吸纳新鲜的文化资源，增强文化的创生的力量，探索文化发展的方向。说保守，重在强调任何文化的创造必须植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之中，所以我们必须珍爱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资源。这并不是反对创造，恰恰是更好地维护文化的创新，以新的文化服务于时代和社会，而决不是死守旧的文化传统不放，只不过保守的创新更强调累积性的发展与创新。保守所要反对的只是我们对待文化传统的浅薄、虚无和自大，反对文化上的激进取舍和急功近利，也反对文化上的守旧，不思进取，因为不能与时而进的文化传统会被历史所淘汰、断裂而消逝，保守的最终目标却是文化的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和人类、民族文化本身的昌明。
二
“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6〕大学不仅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同样也是大学知识人展开其“创造性的文化生活”的地方，是他们“文化”地生活的地方。大学知识人的生活为文化所浸透，日积月累而形成大学的“文化生活”传统，即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7〕。大学不仅要小心守护、珍视并且丰富文化的传统，而且还要不断守护、珍视丰富大学自身的理念和大学“文化生活”自身的传统。大学精神藏匿于自己的传统之中。英国牛津、剑桥的博雅之风，德国柏林、海德堡的研究之气，美国哈佛、耶鲁的引领潮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激荡灵魂的“高师精神”〔8〕，世界名校无不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大学传统是无形的围墙，感染局中人，吸引局外人。大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大学自身传统的不断丰富与渐次累积，任何大学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大学本身的现代化决不是以简单否弃或者背离自身的传统为代价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德国承诺不轰炸牛津和剑桥，英国亦以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作为回报〔9〕。大学传统的形成需要积累，它不仅在于开创时的辉煌，而且如果没有对传统的守护与珍视，辉煌的传统只能在记忆之中。
保守文化的传统与保守大学自身的传统是统一的，一个是内在灵魂，一个是外在形式。当年胡适在1922年北大二十五年纪念日所写的“回顾与反省”中说：“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盦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10〕“但开风气”并不难，敏锐的才智、勃发的激情，加上足够的引进和“裨贩”就基本可以完成，而创造学术则需要深厚的渊源和学术的累进，需要对“三千年”“无尽资料”的“兴趣与努力”。正是在文化传统的守护与新文化的积极开拓中，才造就大学自身的辉煌和大学的精神传统。大学的传统是在文化的守护与创造中绽放的传统，是充满着文化与智识之趣味与光芒的传统。
三
说大学精神的保守与开放是就大学整体而言，就单个的学者而论，二者并不一定得兼，有人倾向于保守甚至守旧，有人倾向于开放甚至激进，但这不妨碍大学精神的保守性与开放性，恰恰是保守与开放甚至守旧与激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存在，大学才可能真正呈现其精神的活力，“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福科），是“众语喧哗”（巴赫金）、不同声音的存在才真正使得大学精神融保守与开放于一体，不同的声音统一于对博大精深的、可能是有歧异的文化源流与文化精神的殷殷执著。所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1〕（蔡元培），这是大学存在的根基。没有学问精神的守护，大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大学必须为思想所浸透，这使大学与其他专科学校区别开来。“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2〕；大学不仅必须有思想，而且必须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能保证大学的思想是活的思想，是流动的、创生的、开放的、多元的思想，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守旧的、单一的思想，是万紫千红，而不是一花独秀，只有这样才能以思想去激励、焕发思想，以智慧去锻造、启迪智慧，才可能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关怀社会又反思社会，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守护者，这使得大学教育与单一意识形态的传输区分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以自由的思想去建立学术的精神，没有学术的宽容与自由，就不会有对高深学问的殷殷执著。这两者的综合，正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大学作为“大学”而不是“小学”的灵魂之所在。
大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政府职能性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应直接对政府负责，关注社会现状，关注当前紧迫的社会问题，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己任，大学则是对整个社会承担责任，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承担责任，对整个历史承担责任，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更是未来。大学也不同于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是造成一般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14〕。这意味着大学既要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又必须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充当社会的良知和历史、文化精神的守护者,为社会发展谋求学术精神的依据。“风物长宜放眼量”，没有与现实之间的必要距离，就大大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视界”，局限了学术研究的空间，从而降低了大学学术的自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久而久之，大学学术可能将失去其最终立足的根基和源泉。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而是指“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15〕。这就是，关注现实但又不简单迎合现实，而是始终立足长远，对现实持审慎的态度，关注现实中的阙如。
“思想自由”有两种形式，一是消极自由，指免于党派、教派、学派钳制的自流，即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之恐惧的自由”〔16〕；一是积极自由，则是指开阔的思想空间、活跃的思想情景、发达的思想理路，也就是“兼容并包”。但“思想自由”决不是放任自流，思想自由的立足点与根本乃在于自由地追求知识、探寻真理，是求真、崇善、尚美的自由，是关切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传统的自由。一切假、丑、恶，一切无病呻吟、哗众取宠，都不在思想自由之内。思想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智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而乘之？”〔17〕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大学总（应）是宁静的思想与精神的港湾，以心灵之宁静来执守文化的理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正是在宁静与淡泊之中才足以去把捉文化发展的细微脉络，追寻知识与真理。在对真理的探求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18〕。这或许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等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时宜，但其中所体现的却正是他们对那“宁静的桌椅”、对大学理念的拳拳守护，“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19〕他们或许更深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兴旺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崛起，或许更深远地关怀着国计民生。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20〕仔细想来，个中是非功过怎一个“爱国”与否了得？蔡先生所反对的是那种“借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日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的假“爱国”〔21〕。当然，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大学里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是情有可原的，甚或是理所当然的，但那“情”那“理”是那时的“情”与“理”，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情”与“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决不意味着大学就不应当容下平静的书桌，或者说不平静的书桌对于大学本身就是正当合理的，那时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蔡先生在信的结尾写道：“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诚哉斯言！
四
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自生于古代的书院传统，而是外生性的，实际上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社会的整体建制之中，只是由于初创时建制的不健全，加上内忧外患，从而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自由，加上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使得起步时的北大、清华就几乎达到了与国际名牌大学同步的水平。由于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知识水平的偏低与心智视野的褊狭，刚刚兴起的大学便成了文化知识传输与心智启发的先锋与号角，现实的危难把我们初创时期的大学直接卷入社会的急风暴雨之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并形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学之风气。五四之后，随着外患的转移，文化上追求的目标日益凸显，保守与激进、科学与玄学、文言与白话，各种不同的文化追求在大学知识人的视界中此消彼长，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大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旅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刚刚成形的大学传统依然在战火与硝烟中顽强地生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在世界大学史上也不可多得的典型。
严格说来，我们大学的历史太短，我们的大学又一度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大学尽管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大学受社会冲击太大，特别是“文革”十年，对作为大学根基的文化的冲击和对大学本身的冲击都使得本来传统不深厚的中国大学精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向来就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大学知识人本身内外在都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去执守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精神传统，所以，实际上我们对大学精神与大学传统的培植与守护远远不够。当商业化的大潮汹涌而来，我们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有没有成形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我们曾经有过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是否还依稀可见？当初蔡元培先生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的“为学问而学问”〔22〕的北大宗旨今天是否还拳拳萦怀？
今天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知识经济的宏大背景中，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此同时，产业化、国际化、××化的口号迭出。今天，美国的“硅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每个有（理工科）大学的大城市都在建构各自的“硅谷之梦”。一个比尔·盖茨就让无数大学生心怀梦想，坐立不安。大学城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人们（特别是当地政府）对大学城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大学能否承受如此之“重”？大学该如何承受？如果大学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又会如何？那些与“硅谷梦”无关的学科专业怎么办？当大学成为梦想的加工厂，当大学成为专利技术的制作坊，大学将何以成为大学？大学何以去“产业化”、“国际化”？一味地提倡大学的“产业化”、“国际化”，视保守为落后，对大学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几年前随着钱钟书等国学大师的谢世，几位老教授有感于文科人才的衰微，而提出设立文科基地的构想。当大学文科占主导地位的是新闻传媒、公共关系、外语，而文史哲倍受冷落，当大学的学习更多地是为应付考研、出国，文科基地培养硕学鸿儒的梦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的围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净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23〕我们不是早已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吗？一流大学的根基何在？我们一流大学的理想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海德堡、哥廷根，还是斯坦福、麻省理工？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一种规范而单一的所谓“一流大学”的模子让大家都往里面套，一流大学的发展本身就应是有个性的，有各自大学传统的累积与发展的，不可能就只有一种。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没有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的深厚而悠久之渊源，并在扩展人类文化的智识视野、提高人类文化的智识水平上，作出独特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再去实现大学自身传统的累积与发扬，一流大学的蓝图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应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24〕也许，这才是大学其“大”之根本所在，那么这是否也是一流大学的“一流”之所在呢？
注释：
〔1〕〔12〕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书》1998年第5期。
〔2〕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之四，《随笔》2001年第4期。另见参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3〕《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4〕章碣：《焚书坑》。
〔5〕〔6〕〔7〕〔16〕〔23〕〔24〕金耀基：《大学的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5、18、172、23、24页。
〔8〕参考李公明文“师范生”，《随笔》1995年第3期。
〔9〕《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成长文摘》第4辑，第171～172页。
〔10〕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11〕〔13〕〔14〕〔20〕〔21〕〔22〕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213、363、238、415、365页。
〔15〕刘建军:《昨日院士萧公权》，《读书》1999年版。
〔17〕转引自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8〕德里达等：《大学、人文学科与民主》，《读书》2001年版。
〔19〕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读书》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