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如此“私典探秘”

作者：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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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日记中有一位日本人士，名叫羽太重九。据统计，从1912年至1929年，他在鲁迅日记中一共出现了七十七次。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毫不蕴含鲁迅“最私秘的情感”和“婚外恋情的隐喻”。但十余年来，经过某些中外学者的“私典探秘”，一泓清溪竟被搅成了一潭浊水。明白真相的人不禁为当下的这种学风而扼腕顿足，而不明真相的人则被种种时髦说法弄得满头雾水，莫衷一是。
　　最早发表这种奇谈怪论的是著名学者千家驹。在鲁迅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他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文章披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旧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之同居。主要论据则是1912年7月10日鲁迅日记：“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圆。”这位老学者解释说，鲁迅把寄给羽太信子的信件称为“家信”，可证实鲁迅与信子原是夫妇关系。
　　事实上，羽太信子当时并不在日本，而是跟丈夫周作人同在绍兴老家。她于当年5月16日分娩，得一子周丰一。为了照顾产妇，其弟羽太重九专程护送信子的妹妹芳子来华。由于信子娘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父母、祖母均健在，弟妹共有三人；此时周作人又正在家赋闲，所以鲁迅寄钱给“羽太家”予以资助。所谓“寄东京羽太家信”，并非寄“羽太”(信子)的“家信”，而是寄“羽太家”的信。当时鲁迅寄信给羽太信子，日记中的记载是“致二弟妇信”。大名鼎鼎的千家驹曾经将“羽太”与“信子”断为两人，这回又妄解鲁迅日记，刻意制造绯闻，的确是一种对自己对读者对鲁迅都极不负责的态度。
　　沿袭这种学风的人当中有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李天明。2000年12月，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为了摆脱“革命话语”的潜在制约，他用“私典探秘”的“新方法”曲解文本，把社会性、批判性、战斗性极强的散文诗《秋夜》、《复仇》、《希望》等名篇通通归纳为“情爱道德”主题。他提供的“新颖的、独创性的阐释”是：《秋夜》中的枣树象征“鲁迅困窘的夫妻生活”，《影的告别》表达的是鲁迅“希图离异妻子的意愿”，《我的失恋》中的“我”其实就是“鲁迅本人”，《复仇》折射出的是鲁迅与朱安“夫妻间的对抗”，而《野草》中大量出现的与“野花草”相类似的意象则是“婚外恋情的隐喻”。在这位著者眼中，《野草》不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而是“鲁迅渴望情爱心理被激发以后的产物”。他的结论是：“没有朱安也就没有这束奇诡瑰丽的《野草》。”
　　李天明的研究很快在国内找到了知音。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在一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书评，认为这部“私典探秘”的“专精之作”是《野草》研究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显示了相当娴熟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以及一个成熟学者的学术创造性”，“揭示了一个不同于神圣化的‘革命家’的鲁迅形象”。当然，这位年轻的研究生也批评了李天明先生的“偏至”：表现为李著以个人私典解读作品时不够彻底，还忽略了“一个神秘的H君(很可能是女性)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这位研究生虚构了一个罗曼蒂克的情节：“在许广平之前还有许羡苏等新女性以及一个神秘的‘H’君(很可能是女性)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妹妹，女高师的学生。而‘H君’是谁呢?‘她’至迟在1924年2月8日，已经到砖塔胡同61号访问过鲁迅；此后频频来访，直到1925年7月1日，‘H’君来别，此后变成了书信来往。可以推测，鲁迅在日记中如此讳莫如深地称为‘H君’的人有可能是一个新女性，并懂得日文，在许广平真正介入鲁迅的生活之后，H君就辞别而去……”
　　事实上，这位H君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羽太重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秘女性，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日本男人。鲁迅之所以将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称之为“H”君，是因为在日文中“羽太”二字的发音近似“哈达”(Hada)。“H”，正是取“羽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在1924年之前，鲁迅在日记中直称羽太重九或重君，直至1924年2月8日才在日记中改称之为“H”君。原因是其时鲁迅已跟周作人决裂，而导致兄弟不和的决定性因素是羽太信子的挑唆。鲁迅曾采用“宴之敖者”或“宴敖”为笔名，因为“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鲁迅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憎恶这个日本女人，认为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国和日本人的恶德，所以不愿在日记中出现羽太的字样，于是“讳莫如深”地将“重君”改写为“H”君。这位研究生提到的1924年2月8日“H君”来访，是指鲁迅被羽太信子逐出八道湾之后，羽太重九到鲁迅临时租赁的砖塔胡同61号探望。这位研究生提到的1925年7月1日来别，是因为羽太重九来华探亲后准备归国，特来向鲁迅辞行。7月2日，周作人赠重九旅费三十元，7月9日重九离京。所以，“H君”辞别而去，与鲁迅跟女人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这位年青的学者在《鲁迅日记》已经注明H君即羽太重九的情况下，仍然以想入非非来解释《野草》的创作动机，恐怕只会亵渎鲁迅，误导读者，同时也使自己在学术上走入更为“偏至”的歧途。
　　羽太重九在鲁迅跟周作人夫妇决裂之后仍与之往来，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鲁迅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在鲁迅的遗物中有一封H君——羽太重九1925年10月7日的来信，其中写道：“……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次回到日本，发生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种种问题，幸得兄长的厚情援助，我是多么幸福呵!”羽太重九在这封信中感谢鲁迅为他的婚事操心；又说，他打算在近期内开铺子做买卖，必须筹措一千元的资金，再次函请鲁迅大力帮助。羽太重九在这封信的附言中还提到北洋军阀政府当年8月12日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一事。羽太重九对中国教育当局的倒行逆施表示气愤，并希望鲁迅“今后更加努力奋斗”。俗语云：“肺腑如能语，医生面如土。”我不知那些“私典探秘”专家看到我援引的这封信之后，是面色发黄?还是面色发红?抑或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近些年来，解构革命话语，颠覆鲁迅作为革命家、思想家乃至于文学家的形象，已成为文艺界、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只不过颠覆者各有各的绝招，各有各的路数。如果一定要把颠覆者分为九流，那么“私典探秘”的勇士位处哪一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