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王朔的圈套

作者：靳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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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入新世纪的头一年，王朔继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只用了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陆续推出三部文章结集，以密集度颇高的轰炸昭示再度出山。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的几本书里没有了他所擅长的以文学形象说话，而是代之以评论、随笔、访谈对话等说理性文字，他要借这种新的方式直接发言。应该说，他语言的机智与调侃，都不失其惯有的风格，而他凭着近十年对大众文化圈的涉足与关注，亦能时而道出作为亲历者的切近感悟，还有他对作品和世相的指点品评，同样不乏点穴入骨的精到之笔。只是留在他书中的缺失，也总是那样显豁刺目，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其观点有何偏颇，因为任何极端的言说，都不妨可以视为一家之言，姑且算作是聊备一说。他那值得关注辨析的缺失倒是，在一些重要的认知判断上，他常常无法做到自圆其说，以取得说理辩识的自洽，而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他频频跌入自设的陷阱。
　　王朔广招物议和诟病者之一，是他的所谓反智倾向，这大多见于他就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其实，作为一个构成复杂且又广泛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在作为一个实体和集合概念被界定时，可能因为这个概念内涵在定义宽窄上的差异，它的包含对象和适用范围，也就是这一概念的外延会有相应的不同。也正是有了这个颇具弹性的伸缩空间，王朔便莫衷一是地玩起了语言游戏。他对知识分子的拒斥与认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的：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有过不通人情和妄自尊大，且拿知识当作了恃强凌弱的资本，这便给他留下了恶劣印象，“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他的这份印象和认识之强烈，以致于到了这种程度，“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即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他没有试图去作出解释，为何他那么容易回到自认为褊狭的原处，却是一任这种感知漫延泛滥开来，锋芒所向几近于无孔不入。比如，他认定了“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而知识化或概念化显然又系知识分子所为，偏偏他在个人的文字生涯里，常常“不知道怎么摆脱概念的控制”，于是就有了恨屋及乌，“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前述引文均出自《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见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无畏》)。不能否认王朔所具有的敏锐，他显然从一个庞大的集合体中透视到某些个体，从一个群类实体中悟得某些属性，但这并不能成为由此以偏概全并反戈一击的全部理由。面临一个判断对象，对其全部外延只作有限把握，却爱大包大揽地使用逻辑上的全称判断，这就好像是，他将知识分子化作眼前的一堵高墙，能从中扒抠出残砖碎片，就以之狠狠击打墙面，若不见其轰然坍塌，便不肯爽心快意而去。
　　当王朔谈到自我身份的归属时，他同样是依照这种方式，悠游自在地玩起了近似大变活人的法术。他一会儿以学历为界，区分出精神的无产与资产阶级，“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我在这儿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我是一什么呢?我和那帮文盲都是精神无产阶级”(《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一会儿他又变了标准，来一番调侃的夫子自道：“他确实是没念过几年书，至今看罗素还在打瞌睡，要他做知识分子，那就是赶着黄花鱼登陆，猴子尾巴立刻露出来，一天也混不下去。”(《我看王朔》，见《无畏》)如果有谁要拿了这些话当真，掉头就会发现他还有不少完全相反的言辞，说是要称为知识分子，他是当之无愧的，以笔为生，朝思暮想，贩卖的都是精神活动衍生物，每一个字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之内，创造价值数以亿计。所谓痞子，也是文痞，他与知识分子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王朔仿佛操控着一扇调节自如的闸门，在知识分子的概念空间里，他想往哪个方向漂流，全看他一时信马由缰的雅兴所致。初看那些戏言似也只配付诸一笑，大可不必较真，其间层层叠叠且又反反复复的油彩，就权且当作是勾勒了一副飘忽不定的阴阳脸。只是我也读到了王朔的这种表述：“咱们大家都自我批判，然后批判社会，我觉得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是知识分子，就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就得这么干。”(《谁的理想与价值》，见王朔、老霞《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蒙汗药》)尽管可以肯定王朔在此番言语时的正襟危坐，且一脸严肃地把自己放进这个批判者行列，但我还是像从一个定格太久的油滑扮相上，骤然间看到一派凛然的神圣，恍若听他在重叙一个新版的狼来了的故事。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王朔在替自己的为文风格支付某种代价，他在那个为之陶醉的姿态里，用情太甚且又自恋得太深，当他的姿态凝固成一种形象时，它背后依然留有的那份真切，反倒在一片语言的泡沫里蒸发掉了。
　　这种困扰如同套上了停不下来的红舞鞋，就在他以相对严谨的方式，企图辨识并捋清某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时，有些让他不屑于深究甚或随意放纵的含混，仍然如影随形一般地挥之不去。在一篇创作谈中，他曾经说到对海明威和雷马克等作家的认同：“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更多的是描写灾难、绝望和空虚，但同时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了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没有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和萎靡偏执。不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龌龊的人际关系，总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温情。”(《欣赏与摈斥》，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在知识分子和病态萎靡之间，当王朔那么轻松地划上一个严丝合缝的等号时，他似乎不该忽略，自己挺受用的那点温情，其实还是知识分子所酿造的。因为，即便用上划分现代知识分子的任何苛严标准，能将海明威一类作家筛选出局的，实在是微乎其微。所幸的是，对个人心中那扇坦诚的窗口，王朔是不愿意将其关闭封死的，他有过这样的反省：“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我的文学动机》，见《无畏》)仿佛环顾四周遮风挡雨之墙，都遭致弃如敝屣的命运之后，他意识到了某种空茫茫的无所持守。再说，眼前投石击墙的游戏还能尽兴地玩着，那也是因了总有默默垒墙的群体，否则，无所节制的游戏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依凭。
　　在《我讨厌的词》一文中，王朔列举出“理想、精神、价值、自由、信仰、阅读……”等一百多个词条，而后声言对它们的讨厌：“我一看这些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这好像是黑话，使用这些词的男男女女似乎都来自同一个背景……甚至我猜他们互相睡过觉。”(见《王朔最新作品集》，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作品集》)像这样唾之近于念咒，厌之如见瘟神，王朔在洋洋洒洒的行文中是否真能谢绝这些语词?原来，就在这相隔不过数月的几本出版物中，他也频繁使用过其中的一些关键词，这里所指的，当然是正面意义上的使用。他就这样表白过心迹：“人类有时需要激情，为某种理想献身是很大的东西，我并不缺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必须出自内心”。(《我是王朔》，见《作品集》)初看这里面的矛盾显得颇为怪异，而将其作一些市井生活的还原，反倒容易理解。我由此想到近一年来，一种街头纠纷的近似报道，已是多次见诸传媒之上：完整的故事常常是，一外地客进入某陌生城市，迷路时向一年轻女子问路，刚开口称呼一声“小姐”，轻则招来红颜一怒愤愤然而去，重则招来女子劈头盖脸一顿辱骂，若女子身边还有蛮横的护花使者，出拳致伤致残者都曾真实地发生过。这平白生出事端的缘故何在?盖在于“小姐”一词，已被那些女子视为不良从业者的称谓。而以该词之本义，称呼年轻女子又能何错之有?一词激怒闹市间的妙龄女郎，就像如上百余词条惹恼不惑之年的王朔，外加有些时候，谁说他是知识分子他就跟谁急。显然，这番闹剧虽说也让街头多出一点喧腾，但它平添的只是几许市井的使性斗气和轻率莽撞。在语词牵连的文化世相上，王朔懒得去苦心孤诣地深耕细作，于是就舍远而求其近，在自己够得着的表层意义上，将一腔腻烦倾洒出去，这样一时痛快过后，回头却发现还得面对自己留下的尴尬。类似的遭遇一多，便不免令人悬心，如果就连对语词概念的把握，他都耍起了过于情绪化和极端化的脾气，而他却要凭着辨析说理的文字去营造几个本头，并以之信手敲打读书界的山门，那么，他赖以自信自豪的立足点会在哪里?
　　读他的《鸟儿问答》(见《无畏》)，一看开头活灵活现的介绍，会以为是篇记者访谈，读至最后一行的尾注，他才声明那是自己瞎编的。写小说写得发闷，便虚拟一个对话者，自己寻个开心。应该说，换个形式凑上些锐利言辞，能见出自省的真性情也未尝不可，何况他素来有此爱好，一段日子里骂上门来的热闹少了，他自个儿也要模拟出刀来箭往的声响，弄出些动静以广招徕，即便门前池塘里没了浪花，他在案头茶杯里都能兴起风波，这已是屡试不爽的。但是，谁若只抱着这种眼光去看待王朔的再度造势，那就得跌一回眼镜。有了几篇骂自己的文章，他回头就亮出了那把手中的底牌，其感觉不外乎就是，有了这一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虽然别人说我是为了踩着自己骂别人什么的，我倒也承认，这样我骂起别人来我更理直气壮……我再跟别人开练的时候，我有很大道德优势。我不必设计它，肯定会出现这种效果……我有强烈的感受，我抢了一制高点。操，进可攻退可守。我自己都佩服这招儿太高了!我现在独孤求败。”(《给我顶住》，见《作品集》)以为能自揭疮疤自我挑刺，就是拥有了非同凡响的道德优势，就能包打天下无敌手，直到独孤之人想求一败而不可得，这种感觉和推导固然美好，却未必能够靠得住。首先，以自诩的道德姿态去挞伐一切，这还早在王朔小说创作之初，就是为他格外不齿且又嘲讽有加的。更何况，自己抛给自己的骂声刚起，就在为占了什么制高点的招儿而喜不自禁，此时的道德成色和纯度已经打了折扣。再说，敢拿自个儿开骂，总还有个自我了解的前提，若遇上知之甚少的对手，又哪能拿他人贸然开练?重新打量他的给自己动刀子，怎么看也像是透着几分江湖之气。如同野史传奇里常见的，某好汉在叫好声里上得台来，先拿自家胳膊腿肚扎上一刀，眼见得手起刀落并立马见血，如此一来就镇住了场子，往下拿谁祭刀都似乎师出有名了。王朔真还有过类似的解说：“我自个儿拍着板儿砖自己就过了，那旁边抡着棍子的人都傻了，这哥们儿已经满脸是血了，还能说什么呀?”(《动物凶猛》，见《作品集》)问题在于，就是照了这个办法，即便拿刀把自个儿浑身扎满窟窿，用板儿砖拍碎自家的脑门，也并不能因此就具有什么道德豁免权，可以肆意到他人身上如法炮制。也许是过于倚重了这种道德优势，一些更为务实的着力点，反倒被他有所荒疏。反正是凑足了“满脸是血”的本钱，往下逮住哪些个不顺眼的，要刀刀见血乃至见谁灭谁，都似乎是天经地义，至于操刀的功夫如何，自然是不在话下了。比如，他在面对一些卷帙浩繁的著述或创作时，时常择其十之一二看过，就开始指点作品激扬文字，他为之寻找的理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在一道菜和一部完整作品或一段精神履历之间，这其中的差异暂不去说它，王朔不该淡忘的是，他本人在看待一些针对自己作品的评论时，曾经有过的抱怨恰恰正是：那些人对他的作品远非全面了解，粗略看过便急于发言，在草率中大言欺世。
　　依照一位对话者的说法，王朔要“把中国这种沾文化边儿的人排头砍去”，面对如此浩大的砍伐工程，难免会让步入森林的斧手刀客生出些寂寞。果然，他暂且搁下单挑独打的方式，随即有了他呼朋唤友的连篇对话，在一片广袤的人文知识天地里，开始纵横驰骋并颐指笑骂。因为广涉众多学科知识门类，他们那些言之凿凿的神态，虽说时时让人心生疑虑，但作为一种印象点击式的文字，似乎依旧无须对其求全责备。只是他们在有些话题上的远离实情，才把一个不可小视的症结突现出来。王朔与老侠谈及传统文化，不仅把一位学者归入现代新儒学之列，还再三抨击其观点：“像李泽厚等人的中国文化将拯救人类的那种大话，不过是用舶来的词汇与说法重新包装了一下。”(《文学语言的泛政治化死亡》，见《蒙汗药》)其实，不要说深究李泽厚近些年的著述，哪怕只是草草翻阅过，都不至于有此断言。对现代新儒学的“不敢追随”，李泽厚的确说得明白而又繁多，“有人说儒家是最好的，明天就能拯救全世界，我看是头脑发烧。”(引自《为儒学的未来把脉》，见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对现代新儒学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定性，李氏有言：“它在建构宗教性道德方面可作重要贡献，但不可能依据它来‘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它可以有某种宗教性的社会功能，但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政治功能。”(《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见《世纪新梦》)这里稍作引述对照，与原意不符的出入就明显不过了，而要做到言之有据，需要的只是对论辩对手的起码尊重和基本了解。要知道，恰恰是一方面出现着这种疏漏和失误，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王朔和对谈者反复倡言，面对知识的神圣要诚实、谦卑和敬畏，并将其强调得不厌其烦的过程。看来，就像朝自己拍几块板儿砖的道德优势，不能那么轻易地变成学识优势一样，面对知识的任何动人辞令和优雅态度，如果失去了踏实的躬身践行，以及行之有效的思维与操作方法，也同样只会剩下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继而显示一个空泛的姿态。
　　从早些时候对文学形象的塑造，转向不久前对辨析说理性文字的集中操练，王朔自然会明白其中的跨度和差异。前者带给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由赢得一定数量的读者群，便有了畅行于出版市场的资本，而市场效应又保证了他持续发言的权力。在他拥有并把玩起这种权力的时候，他很快发现，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声音开口，都会有人奔着那张熟悉的脸庞而来。更何况，他在先前的编写故事之余，已经用了种种文字与他人交手过招，至于小试牛刀的效果，有访谈者向王朔面呈过：“说你脑子是奔腾8，他们也就是286，就肯定是摆不平你。”(《爱你没商量》，见《作品集》)。这都让王朔添了自信，凡是码字拼脑力的活儿，到了他手上，哪样不是玩得出神入化?就像从前武林中耍弄棍棒的某位高手，一旦变换个招数，赤手划起拳路，只要登台亮相的还是那条好汉，赢得的满堂喝彩就会依旧。应该说，王朔的某种错觉也正是由此而起，那棍棒高手挟着先前耍出来的艺高人胆大，外加顾盼自雄的万丈豪气，往往会助长他对拳路门道的傲视和轻慢，豁上身家性命的修炼少了，临到真正走步上场并发功出手，时常就要踢打出一些五迷三道的醉八仙拳脚，自认为功夫了得，连呼看招之时却无人上前接招，本来是看破那点招式的人们在冷眼旁观，他却从中得了个颇能自慰的结论：此乃高手寂寞、独孤求败!
　　看王朔对发言大权的使用，便想到这世上凡有权力落脚的地方，总会有那么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他有一种怎么痛快怎么来的感觉，某次酒桌上听醉客评鲁迅：“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王朔便感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我看鲁迅》，见《作品集》)。还有，他同样想着发言之权的不用，过期就会作废，“我认为现在为自己写作正是正当其时，我这时候还有点资本可以挥霍，我准备挥霍一把”(《谁比谁傻多少》，见《作品集》)。另外，他也有坐稳一把椅子后的闲适心态，就如何适应生存环境少一点幻想，他几乎说得不留余地：“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你就绝望，就反抗，最后自杀?那你是犯了蔑视人类罪……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我是王朔》，见《作品集》)读着这一类的话语，遥想王朔留在文坛上的反叛背影，会令人徒生一层雾里看花的茫然。可以说，即便作为一种行文风格被充分尊重，王朔在这几本畅销书里所留下的，还是充斥了过多的随心所欲和放纵失控，以及某种高视阔步的过度膨胀。而其中一个缘由，又是因为他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发言权，比较而言，这种权力离有形的朴实知识要远，离市场的无形巨手则显得更近。
　　有一位王朔的对谈者说：“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见《蒙汗药》)起初看王朔的鸣锣击鼓出山，恍然见他肩扛手提着强弓利箭，未料一阵热闹过后，观众们揉亮眼睛，不仅要帮他捡拾满地射飞的流矢，还得时常寻找不知隐身何处的箭靶，不知这一情形是否在那传统逻辑之列。而一碰上传统二字，要知道王朔可是有一副火眼金睛的，“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我不禁想问，他是否也会一不留神，就落入尚未自知的圈套和陷阱，而恰恰在自以为站到了“它的对面”，并且满有把握的时候失察失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