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2期
日记与史学（代序）
作者：罗以民
字体： 【大 中 小】
我推荐出版《宋云彬日记》（下称《宋记》），是我觉得它对于今后治中国当代史——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甚至是物价史、再甚至是小至酒价史的人都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正式出版该书,名为《红尘冷眼》。
胡适序董康《书舶庸谭》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宋记》堪属琐屑，事大至为何毛泽东选票会少了一票，事小至买几个酒杯价几何，皆记。然宋云彬官曾至副省级，又骤成“右派”，其间之巨大落差，可使这位熟读经史的人感慨良多。宋云彬曾任过建国后浙江省历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后来又校注过《后汉书》，我们多少可以从《宋记》中看到一些史家眼光。《宋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宋云彬喜欢直抒胸臆，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一部可以见到真性情的文字，甚至字里行间还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一点“名士派头”。1957年之前，他基本不用曲笔。他三十年来的日记基本不说假话，无谄媚之语。实在说真话又不行时，那就只能不记日记，如打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他就不记。但从他在杭州罢官后一连数日敢于赤脚走到河坊街的记事，完全可以感知他当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虽然他在日记中巧妙地记为因为患脚气而赤脚，但这也似乎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检查作一借口）。宋云彬不是完人，也有不少缺点，日记中也有不少错话,但他记下了在“文革”开始时，为了保全自己，竟然一连贴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海宁同乡、版本学家陈乃乾十几张大字报的事。惟独这种“血淋淋”的真实，方使我们感到这种真实的力量。那是一个使人疯狂的年代！这样的日记方配为正史作注脚。
封建社会的正史多是“为尊者讳”，因此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不妨多读些日记。
一
第一，日记可纠正史之误。
1900年庚子之战，从大沽守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直至清廷的宣战诏书皆称八国联军首先开炮，而八国联军则称清军首先开炮。我国史书向持“联军先开炮”说。但根据当时中外报纸的报道（有部分外国记者亲临观战），及俄国《新边疆报》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斯基的战地日记的记载〔1〕，可以确知系清军首先开炮，只不过试射和第一群炮弹均为远弹。当时联军军舰已侵入中国内河，清军首先开炮并无不当，何况裕、罗早已接到了要求他们切实阻击的“严旨”。清廷当时称对方先开炮，主要是为了唤起内外舆论的同情，而罗、裕则是出于某种个人的考虑。
又如，雍正御修的《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的形象为：“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2〕但这段话到了《清史稿》里竟变成了“岳立声宏”〔3〕，由“高鼻子”成了“高个子”。其实，康熙身材仅中等，而且还是麻子。1692年来华的俄国使臣伊兹勃兰特·伊台斯（荷兰人）的日记明确记载康熙“中等身材”，“脸上有麻点”，但也记载了康熙“鼻子隆起，略歪”〔4〕，此条与《实录》同。如果我们再考证与这位荷兰人同时都在中国的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报告〔5〕，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伊兹勃兰特·伊台斯日记记载的正确性。至于康熙身高，再考之于今北京故宫保存的康熙衣袍，可以确定决不会超过一米七。
第二，日记可补史籍之不载。
如《曾国藩日记》载清军攻下南京，“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6〕，可见洪秀全五十岁死时，已非常衰老，或者洪原本就是秃顶。此种记载惟曾氏可记，因为洪秀全久居深宫，头又戴帕，即使天国将士亦很难知道他们的天王是否有头发。
又如，《圣祖实录》多记“上行围，射殪一虎”或数虎，但皇帝仆从甚众，实不知康熙是否能亲自射死老虎？读《张诚日记》方知康熙至少用火枪亲自射死过三只老虎，并且有详细的描写。而且康熙射箭亦极准，还能左右开弓，骑术过人〔7〕。张诚为法国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随侍康熙多年，但其记载并不示之于清廷，受众仅是法国或后来译传的欧洲人，因此就较为客观准确。再如，康熙至古北口阅兵，张诚就认为“像这样八百人一营的步兵（按：配备有五六十门小炮），肯定抵挡不住我们的一百人组成的骑兵中队（按：指法国军队）的冲击”。〔8〕这样的记载肯定要为清廷所不高兴。明清两代有不少西人来华日记存世，这实在是我们以往较少进入的一个史料库。
第三，读日记可见出历史人物的习惯。
如读《林则徐日记》则可见他常记“见客数起”，不记见谁，谈何事。而《曾国藩日记》记见客亦多不记见谁，议何事，然是“坐见”还是“立见”却一定记得很清楚，岂非咄咄怪事。而王文韶亦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官与曾国藩平，所记日记则清清楚楚记录某人来〔9〕。其实，记日记多由个人习惯使然，以文网森严来解释林、曾未必确。而读《郑振铎日记》则知其虽为文学家和著名版本学家，亦好“雀战”，且屡屡于日记中发誓戒赌，然又再作冯妇。由此亦可知为何今日麻将打遍了全中国，而且还走向了世界！青年郁达夫逛钱塘江畔花牌楼和杭州拱宸桥，便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两地的妓寨和妓院。读《郁达夫日记》尤知其对男女事格外留意。
第四，读古人日记方可走入古人之内心世界。
前些年笔者曾撰文万言批评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有一条便是说他的创作未能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不仅是文学，历史研究亦有一个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问题。史学并非仅仅是研究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事件都是由历史人物去进行的，所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亦非常重要。如未正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理，虽遇真史料亦可导出错误结论。试以《林则徐日记》〔10〕为例。林则徐与琦善之关系早有蒋廷黻〔11〕和茅海建〔12〕说得很清楚了，但考《林则徐日记》还可知林、琦关系很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林则徐奉诏入京，行至定州地面。琦善虽在京，却专遣才官赵永年往定州迎接林则徐。越二日，林则徐已过保定（琦善节署驻地）抵安肃县，“静安（琦善字）节相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谈至夜分而别。是日未刻冬至”（“谈至夜分”事小，然请注意林则徐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一天是冬至，而查证历书这一天也确为冬至〔13〕。这个冬至对下文考证林则徐对龚自珍说谎很有意义)。
龚自珍乃鸦片战争之际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而魏源则受林则徐之托著《海国图志》（林将自己主持译著的重要世界地理文献《四洲志》交给了魏），此三人亦为“宣南诗社”诗友，前年香港回归，便有人大谈林、龚、魏之友谊。林则徐入京奉旨禁烟，龚自珍在京有“十大建议”赠他，这便是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14〕。林则徐给龚的回信〔15〕说自己在京时太忙，是在“出都后”才看见他的“鸿文”，虽对其“鸿文”大加夸奖，却对龚想随同南下禁烟的意图婉言拒绝。考林之日记，可知林则徐此信说了一个谎。林的这一封信落款日期为“戊戌冬至后十日”，这一天为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可《林则徐日记》记载林在该日还在京觐见了道光，去军机处领钦差大臣关防，“饭后出城拜客”（但可以肯定拜的不是龚自珍，否则便不必写那封信了）。日记记载是自是日七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才离京。林则徐此次在京共住了十三日，几乎天天都有出城拜客的记录。龚自珍时任礼部主事，一定很早就知道了林入京陛见的事，他给林的“十条建议”便是证明。龚既想随林赴广州禁烟，他便会把此信尽快交到林的手中，并且会密切注意林的离京时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离京决不可能是静悄悄的。林则徐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二十三日，辛酉。晴。天未明，诚述堂来晤谈，以后宾客络绎，曾梅臣、家范亭俱留共饭。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彰仪门，韩三桥、沈听篁、金亚伯、汪孟慈、黄榘卿、戴云帆、曾葆初、陈（世馨）皆送于普济堂，叙谈片刻而别。至长新店，已上灯矣。”龚自珍虽官仅六品，但作为好友是完全可以来送行的，然他却未来送行，这足以引起我们思考某种问题。
林则徐回信上最大的一处破绽是自己既言未读龚信，却能于事前嘱本家林皗瞻（即户部主事林扬祖）来向龚自珍解释一切（“而事势有难言者”），“想蒙清听”，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封信很可能是事隔很久才复的，而日期又是随便写的，林则徐显然已记不清“冬至后十日”自己并不在路上，而是仍在北京。英雄欺人，本历史常事。然百年有隐，终究一发。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林则徐并不想让龚自珍去广州。林则徐一方面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又是深受道光皇帝眷宠而又老谋深算的封建大吏。林则徐深知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龚自珍性格刚烈，往往容易出格，林如何会喜欢龚这样的人当属下呢？龚、魏有一好友张维屏，道出了龚、魏既不为朝廷，也不为林则徐所用的秘密，其曰：“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得位使权，其刚愎自任亦宋代王安石也。”〔16〕张早中进士，然又能早早辞官，其深知官场黑暗，故能出此言。
我们再以《林则徐日记》来检索林、魏之关系。林则徐发配新疆后常和内地通书信，并非不知魏源之下落，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在伊犁，从京报上看到了礼部会试放榜魏源榜上有名的消息，还赋诗《致雪逸五兄弟》，夸奖魏源“镆之不终埋”。因为这一年魏源已经五十一岁了（一般通过会试的贡士都能顺利通过殿试，但魏源因会试试卷潦草被罚停殿试一年，于次年补行殿试后才成为进士，署东台县令）。其实，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已经在二年前就写成刊行。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又刊行。咸丰三年（1852）《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再次刊行。可自道光二十五年后林、魏之间似乎已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林则徐的日记和书信中居然没有一次问及他所托的《海国图志》，甚至再也没有提到过魏源。道光二十五年年底，林则徐又署陕甘总督，此后接着又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此皆封疆大吏之职，正是用得着《海国图志》，甚至是用得着魏源的时候，可两人的友谊又杳无踪影了（可资反比的是远在伊犁却有踪迹可寻，但须记着那是仕途不顺时）。以致魏源的研究家们只好连林则徐的儿子赴京经过扬州去魏源家住了一夜，也算做了林、魏友谊的证据，若借用一句元曲真是“好不可怜也么哥！”
读《林则徐日记》使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林则徐。让我们再回到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的北京日记。该月十八日，林则徐记：“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一般臣工入宫奏对，皆跪于地。而林则徐以道光命内侍上毡垫给他跪（因当时正值严寒），感到恩宠，特记之。林则徐八次陛见还享受到了道光的其他一些笼络手段。如十三日，他第三次被召见，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次日，他第四次被召见，“寅刻骑马进内，递摺谢恩，第五起召见（按：指当日被排在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谢恩。”此后，自十五日至十八日四次召见，皆“肩舆入内”。清代百官上朝，都必须于大清门外（位置相当于今毛主席纪念堂）下马落轿，步行入内。穿过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进入大内，其距离达一公里。而早朝在寅刻，即现在的早上三至五时，在这样的黑暗中，冒着北京的严寒，步行如此远的距离，其滋味自然不好受。因此，有清一代，官吏皆视“赏紫禁城骑马”、“赏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为莫大之荣耀。读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深知林则徐对道光的感恩戴德。史书记载事件，可日记可以记载心灵感受。
第五，读古人日记可知百姓之心态。
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百姓如何想，常常事关重大。如1900年之“庚子事变”，虽有义和团之“扶清灭洋”，攻打使馆，但是否全体百姓都热血沸腾，皆愿保家卫国？为何攻入北京城的首批八国联军还不足万人，就可以迅速完全地控制住这座数百万人口的中国首都？陈恒庆“时服官京师”，住北京西四牌楼迤东，曾记载：“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17〕而《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记：“城内日人所占领之界各店铺，每家门首均悬挂‘大日本顺民’等旗号。他国所占领之界内，甚为荒凉，亦无悬旗等事。所遇华人，均手提一旗，上书‘日顺民’等字样。呜呼，惨矣！痛矣！”〔18〕至于德国占领区内，店铺纷纷易名为“德发”、“德昌”、“德兴”、“德法长”者，亦并不为奇。民心何以如此？有一部《王大点庚子日记》最能说明问题。此本日记主人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吃皇粮的衙役，其职责相当于今日之警察。当义和团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大杀教民和白莲教时，其终日之乐事是看别人或是熟人被杀头，看义和团杀义和团，看甘军与练勇局互杀，看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三大吏被砍头。真是看得好不逍遥，悠哉游哉。谁被杀死了，他便“瞧看尸身多时”。如六月十六日，他记：“至平西时，瞧看黄家店团上（指义和团拳坛），由北宫园地方拿获抬杠吴五奉教。又擒得金台书院地方居住之剃头庞九，亦天主教。伊妻被获，取保释放。不大时，焚表不起，在坛根恭设香案、鞭炮、钱粮等仪，将吴五捆绑，赤身诛之(于)祭坛。我在坛坡看的真切。回(头)又将剃头庞九搀出，仍在彼处乱刀砍毙。我并无瞧彼乱砍（按：原文如此）。”这种日记正配给鲁迅的“中国最多的就是历史的看客”作注脚。
北京城破，他居然又趁火打劫，二十二日，他记：“闻五道庙宝全被劫，我至其处，人纷拥挤，抢掠衣物，得皮衣二件，持家。少顷，将彼后院坑埋放瓷锡器。同院邻赵家、韩家、北迤范家，推一小车，彼此逃命出城。出口外，不料与众失散。我又至宝全，复(得)旧皮衣二件。行西草厂胡同，至顺治门大街，见沿途逃荒男女，纷纷不顾东西，信息太紧。”“又遇范三推小车，家眷亦与韩、赵冲散。风闻西便门关闭。同范三等推车上教场口南关中馆暂停。遥望顺治门大街路东长裕开门，亦被劫，我进内抱现钱数十吊，放在伊小车上；又进内，得东西若干。见路西富兴，进内，复得东西若干。与范三等分手，我在路东棺材铺暂躲，拾掇好了包袱，复回家。椿萱到沙土园，与众冲散，即回。后冯三来家打听，言他家已然出城，白云观候等，并连赵家、韩家一处回来探望，复回。”“午后，同韩宝璋、张三、小朱上教场三条范五家，拿车上放的被物。先我由当铺得的钱有八千零，韩宝璋抓诈钱若干。并有张三、小朱帮同持之。行南柳巷，闻兴成被劫，见十间房复豫亦抢净。沿途各铺，抢掠肆行。回，平西时。晚，各处当铺全行被抢，从此日见艰难，米面无处购买，各粮店、面铺、碓房全然抢净。以后有卖面之处：源盛、聚泰、大顺、东鸿泰、金聚山、富聚等处各粮店卖面，三更以后出卖，有铺、邻佑多人。四更就无。由此忧虑畏害怕俱胆惊，未得，胆敢举笔书记。”〔19〕
八国联军在抢劫，这日记里的中国人也在抢劫，堪称九国联军。王大点日记语多不通，可见文化不高，可他经过书铺，竟然也劫书数十本，甚至连木板也抢。此后多日又大看洋兵杀义和团，杀抢劫者。又看得快活！九月二十二日，他记到：“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按：指印度兵）找妓馆。我带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
平心而论，与汉奸比较，王大点还不算最坏。他的自私贪财在旧中国司空见惯，但他的麻木却是惊人的。不仅为入侵者嫖妓引路，还食人花生，如此之国民岂知有国？这便是大清国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义和团的气焰万丈在“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之后便荡然无存，而从梁启超、孙中山直至鲁迅的中国两代思想者都无不以国人不知有国为愤！考察庚子战争，只知义和团之豪言壮语，而不知王大点日记，就无法理解北京一百年前的“顺民”旗。
第六，读一位思想家的日记可以提高自己的史识。
当今最优秀的一部日记乃《顾准日记》。这部日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已毋庸赘言，可以引起我们一系列严峻的思考〔20〕。仅举一例，《顾准日记》记录了自己这样的学者在1959年的“大饥饿”里也要偷萝卜花生吃，“偷其实普遍之至”。他的日记还有一种照相式的精确：“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不是死蚯蚓，是蛔虫。”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21〕这样的“大特写”记录令人震撼：极度的饥饿已经使人连正常的大便都拉不出来了！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可惜这种可以使史识提高的日记并不多见。
二
清末之张荫桓以为西汉的苏武、张骞均有出使日记，不过“史佚之耳”，今人可考中国日记最早者为唐宪宗时李翶的《来南录》（元和四年，808年）〔22〕，已为学界共识。这样中国有据可查的日记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天下的日记大约可分为六类：
其一，如鲁迅言，“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其二，自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那是“以日记为著述的”〔23〕。这样的日记鲁迅、郁达夫都写过。
其三，是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我们现今看见的《周作人日记》手稿影印本，那上面记着周作人曾作过三次校改（1949年以后一次）。周作人曾为汉奸，晚年并不知自己的日记还有可能问世，然他却对自己的日记如此重视，足见日记之重要。
其四，完全伪造的日记，如所谓《希特勒日记》。
其五，即所谓真假掺半者，如周作人《戊戌日记》。
其六，在某种特定的年代（如“文革”），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不得不写一些“违心的”日记来保护自己，如顾准的《息县日记》〔24〕。这样的日记不应视为“伪日记”（如沙叶新言〔25〕），或是生了“猩红热”（如林贤治言〔26〕），而应视为穿了“迷彩服”（如陈敏之言〔27〕）。即使真有一部分属于“猩红热”（这也不足为奇，战士生存于世上，他就也有生病的可能），但那“迷彩服”里的躯体依然是战士的躯体。“迷彩服”是为了战斗而穿的。
日记如此复杂，那我们读日记时实在还应注意一些情况。
三
第一，读日记应先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切忌枉自穿凿。马积高序《湘绮楼日记》说：王闿运并不是坚决反对变法的人，“变法失败后的第三年（光绪二十六年）夏历正月，湘绮（即王闿运）还在杭州与梁启超会晤，讨论时事，也可作为一种佐证”。此处马注：“据《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日记。”〔28〕世人皆知梁启超戊戌后即遭通缉亡命海外，民国始归。考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可确知梁启超此时在美国夏威夷〔29〕。再考《湘绮楼日记》，王闿运记是日：“梁新学来，言公法，盖欲探我宗旨，答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杰，尚不屑教以思不出位也。”〔30〕此梁氏不过杭州一儒生，“新学”不过是其名字，与梁启超并不相干。其实，王闿运在前数日（正月四日）的日记中还在大骂康、梁，他如何又会突然与梁“会晤”呢？
读今人日记也有这样的问题。眼下这部《宋云彬日记》，常记到一个王若水，但此人决不会是那个写《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王若水，因为《宋记》中的王若水在“反右”后期便自杀了。
又读周作人《戊戌日记》，可常见其单独使用一“去”字，或言“兄去”、“偕兄去”，而不言去何处。这一年周作人才十三岁，在杭州。我们读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便可豁然开朗：“那时祖父介孚公因科场案系杭州府狱……日记上遇着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周作人小小年纪便知避讳，真是早慧。
第二，可找相关的书来对勘，以求互有发明。鲁迅的日记学界一向以为严谨可信，动辄征引。可鲁迅却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而日记若“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今天拿《鲁迅日记》和他发表于《世界日报》上的《马上日记》来对勘，就有天差地别。比如同为1926年6月28日的日记，从字数上看后者就为前者的七倍多，但应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因为两者的受众不同，即使同记一事那记法也很不一样。鲁迅在《马上日记》中狠狠批评了一家药房、抱怨了L君家的佣人和L君的太太对自己很不客气（见了鲁迅的名片也不让鲁迅进门等一等他家主人），但因为是登在报纸上就不能随便点名〔31〕。但以《鲁迅日记》对勘，便可知那药房是信昌药房，L君为刘半农。如果刘半农看见报上这篇文章，大约可猜出L君是谁。刘半农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北帅府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32〕。鲁迅与刘半农很熟，却不想刘半农太太明知来者是鲁迅还是将他拒之门外，鲁迅自然不高兴，又不便对刘半农说，只好登在报纸上。此事可以推知，刘半农几乎没有跟自己有文化的太太谈到过鲁迅，虽然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夫妻。但那天鲁迅有一件事不便登报，那就是“濯足”。
然拿鲁迅与郁达夫的日记对读，可知他们确为好友，时常来往。但鲁迅记到郁达夫的地方多，郁达夫记到鲁迅的地方少。1928年元旦，郁达夫记：“昨晚上北新请客，和鲁迅等赌酒，喝了微醉回来，今晨还觉得有点头痛。”〔33〕《鲁迅日记》1927年12月31日记：“晚李小峰（按：指北新书局老板）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34〕而次日日记仅记“无事”二字了之。可知鲁迅大醉呕吐之后的日记是次日才记的。相比较之下，同为作家日记，鲁迅所记要比郁达夫详细得多。
张德彝为晚清外交官，其《三述奇》是其1871年访法的长篇日记，这是中国人惟一目击并记载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张德彝是逐日记日记的，其实他是不自觉地记载了巴黎公社产生和消亡的全过程）。当时，张德彝是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陪礼道歉（并付赔款白银五十万两）的，可他至巴黎正值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观其日记，不见他有丝毫庆幸法国被德国打败，甚至法国政府逃往凡尔赛也不见他有丝毫的幸灾乐祸（这样至少中国的赔款可以延缓了），反而对巴黎公社充满仇恨，视为“叛乱”。张德彝并不是因为巴黎公社民兵威胁到了他的安全，他们几个中国人反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参观卢浮宫（“至陆雅巷，观集古楼”），悠哉游哉。张德彝十六岁考入总理衙门同文馆，1866年仅十九岁就为外交官（八品），此次赴法前他已经被三次派遣游历欧美各国，外语很好。此次已不是第一次到巴黎了，他可以直接通过交谈就可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巴黎公社的反对是出于对巴黎公社的了解而并不是不了解。他敌视巴黎公社固然是出于政治，但仅从张德彝是地主阶级，是其反动本质决定他必然与当时已处于劣势的梯也尔立场一致显然是肤浅的。张德彝从国家、民族，即使从理智上来说亦应该同情巴黎公社（慈禧或任何一个乡绅若在北京听此奏报理应欢呼），然却取了相反的立场，这可使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考虑问题：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形成的红色恐怖是否也有自己的负面效应？（我们以往的总结都是巴黎公社镇压反革命不够，但及时进攻凡尔赛与在城里杀人过多是两个问题）巴黎公社标榜的直接民主是否当时就为大多数的巴黎人所不相信（当时的法国人早已经历过1793年的大革命，它留给整个欧洲的印象就是恐怖主义。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恐怕也早已让人不再太容易盲从，头脑能渐渐冷静）?当然，张德彝的日记中亦有不少搞错了的东西，这也是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了别国都在所难免的（如“万洞坊之铭胜铜柱，被炮击碎，铜块纷飞”。这个铜柱即今译为“旺多姆”的圆柱，但它不是被炮击碎的，而是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1871年5月16日拆除的）。但是，当时二十四岁的张德彝决不是头脑冬烘之辈，他有一定的观察能力，于感动处即使对公社亦不无赞扬之笔：“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按：指被俘的巴黎公社战士）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35〕这就是马克思不曾亲见的巴黎公社战士的战斗精神。读《三述奇》，兼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将更有心得。公社的精神要得以永存，今日的诸多不完善亦应从源头上去进行反思。无反思，无以永存。
第三，读前人日记也可能会遇见一时读不懂而又无从查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典籍可考，因此只能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凭经验去逐渐领悟。二十年前我始读《鲁迅日记》，常见鲁迅每隔约二十日便记一次“夜濯足”，心中大惑不解，难道鲁迅忙于笔战便可以二十日才洗一回脚吗？也曾鼓足勇气将此等小事请教过几位师长，均以为鲁迅卫生习惯可能较差，甚或有人还告我：“天才都是有怪癖的。”我心忐忑，便存疑二十年。直至今年国庆，一位昔日一同插队的同学请我去街上的“洗脚屋”洗脚，这才知道所谓洗脚实为脚底按摩，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终日伏案工作的人尤为需要。于是我便顿悟。鲁迅平日较少体育活动，二十日去做一次“洗脚”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余生也晚，大上海的旧式“洗脚店”早就销声匿迹了。因无一本民国的《百科全书》来考此等小事，害得我等几疑鲁迅怪癖二十年。此类小事，大约总无现成的书查，只能凭自己的经历去理解。亦有人曾撰文说《鲁迅日记》中的“濯足”乃是记自己“性生活”的隐语，此实穿凿附会。考《鲁迅日记》，1916年全年鲁迅“濯足”仅一次(为5月4日)，时鲁迅年仅三十六岁；而晚年五十余岁，反“濯足”日频，几乎二十日一次，如此还不一目了然吗?《鲁迅日记》中还有“濯腰”，“洗澡”，试问这又是什么隐句?
就此打住！是为序。
注释：
〔1〕这部日记1902年于彼得堡出版时书名为《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1983年许崇信译本书名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版，详见该书第150页。
〔2〕《圣祖实录》卷一。
〔3〕《清史稿》卷六。
〔4〕（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3页。
〔5〕白晋（JoachimBouvett）：《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版，第196页。李明(LeComte)《中国现状新志》第二封信。巴黎Phebus出版社1990年版（书名易为《一个耶稣会士在北京》），第71页。文中均提到"天花瘢痕"（Cpetiteverole）。第二篇法文译文由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提供。
〔6〕《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八日所记。
〔7〕〔8〕《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日记》，《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版，第172、166页。
〔9〕《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引《林则徐日记》均见此两书。
〔11〕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11月，第6卷第3期。
〔1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3页。
〔13〕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第649页。
〔14〕〔15〕《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1页。
〔16〕张维屏：《谈艺录》卷二。
〔17〕〔18〕陈恒庆：《清季野闻》，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174页。
〔19〕《王大点庚子日记》稿本全部共约十万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0〕〔25〕〔26〕〔27〕《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1、267页。
〔21〕〔24〕《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7、132页。
〔22〕[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十八。
〔23〕鲁迅：《马上日记》，见《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28〕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一卷序，岳麓书社1997年版。
〔2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卷一·由横滨启程："己亥冬，旧金山之中国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余自庚子（案即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五月，蛰居夏威夷。"
〔30〕《湘绮楼日记》第四卷，2267页。
〔31〕〔34〕《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86页。
〔32〕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33〕《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35〕《三述奇》，见张德彝：《航海述奇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