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2期

经济学视野里的中华文明

作者：赵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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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代，我们一般的读书人就常常被层出不穷的经济学观念而迷惑。人们所感觉到的经济学是越来越高高在上的，似乎快要成为神灵，成为一种禁忌了。自此，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就常常呈现为这样几种形态：它是一种占卜和预言的术业，是一把解剖时世的锐利的手术刀，或是一套对于现状的“精神分析”的绝妙方法和体系。似乎谁拥有了经济学，谁就拥有了无尽的财富。
　　最近读经济学家盛洪的著作《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对经济学又有了别样的感受：经济学像所有的其他人文知识一样，它仍是人类思考自身的一种方式罢了。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以前曾经读到过盛洪的经济学随笔集《经济学的精神》，就被他以一种平常心来谈论经济学的文笔所折服。盛洪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他不仅在研究经济学，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学背后的人类的生存和灵魂。
　　盛洪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作为西学的现代经济学中读出中华文化的渊源。他承认自己年轻时曾是主张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全盘西化的。更想不到的是，让他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契机也是在出访美国的时候：他看到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塑有孔子像，并且欧美人都非常地崇敬孔子。“当我读了一些先秦诸子以后(很遗憾，我和许多同代人—样，是先读西学，然后读国学的)，我受到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更为简洁和优美的另一种语言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看作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斯密的学说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明赖以兴起的核心秘密。”(《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斯密的老师是法国的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而魁奈的学说就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华文明走向了边缘?这也只能从近一二百年来中西冲突的大背景中找到解释。
　　盛洪认为，西方在近代对其他文明的胜利并不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即不是和平的平等、自愿、公平原则的胜利，而是“武器先进者胜”规则的胜利。所以，从文明的本质来说，西方人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冲突更为剧烈的情境之中。西方文明向来所推行的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高举起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的大旗。但它仍把这些看来神圣的原则放在自己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下。它们珍视的不是这些原则，而是自己的优势地位。当遵从这些规则会损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它们就宁肯不要这些规则。这就是导致“鸦片战争”的根源，也是近来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中国的现代化意义，从全球的角度看，就是它将西方文明的基本规则的后果推向了极致，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些规则只有在单方面优势(不合作)的情况下才对优势方(不合作方)有利，它们不可能导致双赢的结果。当其他文明实体起而效仿以后，只会形成对谁都不利的不合作均衡(如核武器均衡、贸易保护均衡)。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害。借助于博弈论的研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的结果，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西方文明的规则不能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全球文明规则的基础。全球文明的含义之一就是非核文明，是能拯救人类于核毁灭之前的文明。而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中的“天下主义”，才是重新整合全球文明的希望之所在。虽然道路依然很漫长，但它已经足以让我们以此为契机来重新冷静地审视中华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时代的先辈们迫于现状，批判中国传统，“师夷之长”，提倡强兵富国是对的；今天我们重新来继往圣之“绝学”，更高层次地继承中华文明也是对的。这让我想起了季羡林说过的话：“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稳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盛洪所走过的思想历程很是让人感慨。全盘西化害了不少人，一味排外也害了不少人。从未读过《资本论》，却大谈《资本论》过时，与从未研读过中国文化典籍，却在高论中国文化落后一样让人讨厌。
　　(《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盛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