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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
作者：萧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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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南宋·辛弃疾
一、历史困局下的无奈选择：宪政出场的历史语境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自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也差点都保不住。这立刻成为维新派要求实行制度变革的最新论据。早就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诱使人们相信：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中国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变法。维新变法迅速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救亡方案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推动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僵直和专制，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问题，推动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1〕连洋务派中的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2〕。《马关条约》和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现实坚定了人们变法求存的信心。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舆论影响下被维新派的真诚呼吁所激动，于1898年6月11日“根据御史杨深秀和侍讲徐致靖的奏章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3〕。随后的一百零三天里，清廷共颁布三十多道诏书，发布改革政令，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动全方位的维新运动。
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也在暗中影响着政治改革，改革派毫无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边，他们一致认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于是，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对有实力且对外形象开明、对维新表现出很大兴趣的袁世凯产生了政治幻想，指望通过他来铲除慈禧太后的政治存在。袁世凯老谋深算，哪里会听命于他们，正当他们满怀憧憬的勾画未来的政治蓝图的时候，袁世凯出卖了他们。慈禧太后一乘青衣小轿、两个随从就足够让年轻而软弱的改革派皇帝发抖了。然后就是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改革派或被砍头于菜市口或流亡海外，作鸟兽散。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匆忙结束。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维新派太多时间去实践他们的政治方案，改革派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戊戌变法结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废除。西方列强对戊戌变法暧昧的支持态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渐渐萌生对西方的敌意。义和团运动恰恰在这时发生。在保守派官僚向慈禧太后就义和团事迹的转述中，义和团反西方的一面被大肆渲染，反清的一面则被忽略。慈禧太后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义和团本身并没有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反清灭洋仅仅是人们的一个口号而已。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表现出的兴趣使整个官僚体系对义和团都转变态度，从积极镇压变成消极默许。义和团领袖们受到精神上的鼓励，放弃自己的反清口号，开始全面“灭洋”，包括火车铁路和电线杆在内的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当成反对对象，一概加以排除。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权力后准备废掉光绪皇帝的想法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她便唆使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并在暗中支持，给义和团战士提供枪炮弹药。按照现代国际法的观点，使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组成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战争行为，就组织军队从天津登陆，一直打到北京。义和团本身就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堪一击，受控于袁世凯的正规军又按兵不动，所以，八国联军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清帝国的都城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只好挟持光绪皇帝“西狩”，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后，清廷被迫与他们签定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史称“庚子之变”。“西狩”途中，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谕中称：“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4〕这道上谕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想到了改革。在随后的一系列谕旨中，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员及政府要员“备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办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凯率先上呈变法奏折〔5〕。同年7到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从1901年开始，朝廷主导下的改革在各个方面逐步展开，一些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慢慢出现。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正处于民族深重危难中的中国人对于宪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希望能够立竿见影。1904年，驻英公使孙宝琦上书朝廷请求立宪，地方大员中的重要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纷响应〔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宪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场了。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差不多同时，香港商人杨衢云在香港发起成立辅仁文社，作为革命组织。不久，孙与杨会合，两个组织在合并为兴中会总部后，积极筹备起义〔7〕，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8〕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中途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伦敦被捕和脱险的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在英国的畅销使孙中山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9〕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他自己则“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惟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也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惟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了，而康有为则因为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不愿意放弃改良。同时，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使孙中山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他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依靠他们发动军事暴动。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康有为放弃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与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方略，议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际，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认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高唱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识见与乃师大不相同。他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10〕。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他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11〕，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对力量色彩的组织也渐次出现，并且规模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为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团体自动组织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在东京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等陆续创刊，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从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从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杀，就此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为之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3〕。《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14〕，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引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边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宣传革命，一边积极筹备和发动武装暴动，一边也偶尔从事暗杀活动。1905年以后，革命宣传逐渐淡化，直接的武装暴动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活动。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六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十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一、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醴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国后加入国内新军的留日学生在内部自觉地组织共进会、文学会一类的组织，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逐渐转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朝野上下就立宪取得一致意见后，由朝廷的军机大臣瞿鸿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宪政考察团回国后，大肆宣扬宪政国如何上下一心，民风如何淳朴，建议朝廷实行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17〕。各地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这种预备立宪团体，讨论和研究宪法，准备在正式立宪以后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十四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做政府机构改革的准备。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十六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初，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愿团第二次上书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活动，清廷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请愿运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同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改革半途而废。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四十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够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8〕。
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宪政的命运也就有些不幸了。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改革不但没有缓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误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的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相当稳定的政治沙龙，经常性的讨论使他们有条件对于某一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比如，当政府已经答应速开国会的时候，一部分激进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以得到更大的让步，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成为社会上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这种冲动。而武力镇压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地方官僚与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有时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和抨击言论。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是不利的。这样，政府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现实的政治形势要求它进行改革，但改革又不能使社会上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诱发出对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不断加码的政治要求使人们失去政治理性。当人们失去政治理性以后，政治形势也就像等待爆发的火山一样可怕了。换言之，在这种形势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还是亡，而且更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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