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枪口下、中国功夫及其他
作者：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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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本是个寻常日子。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克莱登校园（Claytoncampus）的罗伯特·孟西斯大楼（RobertMenziesBuilding）里，学生和老师们来去匆匆，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作准备。上午十一点正，我从大楼南翼（Southwing)五楼的办公室出来，到底楼西南角上的SG04教室上课。这是中文系高级汉语六年级本学年的最后一课，有三个同学将在课堂上完成他们的口试。十一点十分，三个同学还迟迟未到，我便按计划对这门课做一番总结。
十一点半左右，窗外似乎有异样的声音，我没有在意。本来，这座于六十年代初建成的大楼近来在进行维修，有时候，电钻声吵得人头昏脑胀。过了一会儿，坐在窗前的同学说，有救护车和警车停在窗外，我仍没有在意。也许大楼里有人突发急病？到窗前一看，却见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我发觉事情不妙，便打开教室门出去侦察。SG04教室外面有一个类似休息厅的地方，只见一警察站在休息厅与大楼正厅交界的玻璃门边上，我便向他询问。警察说，楼上有枪击事件发生，已有数人中枪，其他情况尚未明了。“我们该怎么办？”我问。他想了想说：“如果你的课还没上完的话，可以继续上课，这里是安全的。”我急忙返回教室，向学生传达了警察指示，又打开笔记本，准备继续讲课。
然而，课是完全讲不下去的了（事后得知，日文系的一位女教师也正在大楼里上课，她是硬着头皮将课上完才让学生离开的。由此可见，日本人的确是太认真，也太刻板）。
同学们都坐立不安，一个本地华裔女生说：“我
好害怕好害怕……”刹那间，我发现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学生实际上都还是小孩，而这里只有我是成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想必可以在带着一群小鸡的母鸡的脑电波中找到。我意识到自己的愚笨，于是，便合上笔记本，带学生离开此地。一个台湾女生走到教室门口又折回来说：“老师，我不敢出去……”“不用怕，外面有警察……”我说。
那警察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只是让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和ID号码留下。正写着各人的名字，忽见从大楼正厅东侧，两个警察押过来一个三十来岁、一身蓝色工装、面无表情的亚裔男子。
我不禁说：“是中国人！”“不会吧？是越南人！”我身后几个学生同声说。
“他不像是学生！”我说。“也不像是老师！”又是那几个声音。
差不多同时，几个救护人员用推车将一个身上血迹斑斑的男子送出大厅。
在走出大厅的那一刻，不知何故脑袋里冒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这句话，便放慢了脚步回头看看，以确定身后没有掉队的学生。我又向那个警察说了声“Bye－bye”，然后走了出去。
大楼西南一侧的后门外早已处于紧急状态，如同一部正在开拍的好莱坞电影。三架直升飞机在大楼上空盘旋，其中一架像是电影《黑鹰坠落》中的那种“黑鹰”直升飞机。所有的记者和围观者都被阻拦在距大楼六十米以外的南环路（SouthRingRoad)以南。人很多，但不乱，许多人手中都拿着手机在打电话，想必是在向亲友报告情况。
我们快步走过这片只有警察和救护人员的禁区，有点像是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到了南环路边上，就有记者走上前来，似乎想询问什么，又被脚不停步、目不斜视的我们逼得退了回去。不过，在当晚七时ABC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还是出现了我们这一行九人走过孟西斯大楼南面的法律学院大楼的镜头。
发生在孟西斯大楼东翼(Eastwing)六楼657教室里的血案令人震惊。十点五十分，正在读荣誉学位的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向环云（HuanYunXiang－音译)提前进入教室。同我那三个学生一样，他也将在课堂上作一次口试。不过，这个于六年前来到澳洲的中国学生的背包里不是书本文具，而是五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和半自动手枪。
十一点钟，授课老师和其他同学先后进入这间只能容纳十来个人的教室。李·戈登－布朗（LeeGorden－Brown)博士同往常一样开始讲课。这位四十四岁的博士是系里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一个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幽默，很有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气温适中，晴间多云。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坐在教室角落上最后一排的向环云突然站起来，举枪向背对着他的同学开火，刹那间，十一个同学中有六个中枪，枪声震动了整个楼层。
从空中俯瞰，楼高十一层的孟西斯大楼像一只展翅大鹏，当时，里面约有两千多师生员工。多数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枪响之后，尖叫声、呼救声、脚步声响成一片。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狙击手开枪还是恐怖分子袭击？因巴厘岛惨案而心有余悸的人们从各自的教室、办公室中跑了出来。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的九十秒钟内，学校保安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及紧急救护人员于四分钟内到达孟西斯大楼后门。局势很快得到控制。不过，当时也有一些情况不能确定，有人说有狙击手在屋顶上，又说枪手作案后逃走，还有人说枪手不止一人。
枪手向环云今年三十六岁。他同自己年老的母亲一起，住在离莫纳什大学一箭之遥的一座公寓楼里。邻居和班上同学都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安静、有礼的普通人，但英文不太流利。在班上，他与人交流十分困难，老师也很难听懂他的话。然而，他聪明、勤奋，成绩很好，所以才能进入这个读荣誉学位的班级。
向环云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有一次，他请邻居帮忙推他那辆经常发动不起来的老旧汽车，事毕，他送给邻居一支香烟。在此地的社交生活中，完全没有中国式的“敬烟”一说，人们几乎视香烟为“准毒品”。看来，虽居澳六年，他似乎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向环云虽没有朋友，似乎也没有什么仇人，得知他犯下这弥天大罪，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吃惊。
谁也不知道这个枪手的作案动机。对他来说，事发当日要进行的口试很难，而要是口试通不过，他可能会拿不到学位，也许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在案发次日的庭审中，向环云被控犯有两起谋杀罪，五起谋杀未遂罪。但他一言不发，也不请求保释。保持沉默是他的权利，而下一次开庭要等到明年二月。对这种命案的审理时间拖得很长，即使证据确凿，法律程序也不能改变，“从重从快”的判决方式在澳洲是行不通的。
说他是个狂人也有点牵强，因为事情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此之前的半年内，这个合法持枪者陆续购买了七支手枪，他还常常到射击俱乐部练习射击。当然，严格说来，所有的暴力犯罪者多多少少与常人有异，疯子和正常人的界限很难划清。
事后，经济系的三名师生被公众誉为英雄。警方认为，这三个人拯救了他人性命，如果没有他们的冒死搏斗，枪手很可能会在楼里造成更大的灾难。试想，五支手枪都装满了子弹，就算是把全班师生都射杀了还绰绰有余。
戈登－布朗博士第一个迎着那支0.357口径的左轮手枪冲上去。这位从前的F－111战斗机机械师，是经济系里惟一的系领带上班的人。读荣誉学位的学生阿拉斯德尔·波斯特（AlastairBoast)听到枪响以后先是扑倒在地上，随即一跃而起，与戈登－布朗博士一同冲向枪手。正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副系主任布瑞特·英德尔(BrettInder)教授听到枪声后马上报警，随即赶到出事现场，帮助已受枪伤的戈登－布朗博士制服枪手，并拿走枪手的武器，同时组织抢救伤员。
有意思的是，波斯特和英德尔教授都不承认自己是英雄。二十三岁的波斯特（“Boast”这个姓的本意是“自夸”）不但没有自夸，反而很谦虚地说，当时的举动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甚至记不起自己是如何穿过教室冲向枪手的。英德尔教授则说，听到枪声后，他推开教室门，见满地是伤者、死者和鲜血，他本不打算进去，却见戈登－布朗博士已经受伤，他才进去接替后者的位置。
依我看，面对这类突发暴力事件，人的本能反应必定是躲避危险。因此，波斯特最初扑倒在地完全合乎常理。然而，要从地上再爬起来面对枪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波斯特身高一米九五，又当过全维州大学中国功夫比赛的冠军，他有与那枪手搏斗的能力。我想，中国功夫可以帮助波斯特在搏斗中获胜，但促使他一跃而起则另有原因，应当说，跟这个来自吉布斯兰德（Gippsland）乡村地区的小伙子的人格修养有关。因为谁都明白：你身长丈八也好，功夫了得也好，终究不过是血肉之躯，能抵挡那呼啸而来的子弹吗？
与戈登－布朗博士的个人风格迥然不同，英德尔教授喜欢身着体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上班。他显然是个头脑相当清楚的人。进入血案现场后，他接替戈登－布朗博士抓住枪手，又低声对枪手说：“……事情会很快了结……耐心些……一切都会结束的……”这显然对避免枪手的进一步暴力行为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位教授也真是坦率，他对媒体讲述自己瞬间的犹豫，简直有点像咱们在“文革”中提倡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了。身处险境之外却主动介入，加上冷静而准确的判断，及时而有效的行动，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赞赏的呢？
身中两枪、目前躺在医院中的戈登－布朗博士还不能接受记者采访，我也无法猜测他当时的心境。戈登－布朗博士对前来探望的英德尔教授说，亏了自己天天系着领带上班，事发时，那条领带正好用来作为裹伤的绷带。经济系里众所周知，领带在戈登－布朗博士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就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几分钟，波斯特还对这位领带爱好者谈起自己在切斯登（Chadstone）购物中心看到的某种领带。
在要命的一瞬间，戈登－布朗博士似乎连那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都没有，而是直接面对枪口向死亡挑战。须知，教室的出口就在讲台旁边，他要夺路而逃十分容易。我无法创造出更新潮的语言来评价这种行为，而只能选用一些现成词汇：比如说“奋不顾身”、“舍己为人”、“无私无畏”等等。写到这里我发现，在咱们的汉语世界中，这些词儿似乎已经不大时髦，使用的频率不高，看起来眼生得很。
从刚刚收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我读到一位来自中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的教授所写的短文，文中记述了他到某西方国家一所大学访问的感受。该教授将他自己的住房面积、私家车、旅游机会等等与这所大学的洋教授一一对比，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只差掏出口袋里的钱票子来比试比试了。我不禁替这位教授担心：难道你老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与人比一比了吗？——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提也罢。
转眼间，枪击事件过去几天了。孟西斯大楼的前廊被鲜花铺满，校园里的国旗下半旗致哀。从表面上看，学校已经恢复平静，但在人们心中，阴影很难消退。事发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大楼，一个保安人员走过来，给我一份印刷品，上面印着该如何处理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压力。
学校为事件中无辜丧生的两位华裔学生举行了追思仪式，宣布授予他们本来晚些时候才能得到的荣誉学位。人们手持黄玫瑰，点燃小蜡烛，许多人痛哭失声。值得一提的是，在仪式上，人们不仅对受害者及其亲友深表同情，还对那个身陷囹圄的枪手及其忧伤的家人表示同情（这又是咱们五千年文明中不曾见到的东西了，听起来耳生得很）。
在追思仪式上，英德尔教授嘘唏不已。他借用尼尔森·曼德拉（NelsonMandela)的话说：“把你的刀枪扔进大海……”
致命武器的确应该扔进大海，禁枪的举措我当然举手赞成。但是，一纸法令就可以禁枪，却禁绝不了人心深处的黑暗与残忍。在这个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的乱世上，只有戈登－布朗博士、英德尔教授和那个会玩几手中国功夫的澳仔（Aussie)的所作所为，才是漫天阴霾中的一抹亮色，我据此认为，人类可能还有一点希望，还不至于因互相残杀而彻底灭绝……
那天，我还做下另一件笨事，足以说明在我平静如常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失态甚至失常——在走出警戒线以后，我遇见当天要参加口试的学生之一。我问这个学生是否愿意马上开始口试，她说愿意。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点儿怪异的场面：在距离孟西斯大楼一百五十米处树丛边的长椅上，在“黑鹰”直升飞机隆隆的轰鸣声中，一个香港女生结结巴巴地对我作了约二十分钟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小说《伏羲伏羲》（即电影《菊豆》）中，有“哪些因素造成天青和菊豆的爱情悲剧”。
补记：枪击事件发生的十天之前，人们在孟西斯大楼里发现一只死去的猫头鹰。这在鸟雀成群的莫纳什大学校园内，本算不上是什么奇事。奇怪的是，从十月十八日（即事发四天之前）起，大楼内文科院（主要是文化、语言与语言学系）的教职员纷纷在学校的网上对此发表议论。人们引经据典，讨论猫头鹰出现的意义。有人说这是邪恶的象征(symbolofevil)，还有人说是凶兆（badomen）或死亡的前兆(omenof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