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个人话语和时代烽烟的交织
作者：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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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物中，出版日记的第一人要算杨尚昆了。仅此一点，就有引人一读之处（《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日记者，顾名思义，不是正式文件，也不是公开发表的讲话稿和文章，而是写给自己看的，随兴而作，信手而写，心灵的律动点点滴滴地渗透其间，未必没有宏言高论，更多的则是琐碎、家常、豆腐账，但是，这些却拉近了领导者和平民百姓的距离：大人物喜欢什么，有什么爱好，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从延安时期起，杨尚昆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中共八大之后又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参加最高层决策，宏观全局。日记中，他的笔下不时地涌起时代波澜，掠过风风雨雨。同时，杨尚昆当时记下的一些会议记录、工作汇报和谈话，也被有心的编者插入日记中。这部长达110万字的日记，从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胜利歌声中准备进入北平前的西柏坡时期起，到“四清”运动高潮与“文化大革命”酝酿期的1965年12月止，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之一。个人话语和时代风云两者的交织，恰如白居易的两句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于是，在记述“聂（荣臻）报告，北平部队（指傅作义部队）决于30日撤退完毕”等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文字中，也不妨插入深切的感叹：“今日阴历年节，独坐斗室，无限寂寞。伯钊（李伯钊，杨尚昆的妻子）还在平郊，小二、小妞均在夹峪，多年来未有如此！夜读《明史》，辗转不能成寐，一切均涌上心头！”思念妻子和儿女的强烈思绪，溢于言表。
根据《杨尚昆日记》，我们可以得知，他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喜好游泳，而且技术不错，在北戴河，可以一天下两次海，海上起大浪的时候仍然能够在海水中畅游；他喜欢看电影，而且经常连着看两部，然后继续办公到深夜；他非常看重亲情，妻子离别，子女生病，都令他挂念和担忧；他也喜欢逛书店，喜欢游山玩水，不但和家人同行，还经常约上两三家人一道出游；曾经留学苏联的他，还可以直接阅读俄文书籍，而且饶有兴致。他的这些爱好，又都具有积极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的意义，他是一个会工作又会休息的人，尽管他日记中记载经常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甚至疲倦到连澡都不洗就入睡，却很少看到他打牌、下棋什么耗时劳神的记载。不知这是否和他后来的高龄长寿有内在关联？
同时，作为风雷迅猛的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时代的动荡起伏，也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掠影，听到回声，还为我们补充了许多生动的鲜为人知的细节——杨尚昆参加过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两党的莫斯科论战，在那些紧张激烈的两党会谈和多党会议中，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每天一口气发言数小时的滔滔论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之间的连横合纵，会上会下的对峙和交流，据理力争和妥协忍让，默契配合和策略呼应，都历历记录在逐日的日记中，让我们感受到当年那会议桌上的浓烈火药味，和中共代表团游刃有余的国际斗争风采。
记述最详细、也最富有史料价值的，或许是日记中所记载的关于亲身下乡经历的“四清”运动（1964年10月—1965年5月）这样一个大的段落。说它的可贵，一是因为这场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曲的政治运动以及其中的是是非非相当复杂，一直没有看到什么相关话题的深入研究；二是因为最终定调子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次运动，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文革”所淹没，后浪冲淡了前浪的痕迹，它本身的后果似乎不那么清晰了（其实，理清这一段，对于理解后来的“文革”恩怨，很有益处。比如说，据笔者了解，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其缘起就是因为在“后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中，与北大党委陆平等人产生分歧和冲突，并且涉及到了个人的命运走向的）。
杨尚昆曾经带领一支工作队到陕西的长安县牛角村搞“四清”运动，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隐姓埋名地生活于乡村数月之久，坐老乡的炕头，吃乡亲的茶饭，在那里搞扎根串连和干部“洗澡”。虽然有人从相关情况中看出些特殊的征兆，怀疑其身份和来头，但是，当年的影像传媒远没有今天发达，几乎要天天从新闻联播中看到高层领导的出国访问和国内视察、会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直到一部新闻纪录影片在村子里上映，乡亲们才从一段较长的画面上认出了在这里指导工作的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也，并且自发地热烈鼓掌。在乡村，杨尚昆经历了运动从两个“十条”到“二十三条”的转折。在“双十条”精神指导下，进村伊始，扎根串连，宣讲文件，确认和发展“根子”即最基本的依靠对象，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将大多数生产队干部都看做是问题严重，需要夺权，赶到“楼上”，只是一直压着火候，觉得条件不成熟，不要急于揭开盖子，不要急于召开大规模动员的“万人大会”和“三干会”，很有“不到火候不揭锅”的味道。这种高压氛围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上楼”容易“下楼”难。
1964－1965年之交，中共中央讨论和制定“二十三条”，杨尚昆从陕西赶回北京参加会议。各大区书记汇报“四清”运动的进展，态度非常严峻，对形势的分析，恐怕比当年战争时期还要危险得多：“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1/3打不住！”“农村富裕阶层和工厂中的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基层干部没有剥削的很少！”（以上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语）“全县二十一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手，1959—1960进行过落后改造，也不充分，比不搞好。1962年来了个翻案，原先一批人又上台。”（以上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语）“县以上烂掉和有严重问题的有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也可能是反革命。一定要派工作队去才能触动！”“党要清洗，需要清洗多少，就多少！”（以上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八个重点县县委，已烂三个，常委七十二人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张家口地委烂了（开了八十三天会议——括号为原文所有），是三线，着急！”（以上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语）这样的发言，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刘少奇把清理对象放在从生产队到县地级干部身上的“四清”路线的。只有宋任穷的发言把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与“翻案风”联系起来，态度显得暧昧一些。此外，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魏文伯，他发言调子比较低，与诸位发言者相去甚远，而且他批判的是对准“单干风”的，——不知道这是因为由去世不久的柯庆施长期主持的华东局与众不同，还是因为华东的“四清”运动还没有展开，但他的发言中的确没有什么内容是谈当下的“四清”运动进展情况的：“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包给干部，腐化；安徽是单干占优势！”
这样的一片将“敌情”看得无比严重的嘈杂声中，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杨尚昆笔下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相关发言，是有意疏漏，还是那两位在一线上的指挥者有难言之隐?当然，也没有如在某一部传记文学中所写，那充满了戏剧性的一幕：因为毛泽东被刘和邓先是劝阻他到会参与制定新的“四清”文件，后来又在会上打断他的话所激怒，就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冲劲十足地站出来抗争，维护自己的与会权和发言权。仔细想来，那样的场面好看是好看，却有些将政治斗争过分地文学化了。日记中所记的是，在诸人汇报中，毛泽东频频插话，倾其全力地“扭转运动大方向”，其声色俱厉的程度，从语气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后来被阐释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对立和斗争）“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后来被认为是指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列宁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小生产者大量存在会发展资本主义。打倒了的阶级长期存在！这些斯大林都丢掉了！”“小学教师也严重不纯啊！”“（关于文艺问题）我有责任，讲了一篇空话，延安座谈会，没有去抓过！”一连串的黑体字和惊叹号，用一句滥俗的话说，如同一颗颗小炸弹。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给正在制定的“二十三条”定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基调，排斥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等提法，还提到1962年的旧帐：
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的规定行不行？三种提法好不好？商量过还是以第三种提法为好。因为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前两种的运动！北戴河到十中全会就是搞社会主义，当时单干风很大。
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听了不表态，没有主张，不能回答问题。当时我得到电话，说有重要问题要报告，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说形势好，只有几个军队同志说形势好，如杨得志、许世友、罗瑞卿、韩先楚等……
这大约就是毛泽东后来认为部队可以依靠，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却需要全面夺权的依据之一吧。同时，毛泽东这位既注意务实更注意务虚，为自己的激烈批判寻找理论依据的政治家，在新年前夕的一份批示上，再次提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于是，连一向出言谨慎，在日记中也不讲他人是非，不讲他每日接触的中央领导的短长（即使对彭德怀、黄克诚等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人物，日记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评说，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和毛泽东的指派，他仍然要经常与他们联系和面谈），更不谈论中央政策是否可行的杨尚昆，一面开始阅读相关书目，研究什么是“形而上学”等哲学问题，一面也不能不写道，“现在要注意，刘（少奇）话不灵了，不蹲点了！再是大轰大嗡”。曲笔之中，感慨良多。
接下来，他再次回到陕西的农村，又开始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把运动再来一遍。文件一公布，原先的憋足了劲儿准备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们开火的积极分子，当然泄了气，原先紧张低沉的干部们又活跃起来，好在工作队运转有方，到底是中央来的人，很快控制了局面。1965年5月16日（第二年的这一天，正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彭罗陆杨倒台的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杨尚昆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牛角村，参加庆祝社教运动胜利大会，这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下乡“蹲点算结束了”，不知道杨尚昆此时心头是什么滋味。不过，关于“四清”运动的内容和过程，从一个小村庄的切身体验到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中央局一级的汇报讨论，直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和转折，杨尚昆日记加上该书所收入的相关的记录，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四清”运动之三部曲了。
日记写到1965年末，这段时间，正是时代和杨尚昆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10月29日的日记题头写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正文为“上午10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非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去富春同志处谈了今天谈话的事！”“晚间散步后，同田家英同志谈到两点才回家睡！”这一天，三位最直接的首长与杨尚昆谈话，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他们通知杨尚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将其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发落到广东省委当一名书记处书记，在那时，各省的主政者都是第一书记。这样的突然变故，似乎丝毫没有前兆，至少在前几天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心情不佳的流露。事起仓促，数千里贬谪，对杨的打击可想而知。10月30日，“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10月31日，“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这一时期，身体也是病相频频。11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反省，对命运的大跌落，终于被迫接受，心情似乎也平静许多了，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脚注中的文字，这封信向毛泽东要求见面谈一次，并且检讨自己的错误说：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二十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我指示和鞭策。
让杨尚昆感到欣慰的是，第二天，11月10日，毛泽东就找他谈了话，还交待了他下去以后的两个任务，了解当地情况，“第一是看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第二，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你给我理顺一下”。这样的嘱咐，在听者听起来，似乎仍然是寄予了厚望，要给毛泽东充当耳目嘛！但谈话中也表明，杨尚昆重新回到中央要害岗位上的机会恐怕是非常渺茫了，毛泽东要他在地处南方的广东工作几年以后，再到北方的黄河流域去工作几年。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艺术，不知道这个时候，最终要打倒杨尚昆的决策是否已经在心中作出，全面清算罗瑞卿的行动可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两个人同时被从这种处理日常的机关事务、协调和沟通从中央到各级领导之关系的“大总管”位置上拿开，和行将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什么关联，后来人回顾往事，不难揣测，可惜的是，杨尚昆此时还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做了检查身体等准备工作以后，他要求先到长安牛角村去看一下（日记中说当年那里的粮食增产40％），然后赴广东。12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都去上海开会去了”。就是在由毛泽东主持的这次会议上，给罗瑞卿制定了种种罪名，撤销了他在党政军所负的各种要职。12月10日杨尚昆离京乘火车赴西安，“晚间11时14分开车，伯钊、妞妞、李楚离、乔明甫、田畴等同志到车站送行，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同车的有调查部刘志汉等三同志，还不算寂寞！开车后即睡”。“办公厅各同志我都通知了不要送，送的人多，心情十分不安！”“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待时间！”在时间中等待什么呢？他是认真地以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在时间中改正，还是坚信自己是清白的，要在时间中得到证明呢？惜乎日记中没有加一句富有感情色彩的暗示，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谁敢造次留下文字授人以柄呢？我想，杨尚昆当时一定是觉得受了冤屈，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他既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什么反省，也没有流露出多少忏悔之情，更多的是愕然和不解，以及迷惘。
那一代人的身影也渐渐远去。翻阅一下这部日记，也让我们回到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