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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几位《大公报》的老友
作者：吴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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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17日，值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百年诞辰。百岁老人，世所罕见。《大公报》历经清末、民国，至今长达百年历史，则在中国是惟一的。曾经出版过这份报纸的内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现仍出版这份报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份1966年9月14日在大陆消失的报纸，经过三十五年的尘封，终于在大陆新闻媒体上又显露了一下头角。
一些纪念文章中，提及不少老《大公报》人，引发了我的许多回忆。尤其想念1957年被列为同案的难友和1958年同去北大荒做流人的伙伴。其中一些人当年划为右派，多少和怀念老《大公报》有点关系。现在，读到这些怀旧的文字，不禁感慨万端。如果当年这样的文字能公然刊诸报端且不以为忤的话，那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957年，散落在社会上的大公报人落入右派网中的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北京《大公报》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计有二十人，约占编辑部人员的百分之十强。后期处理中，有八个人遣送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劳动，我是其中之一。没有去北大荒但和我案情有关的，有四五位。他们都是我常常念记在心的。
抗战时期徐盈、彭子冈在新闻界叱咤一时
被说成和我案情相关、但其实并无关系的是徐盈、彭子冈二位。
人生如白驹过隙，四十多年过去了。徐、彭二位早已先后谢世；我这个右派分子流放了二十多年，总算幸而生还。以劫后余生再来打辩解的笔墨官司，毫无意义了。
我现在愿意平心静气地记述一下我和徐盈、彭子冈这两位新闻界前辈的交往情况，聊表我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徐彭二位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风雨晦冥的岁月，是新闻界叱咤一时的风流人物。
我曾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在当时大学生的圈子里，彭子冈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发表的《重庆百笺》，众人称道。后来，我成了《大公报》的经常读者，喜欢看那张土黄色的、厚薄不匀的疙里疙瘩的报纸。
子冈文笔犀利，语言泼辣，干净利索，畅快淋漓，直抒胸臆，受到读者的欢迎。
徐盈的作品也经常读到。他是位学识丰富、埋头钻研问题的记者，对中国经济问题尤有研究。所写报道材料丰富，卓有见解。四十年代他担任重庆《大公报》的采访主任。
1949年天津《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出版，徐盈参与领导，但仍和子冈二位常驻北京，领导北京办事处。1950年我进入《进步日报》不久，因公到京，在办事处小住，第一次得以认识久慕盛名的徐、彭二位。
办事处设在灯市西口路北的一个院落里，沿街一排两层楼的房子，挂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牌子。其时办事处主任是潘静远兄，待人诚恳、热情，对新进报社的小青年十分客气。他热心地招呼我，并介绍我去拜望了那里的老大哥老大姐们。除徐、彭二位，也拜见了萧离、萧凤、王鸿和尤在。
几位大将挤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办公，显得有些凌乱。每个人的桌上都随便地堆放着办公什物。他们随便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又随便地聊天，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当天，我只和子冈交谈了几句话。我很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她的老读者了。她不经意地把这个话题岔开说：“以后我们就读你的文章了。”很遗憾，后来我没得机会多向她请教，失之交臂了。
不久，她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后来又到《旅行家》杂志担任主编。
但关于她的故事，我却听到过一些。
五十年代初在北京的文艺界某权威人士，三十年代留学日本时，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曾经生儿育女，一往情深。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又娶了一位中国夫人。五十年代初，日本夫人携子女数人，不远万里，来京寻夫，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不欢而散。
许多知情人士纷纷为那位日本夫人打抱不平。在《进步日报》北京办事处，大家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子冈和萧凤。大家因此戏称子冈是大侠，萧凤是小侠。
另一件事：1949年新政协开会，子冈是代表兼记者。会议在翻修过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怀仁堂的正门朝南，又在西墙开了个小门，规定记者在那里出入。子冈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她认为开会的代表很忙，记者采访要见缝插针，一起出入，正好顺道交谈。专门开个门，不便于记者工作。她为此还大发议论，有的言辞涉及反对等级问题，显然出了圈儿。因此，有人称她为“大自由主义”。了解她的人，以为她为人坦率、豪爽，是极大的优点，但却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她的口实。
类似的典故绝不止这两件。1957年鸣放时期，她依然口无遮拦，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触及到了最敏感问题。
这样，她被罗织入网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多次受到大会批判。我曾几次被指定去旁听，以接受教育。说不定当时已将我列为她的同伙了。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日报》社楼上的小礼堂举行的。因为那天会前发生了《北京日报》一个右派分子从顶楼跳下的自杀事件，批判会的空气显得格外凝重。
那天，批判子冈，主要发言的是杨刚，也是出自《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其时已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令我惊异的是，一年多不见，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当时她不过五十出头。她发言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手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香烟。我还记得她批判的题目是彭子冈怎样从资产阶级妇女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调子很高，恐怕难免有违心之论吧!
子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听着，她似乎被批判得有些麻木了。
据说每次批判会后问她，她都表示不服。真是倔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最后定为极右分子。
此后二十年，一代女杰杳如黄鹤。
1980年以后，我听到一些她的消息。说她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打过零工，和新闻界另一位女杰浦熙修一道，当了一些年的“旧闻记者”。(指为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组织和撰写稿件)。粉碎“四人帮”后，子冈曾在北京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可惜我当时远离北京，没有读到过。
不久，她不幸患老年痴呆症，说话不着题了。坐在椅子上看报，报纸常常是倒着拿的。
1986年初冬，我陪原《大公报》记者谢牧兄专程看望了徐、彭二位。他们住家在西四北六条34号。那是西四北大街向西的一条深巷子，差不多走到尽头才找到。院门朝北，走进去是个窄小的院落，南、北房各三间，东边是院墙，一小间西屋。院子里有两棵带着枯叶的小树，房顶上匍匐着一些枯草，显示出年久失修的迹象。
徐、彭二位住的是北房，各占一间，中间是堂屋。徐公先引我们到西间看望子冈。小屋约七八平米，一张单人床和几个旧箱柜外，只有两张方凳。
子冈侧面向内躺在床上，双眼闭着，人虽然不算消瘦，但面色苍白。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名震大后方的记者，就病卧在如此简陋的卧室中，令人心中感到有些沉重。
1988年1月，子冈与世长辞。她终生的信条是：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澈赤诚的人。对此她是贯彻始终、问心无愧的。
她的遗作已结集出版的有：《时代的回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挥戈驰骋的女战士》等。
在徐、彭二位中，我接触较多的是徐盈，那时候我们年轻记者都习惯称他为徐公。
天津《进步日报》创办初期，曾任上海《文汇报》主笔的宦乡担任临时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久他转入外交界，徐盈接任这个职务。他领导整个报社的编采工作，还兼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不过四十岁出头。
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我从未见他疾言厉色。虽然是名人，又是领导，但和年轻人常常称兄道弟。我第一次听他称我为永良兄时，有些吃惊，以为他叫错了。后来知道他对许多人都是这样称呼的。
他工作十分勤奋。1949年，我还在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的时候，《天津日报》一位负责人去上海，途经济南，应邀到《大众日报》和采编人员谈进城办报的体会。他说城市报纸工作的特点就是要快速，记者要有满场飞的本事。特别举徐盈为例说，《天津日报》好几个记者在同一天里都碰到徐盈去采访，他有满场飞的本事。
徐盈每次从北京到天津，都睡在副刊部里一张单人床上。晚间，大家有时到他那里聊聊天，我曾躬逢其盛，得到不少教益。
记者如何做采访工作?徐盈强调目光四射，不搞单打一。记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下去采访，要带齐十八般兵器，钩子、抓子、叉子都带上。能钩的就钩，能抓的就抓。他爱说的话是，记者要做好事之徒，有枣的树打三竿子，没枣的树也要打它三竿子。
有段时间，我编发“史学”和“经济学”两个专刊。主编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授。徐盈负责联系。他一再嘱咐我要尊重这些专家、学者，说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是国宝。他说：“他们的玩意儿，够咱学一辈子的。”
1952年，徐盈奉调到政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任副局长，脱离了新闻界，老同事都为此感到可惜。1953年，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先在天津，后迁北京出版。两报合并之初，风传他可能归队，大伙儿听了很高兴，但终未实现。
1957年他如何陷入右派沼泽，我不得而知。但依常理分析，一位多年从事自由职业而襟怀坦荡的人，当时被划为右派，怕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吧!改正以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组长。
1986年我和谢牧过府访问时，曾向他请教如何编好企业家列传。他很赞成编这套书，并协助作了些谋划。他告诉我们，多年来他积累了不少资料，现在四处堆放，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了。我们看到他那间小屋里堆放着一些箱柜，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移动都困难，更不用说清理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公报》老人们的一次聚会上。那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的收集《大公报》史料的座谈会。徐盈在这次会上遇到二十多位老朋友，他很兴奋地和大家打招呼，十分活跃，仿佛又看到五十年代初期他的身影。
1996年12月，徐盈病逝于北京西四北六条寓所，终年八十四岁。他留下来的作品中，已出版的有：《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北平围城两月记》等，小说集有《战时边疆的故事》、《前后方》等。
大好年华遭遇厄运的萧离、萧凤
在我的右派定罪材料中，一再提到的是我和萧离、萧凤夫妇的关系，话里话外，都暗示我们过往甚密，沆瀣一气。其实是不确的。
我们相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虽同在一个报社(进步日报)，但他们在北京，我在天津，只是偶尔见面。《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后，我调北京在社长办公室，他们伉俪则在贸易合作组，工作上联系不多。
当年，他们两位都已年逾三旬，萧离常常开玩笑地自称“一把年纪”，且是知名度甚高的记者。我是初出茅庐的后学之辈，又生性疏懒，不善交际。我们之间生活交往甚少，如司马迁所说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要说来往比较密切，则是萧离和我结伴为流人之后的事。在北大荒，我们同戴一色帽子，同睡一个通铺，同吃一锅饭菜，同干一种活路，属于“四同”的患难伙伴。当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我另有文字记叙。
我从北大荒幸而生还归来，已是1960年年底。回京后，有半年被安置在《大公报》资料组干剪贴报纸的杂活儿，到1961年下放贵州。这一期间，我去萧府串过两次门儿。那时他们还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羊尾巴胡同。但在那种年代，我们又是“有身份”的人，口欲言而心惕息，没多少话可说的。
我后来一去贵州十八年。中间曾几次到天津探亲，路过北京，一般不敢惊动熟人们，但因为有“北大同学”这份关系，萧府和高汾的府上我总要去看望一下。平时也偶尔有书信往还，互道健康而已。
新闻业务方面，我没有亲聆过他们的多少教诲，但从阅读他们的手稿和作品中，学到不少东西。
萧凤出身于北师大，敏而好学，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撰写文章，无论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挥洒自如，不落窠臼，不时杂以口语，显得生动活泼。她写作时十分认真，身旁的字纸篓里，总扔有一些废稿。不像时下一些作者，运笔如飞，总是一种腔调，雷同词语，粘贴复制，自我抄袭，不堪卒读。她写一笔漂亮的楷书，端庄秀丽。手稿卷面十分整洁，不作涂抹。这种稿件，说实话，当编辑的都舍不得删削。
萧离属于专家型的记者，所写人物大多是专家、学者，诸如俞平伯、梁思成、裴文中、常书鸿等，都是各方面的大师。他出身北大，十分熟悉这些学者，了解他们的专业，因而也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是记者中的专家。他自称“一把年纪”，大家和他开玩笑给加上四个字：“学问很大。”
他运笔老练，无可挑剔。不过由于所写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文句较为舒缓，活泼和流畅方面要较夫人稍逊一筹了。可能由于临过碑帖，字脚较长，而稍稍向右倾斜，字常常写出稿纸格子。大家开玩笑说，他的字“右倾”并且“不拘一格”。
他们所写新闻报道体裁的文章，部分收在《二萧离凤集》(中国城市出版社)中。
我们交往较多，又敞开心扉地无所不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萧府已经搬到北京西坝河东里，我去拜访过数次。而且承蒙赏饭，萧凤大姐亲自掌勺，至今仍觉齿颊留香。
话匣子一打开，往往滔滔不绝。五七年以来的遭遇啊，北大荒的风雪和故人啊，老朋友们的悲喜啊，事态的变迁啊，说不尽，道不完。
在这种场合下，萧凤简洁、明快的语言突显异彩。提起1957年的事，她说：“不是有个电影叫‘难忘的1919’吗?我的电影叫‘难忘的1957年’。”“一想起永安路《大公报》社的那座楼房，我的血压就升高。”
萧凤的快人快语，在《大公报》是出了名的。她的另一特点是喜怒均形于色。笑起来，咯咯作声，清脆响亮；偶尔生气的时候，脸色一沉，如同罩上一层寒霜，很有点威严。我怀疑萧府是牝鸡司晨的，在她所写的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然这毫不影响萧氏夫妇伉俪情深。
萧离的谈话除去有关北大荒的老话外，侧重于宣扬他的家乡——湖南古丈，他出身那里的土家族，本来姓向。家乡靠近的张家界，现在已列为世界园林了。他谈起天子山、金鞭溪、猛洞河来，如数家珍，兴奋而沉醉。他们夫妻去过两次，不仅饱览了旖旎风光，而且饱享了故人的情谊。走到哪家，都是倾其所有地盛情款待。萧离谈起这些事来，情不自禁地面露得意之色。
萧凤则插话说，这些日子湖南的来客，我们应接不暇，我要不断地下厨忙活。昔为座上客，今为灶下婢了。当然，他们不仅热情待客，还为湘西的经济发展多方奔走。
1994年前后，萧离的脑萎缩症有所发展，为了得到照顾，老两口把房子换到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大学的职工宿舍，和小女儿向红笳教授为邻。中央民族大学隔我家一站之遥，我得以就近探望过几次。萧凤那时除了冠心病外，又患颈椎病，曾经平地摔过一跤，因此在室内常常躺在沙发上会客。但思维仍然十分敏捷，语言依旧犀利无比。
谈起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某位人士时，她说用三个字可以概括：“愚而诈。”说到运动最后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说：“我拿过来，看也不看一眼，一挥而就。为什么?我藐视它!”
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1994年春天。她电话约了高汾大姐、杨零沧兄和我，到家里叙旧。电话是她亲自打来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对我说：“你年轻，早点来，帮着我招呼招呼他们二位。”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我们先听萧凤介绍萧离的病况，被介绍的萧离坐在一旁，似乎也在专注地倾听。萧凤说，现在白天萧离的主要活动是睡觉了。晚饭后放下筷子，洗漱以后，就脱衣上床。这一觉睡到夜间一两点钟，就听到他起床了，然后就在他自己卧室的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遛累了，又躺一会。天一大亮就到萧凤的住房来要吃的。早餐和午饭后，走走坐坐，然后还是睡觉。
客人来了，有的好像认得，点点头，但不交谈。有的客人他则完全不理。
我们三个人这天受到特殊优待，不仅微笑，还握了握手，而且一直陪坐在沙发上，表情还有些活跃，并没有去睡觉。
我们交谈时，他不仅留意倾听，甚至还插了一句话。当萧凤谈到傅作义将军对他们双双打成右派十分关心的时候，萧离忽然插了一句：“傅将军认为我们受了他的牵累!”萧凤说：“萧离今天有点‘神’，居然插话了。”
那天萧凤特别高兴，本来小保姆已经做好了饭菜，她又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
吃饭时，老两口坐在一边。萧离坐在那里，拿着筷子不动，等待萧凤一样一样地给他向碗里夹菜，说声“你吃吧”，才动手吃饭。刚才的一点“神”气，似乎又消失了。老朋友们看着不由地感到一阵酸楚，叱咤一时的二萧，垂垂老矣!
此后不久，听说萧凤又约请了《大公报》四位老同事，谭家昆、严婉宜、张定华和孙观华去聚会了大半天，并且合影留念，被称为五婆合影。
很明显，她已经预感到来日无多了！1995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记者溘然逝去。终年七十八岁。按照她的遗愿，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甚至没有给老朋友们发一个讣告。这是符合萧凤的风格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显示出那种“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的通脱精神。
她留下的作品，有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小说《巴山不了情》。
其时，萧离已经失去了辨认事物的能力，于懵然不觉中失去了亲爱的终身伴侣。
一年多之后，1996年7月间，萧离谢世了。终年八十一岁。留下的作品有《故园篇》。
三个待决之囚在旧报纸堆中度日
在《大公报》划定右派时，听说曾拟将萧离、萧凤、单于越、尤在和我列为一个右派小集团。但五个人惟一共同点就是都属于记者部，可能过于牵强，所以未加张扬。在我的罪行中并未列有这一条，但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到一点痕迹。
我和单于越兄的交往，在反右派运动之前，不仅不算密切，而且是稀少的。他来自上海报社，两报合并后，又留在上海记者站。直到1955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只听大家说他才气纵横，对戏剧情有独钟。真正交往是在我们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
1957年10月份，《大公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划定的全部右派分子的名单，运动基本结束了。
在此之前，报社三楼的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宣布高汾在中共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位1938年十八岁时就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著名女记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为新中国奔走呼号亘二十年，最终竟然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
当年11月初，可能是待决之囚的废物利用吧，报社整风办公室通知高汾、单于越和我——已经定罪尚未发落的三个人集中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查阅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又以1926到1948的二十二年为重点。范围是社论、经济论文、文艺副刊。要求抄写篇目，摘录论点。目的何在，指导思想是什么，无一字交代。这也是出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指导思想吧!说来，也算是缘分，我们竟有机会在一百多天中翻了一万多份《大公报》。
三个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与五百多本报纸合订本为伴。桌凳之外，还有一张小床，是我睡的。当时我的妻子已经调到重庆，我单身住在报社。
那时候，报社反右派运动虽已基本结束，而交心运动、双反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楼下有的楼层的过道里，还是大字报的海洋。我们三个人如在世外桃源，整天就与那些旧报为伍。动作要小心翼翼，因为报纸纸色已经泛黄，纸质则已变脆，稍不留神，就会哧的一声撕开一个大口子。
虽然没有人监督，三个人都仍然呼吸着多年积尘并埋头苦干。工作时不苟言笑，只是认真阅读，振笔疾书。至于是否心无旁骛就不好说了，沉甸甸的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压力不小的。
前后约四个多月，每个人都抄录了几大叠资料。但究竟干什么用?我一直没想通。当然如今那些东西早已成为垃圾了。但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精神总算有点寄托。我当时只身在北京，而周围的熟人又格于“孤立右派”的规矩，不相往来，确有“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三个人一打堆，轻松一些了!
想起那段日子，更令我怀念单于越兄。他当时几乎每逢周末，都与我作伴的。下班以后过十来分钟，等报社人员纷纷离去后，两个人慢慢踱出来，沿着永安路向东南方向的天桥走去。
那时的天桥还有综合市场的味道，卖吃的、用的，小摊林立，小戏园、相声场等也还有几家。我们两个人则径直地朝一家小酒馆走去。常常是花生米、五香豆腐干各一碟下酒，然后是每人半斤炒饼。偶尔一两碟小炒，就是打牙祭了。吃喝什么并不在意，要紧的是三杯入肚，顾忌全消，各种话题，纷至沓来，自得其乐了。今天看来，那些话都可以在大马路上高声嚷嚷，但在当时，只能两人对座，窃窃私语。
当年12月间，一个寒冷的夜晚，他请我到东城小经厂一家剧场去看了话剧《右派百丑图》。因为剧名有点刺激性，我们要去看看右派们的种种丑态。但看下来，两个人摇头不已。因为这出戏不过如同报纸上的拙劣记事，毫无喜怒哀乐真情蕴于其中，太令人失望了。
用单于越的话说，没能糟踏到右派，反而把戏剧给糟踏了。他于戏剧是内行，当然是对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戏剧界的托儿，何等无奈。
1958年3月，我们各自得到应有的发落。我去了北大荒，过了三年流放生活。
高汾也去了北大荒，做了一年多的流人，干过多种农活，长期当过炊事员。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再不是秀丽出众的女记者，而是满目灰尘烟火色的伙夫了。由于长期劳累和饥饿，当年冬季，她的脸部已经浮肿。常言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大公报》的伙伴们都很为她担心。所幸的是她于1959年夏季调回北京，仍留《大公报》副刊部工作。1966年报纸被迫停刊后，曾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仓库工作。拨乱反正以后，她回到新闻界，在《经济日报》编辑副刊，写作甚勤。离休后，至今仍然为上海《新民晚报》所倚重。她在北大荒的一些情况，我将另文介绍。
单于越下放到青海省。到西宁之后，被安排到文教厅。说实话，我后来深为他庆幸，他身体比较单薄，如果他去了北大荒，经历那么多的苦战夜战，加上1959至1960年的长期饥饿，能否生还，很难说的。
我们每年都要通一两次书信，保持联系。他的生活虽较北大荒的流人稳定，但中间仍经过流离播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拨乱反正以后，他才活跃起来。调到青海省文艺研究所，搞创作，写过《秦王新政》、《马五哥与尕豆妹》等剧本，主编刊物，俨然成为一方权威了。
1981年，他有机会带着几个小青年出省交流，地点可以自选。他不选北京，不选上海，偏偏选了贵阳。一意想和难友相会，共话二十余年的别情。
一见面，我们共同念出杜甫的“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句子。二十多年过去，他满头白发了，而当时只有五十八岁。可见多年处境之艰涩。
那两天，我们先是在他下榻的贵阳云岩宾馆，后来又在我住的南明堂宿舍中，扺掌而谈别后沧海事，感慨万千。谈话中，我介绍了北大荒三年的实况。一幕幕的惨剧，他听了目瞪口呆，为我庆幸说：“你受苦了!真称得上是劫后余生啊!”
我说到寒冬时节，在零下四十度的马架子里，半夜起来解手，从被窝里出来，满身热气腾腾，就如新出屉的包子一般，他为之动容说：“比喻太生动了。”
1985年他从西宁迁居南京，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研究。虽年逾六旬，仍十分勤奋，屡有新作问世。上海《解放日报》曾连载他所著的《七君子之狱》，后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5年初，传来他脑血管栓塞的消息。1997年我去上海小住，专程到南京凤凰西街去探视。
他当时曾第二次发病，出院不久，躺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中。半身活动障碍，只能扶着床栏围床绕行。言语迟缓，说话时，间断地吐着单词。
他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目光呆滞地缓缓陈述病况。此情此景，我们已经无法流畅地交谈了。
1999年3月，于越兄与世长辞。遗孀郑定英女士撰写的怀念文章中，录其遗诗一首：
一事无成两鬓斑，文章拱手让后贤。
少年得志缘小慧，根基浅薄醋半坛。
平日自省无他短，短在老始识愚顽。
有心追鞭心已颤，聊坐夕阳看远山。
诗句多自谦之词，但从中仍可以感到多年来他的苦涩与苍凉的心境。
朱启平晚年留下了又一名篇
《大公报》社当年流放北大荒的八个人中，到2002年秋为止，四人健在，三位逝去，只有尤在兄情况不明。
健在的，除了我，有徐文兰、高汾两位大姐，和年龄最小的一位——石文华。能平安进入二十一世纪，得以呼吸在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中，是很值得庆幸的。
逝去的三位是朱启平、萧离和余悦。其中萧离的情况，前文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余悦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八十年代初在她贵阳的府上见过一面，并承她带病下厨，为我做“肉丝面”一大碗。后来听到的则是她已故去的噩耗。
朱启平兄，是我们去北大荒八个流人中的老大哥。从1958年7月在云山畜牧场分散，就无缘再谋一面了。1960年夏天，他从北大荒回京，调到张家口部队的一所外国语学院，多年从事外语教学。拨乱反正后，1978年恢复香港《大公报》工作，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93年末病逝于加州，安葬在那里碧草如茵、青松挺立的墓园中。
我们相识于《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那时他在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工作。从四十年代开始，他曾任《大公报》驻国外记者多年，发表过多篇佳作，是一位名记者。我当时是个小编辑，工作上和他并无接触。只是因为我担任工会小组长，他是小组组员，每月一次，我要去收会费，有机会聊聊天。另外，他喜欢运动，我们常常一起打羽毛球，他是把好手，因而相熟起来。
他怎样落网的，我一点不记得了。后来就走进同一个战壕，同到北大荒了。起初三个月——1958年4到6月，我们同在萧离当组长的二十一小组中。他身体敦实，不管干什么活，他都可以顶一个棒劳动力使唤。那时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后来劳动组合打乱重组，他被分到烧炭组，进入完达山麓某处，以后就失了联系。直到1960年底我回到北京，才听说他已先我半年返京了。“文革”前他和萧离时有联系，说他在学校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又在美国多年。教英语是小菜一碟。
拨乱反正，他回到香港《大公报》后，常有新作发表，可惜我彼时身在偏僻山区，看不到外地的报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的新作《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想》，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为之感动了。我再三诵读，以为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邃、感情的纯厚，超出了他的名作《落日》。
他在文中描写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照阶级划分，戴高乐应该属于资产阶级吧，作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应该选在巴黎或者其他通都大邑，然而不然，他和他早夭的爱女却埋葬在距巴黎数百里之遥的一个小小村落——科龙贝。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伟人的墓地十分简朴，位于一个教堂的墓地群中。他写道：“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就在小径尽头，也是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普通的石头……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接着写道：“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现的!”说得何等好啊!
很遗憾，关于尤在兄近几年的情况，我所知甚少。
1960年他从北大荒返京后，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县里的中学。不久，遭遇婚变。“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怎样一来，他到北京过起流浪生活，粮票和饭费全靠亲友接济，夜间，就睡在公园、医院或车站的长椅上，重温儿时的流浪岁月。这大概是他欢欣鼓舞迎接解放时，料想不到的吧!八十年代初，被安排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约在1985年离休。那两年他曾到《经济日报》社来过几次，我们还一起在一家饭铺小酌。
其后不久，他和在北京工作的前妻复婚，迁回北京居住，料理家务，照顾小外孙，坐享天伦之乐了。九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病故。又听说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后来就失去联系，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年轻时是很有冲劲的记者，敢闯敢干敢写。惜乎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有不少创新建树吧!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现在我写这篇怀念老友的文字，决非谬托知己，品评他们的生平风貌，只不过勾画一鳞半爪，聊表对故人的尊敬和怀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