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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序
作者：张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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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林博士好学深思，孜孜不倦，今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成《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此一时期各种思潮和各派学术已有深入研究，但仍未有从学术研究方法论视角来系统总结此一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专著，故谓之具有开创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是指工具。人要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完善其工具。器便成为做好事的先决条件。做学问的工具，是为方法。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是指获取知识的一种工具，即逻辑方法。他认为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或工具，才能进行科学或哲学的研究。对方法的自觉反思，是人的理论理性的觉醒。中国古代虽然做事、做学问都讲工具或方法，但往往是学与术、知识与方法浑沦不二，没有把“术”从“学”中独立出来，这就限制了“术”的发展，即方法论的建构。虽然自汉以来对经典的诠释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考据方法与义理方法的论争，以及乾嘉时期的汉学与宋学之辩等，但其缺失亦十分显著：
其一是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学术活动作为一种意识活动，与意识形态并非一码事，而具有独立性。意识形态往往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学术则是关于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真、善、美的活动，是知识与方法积淀和提升的系统概括。学术意识活动是求真、善、美之知的活动，是学术科学研究的需要，与政治并无太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方法，作为求真、善、美之知的方法或工具，亦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把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方法直接与政治挂钩，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不仅导致学术长青之树的枯萎，而且导致学术方法这把“利器”的锈钝。这是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理论性系统方法论体系的原因。
其二，囿于正统和地位之争。学术研究的方法既与学术本身浑沦不二，学术的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之争，便把传统不同解经方法亦纳入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的框架之内，使本来与此无关的研究方法，亦成为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的方法论。无论是古文或今文、考据与义理，还是汉学与宋学，只要一家一派成为正统，就排斥其他一家一派为非正统。这样就把学术与学术研究方法的论争转换成正统与非正统的地位之争，其结果不仅压制、扼杀了众多学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亦限制、禁锢了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争鸣，以及诸多方法的竞放异彩，各呈所能。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论薄弱、落后的原因之一。
其三，蔽于古必真、汉皆好。其实，真与不真、好与不好，都是主体人的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真与不真、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同理，古与今、汉与宋亦是相对的。惠栋所谓古，是经秦焚书坑儒以后所耳闻口述而记载下来的及未被焚的文本，汉儒并未见今人所见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太一生水》以及其他儒家《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语丛》等名篇竹简文本。乾嘉学者崇古，是指汉儒所注和整理的文本，根本未见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等书，更未见郭店楚墓及其他汉墓竹简等。所以古未必真、汉亦未必好。但在古必真、汉皆好的误导下，培育了尊古、崇古、信古的意识，从而限制、禁锢了创新意识，给学术和学术研究方法，造成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流弊，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力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十多年的帝制，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打破封闭，敞开胸怀迎接西方各种学说、观念及方法，并采取拿来主义姿态，试图拿来就用，期望一用就灵，同时亦自觉接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以改变中国传统的陈旧的方法，以图跟上西方。蔡元培在1918年8月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上卷)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第二是形式问题。“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这里所谓形式是指体例、指导理念及方法等，因此，蔡氏在评价胡氏此书的“特长”时首先指出：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都与研究方法相关联。
然而，当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像潮水一样涌进，激烈冲击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时，便出现了两种情境：一是激活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给中国学术研究方法送来了新的参照系、新气象，换言之注入了新的激素。二是淹没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有全部拿来照办之意，从而忽视了如何使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实际相结合，即在冲突中融合，创造出适应中国学术研究新方法的问题。
中国学术需要纳入世界，需要走向世界，需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汲收世界(包括西方)优秀学术，亦需要学习世界优秀文化的研究方法，“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但往往不知不觉中丧失自身学术的主体性、自主性，而成为某一种学术或研究方法的附庸。自清以来，除皇帝一人外，全国所有人都是“奴才”。中国人三百年的“奴才”做惯了，滋长了一种“奴才意识”，于是皇帝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一旦换了主子，也会心安理得也做新主子的奴才。在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传入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会出现这种心态，这对于中国学术及其方法的发展极为不利。
我们主张中外、中西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和合，即冲突融合而和合。中外、中西学术及方法有冲突，才有融合，有融合、冲突才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新学术、新方法〔2〕。如此，中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才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薛其林博士把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放在冲突而和合的视野下，并以冲突而和合作为这个时期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指导理念，而把民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视为古今中西新旧融合创新的破壳脱茧时期，学术方法上的东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方体的融合与创新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他们在接受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同时，并不摒弃中国传统的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换言之，他们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融合中西而有所创新。如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会通而成科学实证方法；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融合而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的融合而成直觉方法。薛其林博士依据这种划分，把胡适、王国维、金岳霖、陈寅恪、何炳松、李大钊、李达、郭沫若、梁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都分别加以论述，而发前人所未发，并在这块少有人耕耘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其创新性有：
一是率先以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为对象，透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实际，揭示其成果及缺失；从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方法论范式的确立，凸现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方法论的现代转换。以中西、古今、新旧的整合、调适，即冲突、融合为切入点，提出以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为主体架构，按照社会转型、学术调适、方法创新的内在理路，建构了宏观与微观相资、整体与个体相辅的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体系。
二是超越中西体用论。中西体用论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命题，长期以来曾争论不休，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仍然聚讼不止。薛其林博士以融合创新论超越中西体用论，认为人类学术文化的发展只有融合创新问题，而无谁体谁用问题，并以此来诠释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无论从学术及其方法的时间和空间的演进上，还是从西学东渐与传统思维方法、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上，都是融合创新的问题。按照和合学的提法是冲突而和合，和合即蕴涵着创新，亦即新生命、新事物、新学术、新方法的产生。由于该文以融合创新来反思以往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得失，与衡量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因而提出了诸多创新的见解。融合创新论对于现代跨文化的会通将大有裨益。
三是对人物的分析上，也有独到的新见解。譬如传统上把冯友兰、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视作实证方法，该文提出了冯友兰为实证方法与直觉方法并用，并将其归入直觉体悟方法中诠释，陈寅恪为考据实证方法与义理阐释方法兼用，而作为义理阐释方法的代表。这些诠释都有其理据，可见仁见智。这就为贴近其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本真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
是为序。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上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页。
〔2〕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第二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