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我们的差距有多大？
作者：韩连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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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来到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置身于地球上这块最后的圣土上时，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是自卑于本身的渺小，还是惊叹于造物的神奇?
记得有一年，国内南方的鹭江出版社组织了一批我国的人文学者赴南极考察。回国后，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中，自然科学家们对这批人文学者赴南极考察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人文科学在南极根本无用武之地。而那些到过南极的人文学者又为我们带回来了什么呢?我记得在那次电视访谈中，穿插了一段由一位小朋友朗读的散文，那篇文章是由参加这次南极考察的哲学家周国平在南极写的。周国平在文章中细致地描绘了南极的特色景致，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句：“企鹅在那里嬉戏，就像一群小孩在玩‘过家家’。”我当时听了觉得比较可笑：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学者面对南极的思索?人文学者真的没有必要去作为自然科学考察站的南极大陆吗?
直到最近读了威廉·迪特里希(WilliamDietrich)的长篇小说《暗冬》，我才算打消了自己以前的疑虑，找到了面对南极大陆的真正的人文思索。迪特里希是一位报道环境和科学的美国新闻记者，曾经于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游历丰富，曾在1994年去南极科学考察站采访过，这一段经历和他关注的主题，加上他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写出了《暗冬》这部畅销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他的笔触已经不是仅仅描绘南极的旖旎风光，也不是在浩淼的冰原上对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做简单的沉思，而是以一座南极考察站来透视和反思科学以及科学和人类的关系。
人类建立南极考察站本来是为了促进科学考察，为探索南极大陆的奥秘和进一步的研究地球及天气变化提供必要的数据。人类之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人类相信自己所拥有的科学和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特别是近代科学兴盛以来，人类惟一能证明自身在这个星球上处于统治地位的工具。但是，当人类真正这样做时，是不是会真的如同最初的设想一样进展下去呢?科学和理性会不会出错呢?
通过《暗冬》中主人公杰德·刘易斯在阿蒙森－斯科特南极考察站一段离奇的经历，作者对科学和人类的理性提出了批判。杰德·刘易斯是一位勘探石油的地质学家，他当初选择地质学是因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而更愿意面对冷冰冰的石头。在工作中，刘易斯既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也逐渐变成了探测石油的机器，于是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烦。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易斯应聘来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南极洲。他对此行抱着极大的希望，试图在这个冰雪世界中寻找生命的新意义。但是随着他的到来，却在考察站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考察站的一位元老在南极发现了一块陨石，刘易斯就是被应聘来鉴定这块陨石的。如果这是块真正的陨石，它的价值将会是几百万美元。但随着陨石秘密的公开，考察站的人一个个神秘地死去，陨石也神秘地失踪，而刘易斯也被怀疑是杀人犯和盗窃陨石的凶手。刘易斯行将被处死之际，他在考察站结交的知己、电脑工程师阿比找到了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不是刘易斯，而是试图侵吞陨石并杀人灭口的考察站心理医生诺尔斯。于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开始了!最终，诺尔斯自杀，考察站被毁，暗暗冬夜里，剩余的考察站成员在等待着救援人员的到来……
《暗冬》的故事结构采用的是当代美国流行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模式，而在这个远离文明的封闭群体中发生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又让我们想起了英国作家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但是由于作者是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令人向往的南极大陆，并成功地塑造了心理医生诺尔斯这一形象，通过诺尔斯言谈举止、心理变化，对科学和理性提出了批判，从而提炼出了作者对人类与科学、道德与科学的关系的思考，因此故事的老套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价值，反而使作者的思考更容易被一般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小说中的“诺尔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诺尔斯。被派往南极考察站的心理医生诺尔斯本来是去研究人类群体在移居到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地时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但是他在行前徒步穿越新西兰的途中意外地失踪。这时，一个假“诺尔斯”出现了。“诺尔斯”也是学心理学的，他在一次攀岩活动中，为了向外界报信，救援被困的队员，割断了连在自己身上的其他两名队员的绳子，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事故发生后，“诺尔斯”虽然未被追究责任，但是他却被社会遗弃了：工作没有着落，论文发表不了。就在他穷途末路之际，他在报上读到被派往南极的心理学家诺尔斯意外失踪的消息，于是他就冒名顶替来到了南极。他起初这样做的目的“也不过就是写出一篇令人汗颜的心理学论文，探讨考察站运转不灵的问题，用抑郁和互不信任现象来说明这些”。但是，后来出现了那块陨石，这又一次膨胀了“诺尔斯”的私欲，于是谋杀开始了……
发生在考察站上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而更像是一场检验理性的较量。攀岩事故使得“诺尔斯”开始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理性能否驾御不可理喻的事情。他曾对刘易斯说：“你知道硬科学(指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有什么地方吸引人吗?合理性。……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这种合理性就是他们的宗教。然而，我的论点是，我们不必束手束脚地去追求理性，在我们心里全都有迷信存在，因为迷信的想法才是人们自然的思维。……但凡是人，就带着冲动和感情的负担，有着恐惧感。”在这里，“诺尔斯”认识到了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的矛盾，这就是，一方面“西方供奉的是理性，还有集体的清醒理智：我们全部对事实有共识，全都沿着一条路走”；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信仰、恐惧和感悟的囚徒”。平时我们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按照前一条路子行事，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了理性赖以生存的大环境，或者在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我们却会自然而然地按照后一条路走。由此看来，理性寻求的并不是真理，它仅仅是我们的工具。当我们能利用理性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和获得利益时，我们依赖理性；而当我们不需要理性或者理性也无能为力时，我们对理性弃之如敝屣。
这不仅是理性的失败，也是人类群体价值的失败。由此出发，“诺尔斯”又对现代社会中崇尚群体的心理展开了质疑。他怀疑，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崇尚是否合适：“团队什么时候会变成乌合之众，什么时候又会再变成暴民?个人和自力更生究竟有多重要？”在攀岩事故中，面对群体的无能，“诺尔斯”只好依靠自己来获得拯救，他在那时追随的是最为根本的人类欲望：生存本能。但他的这种行为却遭到了社会的谴责。于是人类心底的阴暗面被激怒了，“诺尔斯”开始在南极考察站玩起了戏弄人类群体的游戏。“诺尔斯”之所以能够戏弄这个集体，是因为在南极的这个人类群体就像一个动物园，它从来就不曾真正凝聚过力量。
在小说中的阿蒙森－斯科特南极考察站，所有人员分作两派，一派是科学家，例如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另一派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例如电工、木工。两派之间互相对立，连吃饭时都分作两桌。即使是在科学家中间，也存在着对立和隔阂。像发现陨石的天文学家米基·莫斯，他自认是考察站的元老，就倚老卖老，从不与其他的科学家交流成果，发现了陨石后私自藏了起来，并在追逐窃取陨石的“诺尔斯”时，掉下冰洞摔死了。在这种缺乏交流和信任的环境下，电脑工程师阿比宁肯面对电脑吃饭也不愿跟别人同桌共餐。也正因为这样，才给了“诺尔斯”以戏弄群体的机会，使得他将杀人的罪责一步步推给了刘易斯。集体力量的松散是由于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刘易斯来到南极是来寻找新的意义和真爱的，但别人来这里的目的却是求财、求名、求升迁、求职位、求归属、求贡献的。即使是这样，刘易斯依然认为，“这里所有的研究工作看上去都很高尚。可那该死的石头……”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诺尔斯”最后才对刘易斯说：“你跋涉上万英里就是为了追求海市蜃楼。”“诺尔斯”在这样的群体中仿佛成了最后的智者，他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是自私的”，因此“我们集体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仿佛看透了人心的阴暗面，所以才能疯狂地将考察站上的科学家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科学家则成了自己信奉的理性的牺牲品。也许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是最可悲的群体!
对于“诺尔斯”的杀人，他认为自己并不想杀人，他供认自己想要杀死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是，是傲慢，是狂妄野心，是学术上的自大，是沾沾自喜，是麻木不仁。杀你们的，不是我，是这个考察站!是那种错觉，以为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运转”。这虽然是为自己犯罪行为进行开脱的遁词，但是也切中了问题的本质。“诺尔斯”怀疑美国在南极洲每年花掉两亿美元是否值得，而来考察站工作的人就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当炮灰，成了他们的工具，惟一的目的就是要获取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已经不单纯是对自然的认知，而是带有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试图控制一切、统治一切的权力意志。带有权力意志的科学知识，就是将事物揭示为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原材料，甚至人类本身也成为了服务于现代科技的原材料。这样，结果就是“机器正迫使我们变得像机器一样，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高科技时代人类面对的命运。因此阿比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你就会搞不清楚这些仪器是你的延伸呢，还是你成为了这些机器的延伸。”而“诺尔斯”更是走向了极端，他的怀疑导向了对整个科学和理性的否认：“可万一理性是个骗子怎么办?万一理智——也就是人人都应该按着一个方式思维，共享同一个现实，这种思想——是假象怎么办?万一科学是骗人的怎么办?万一堂而皇之说明了一切的东西，实际上对我们这样的动物什么也没有说明，万一国家科学基金会维护的只是一个神话，万一巫师和不信基督的人们还有巫婆们才是对的，万一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洞见，存在于黑森林中——也就是我们的内心中，又怎么办?万一我们所代表的文明最外面的装饰并不比这圆屋的铝层更厚，怎么办?万一我们探索到某个点，没有得到启示，却遭遇了彻头彻尾的神秘，遭遇了无从描述、不为人知的一个全新深渊，又该怎么办?”
话虽出自“狂人”之口，但却促使我们沉思科学技术的价值与意义。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影响已经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科学已经丧失了它在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科学技术不仅没有更好地造福人类，反而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如酸雨、臭氧层破坏等，同时还使得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不能不使我们开始质疑和反思科学技术的本质。像南极考察站这种耗资巨大的工程，就如同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Momford，1895～1990)所说的航天飞机一样，是所谓的“巨机器”统治下的产物。“巨机器”就是指国家利用行政手段，集合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官僚主义的等所有统治因素而形成的极权主义的技术。芒福德认为，在古代，巨机器的统治下最典型的产物就是埃及的金字塔，而现代社会中，巨机器的统治下最典型的产物就是航天飞机。因为只有“巨机器”才能集合如此庞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他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埃及巨大的金字塔正是我们时代航天飞机的恰当的对应物，因为两者都是以昂贵的代价，来保证少数受益的几个人通向天堂的道路。芒福德反对的正是这种“巨机器”，他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民主化，使科学技术的共享来纠正科学技术产生的问题。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和科学技术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大量私人投资加入到了科学技术研究之中，导致科学技术越来越私有化，阻碍了科研成果的共享，使得科学技术的民主化步履维艰。芒福德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科技产生的问题完全在科技领域中寻求答案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科学技术应当被看作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且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培养了一种创新开拓、渴望求知和哲学思考的精神。芒福德认为，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突飞猛进，但人类的文化却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之所以造成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文化来整合它。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人类的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才能却枯萎了，缺少了对更高精神的追求。在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一书中，他写道：“机器在西方文明中达到如此无法抵抗的规模，部分原因是它起源于一个破碎的、单面的文化，然而它可以帮助扩大文化自身的领域，并由此建立一种更大的综合：这样的话，它将给自身的毒药提供解毒剂。因此，让我们将机器更紧密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成分来考察，在最近的世纪里，研究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吸收它的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能否驾驭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参与和共享，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解决。因此自然科学家们不必像否定人文学者去南极一样，否认公众和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参与认知。同时，我们的人文学者也要争口气，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科学技术，而要从更高和更深的理论层次，对科学技术这一现时代最根本现象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反思。科学自从战胜宗教并在人类思想中占统治地位之后，同时也侵占了宗教的“神化”领域，科学的权威和声誉被一般公众广泛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无论是在科学技术的内部还是外部，都缺乏成熟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对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更快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人们却很难认同，认为一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就是否认科学技术。成熟的批判意识的缺乏不管对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目前，国外在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已经有了科学技术“去神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哲学为基础，借助于现代各种哲学思潮，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已经建立了对科学技术进行人文思索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并且已经从总体上反思科学技术深入到具体的实践中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影响的层面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产生出《暗冬》这样的反思科学和人类关系的小说。相比之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还简单地停留在诸如科学技术是双面剑、科学技术有利有弊的水平。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在科学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还要看到在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层面上的差距。只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共同努力，共同探讨和思索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影响，提高科学技术的透明度，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和参与，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行文之最后，我的头脑里又回想起《暗冬》中阿比和刘易斯的一段对白：
“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它。我们来这里，要带它回家。我们真正的家。”
“丢失了什么?”
“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