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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物论（续五）
作者：张远山 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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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物论》增补本序言
《齐人物论》是周泽雄、周实和我于上世纪末的一次偶然兴到的笔墨游戏。游戏性的文本配以游戏性的笔名、书名，似属顺理成章，没想到后者却遭到了褒扬者与批评者的一致不满。褒扬者认为“庄周先生不肯现身露形，不免是一种遗憾”（刘江滨），批评者认为作者署用“化名”肯定有“可疑的阴谋”（张柠），而书名戏仿《庄子》名篇则是“当前汉语不够规范化的一种表现”（吴小如）。虽然我已经在《〈齐人物论〉及其作者》一文中公开了合作者的名字，并陈述了取如此笔名和如此书名的理由，但阅读过《书屋》连载、无数报刊转载（鲜有支付转载费者）的《齐人物论》初版的读者以及《齐人物论》增补本的读者未必都看到了这篇文章，因此对于褒扬者，作者在增补本中公开身份想必可以弥补他们的“遗憾”，或者说是满足了他们的“知情权”；对于批评者，作者在增补本中公开身份是表示，尽管没有什么“阴谋”，但署用笔名确有所“谋”：由于事先估计到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捣鬼文章”（陈村）极容易赢得喝彩，因此在《书屋》杂志连载和单行本初版问世时，我们决定署一个伪托古人的游戏性笔名，本意在于“逃名”，而非为了“沽名”和“射利”——任何心智健全者都看得出来，署真名显然对作者好处更大。但为了“将游戏进行到底”，增补本的作者署名，像书名一样保持不变。
为增补本撰写的三十七个条目，基本上都具有不得不增补的理由：一、虽然有些重要的或有影响的作品在撰写《齐人物论》初稿前已经出版，但没被笔者读到——这要感谢许多热心读者的提醒和指点。二、为了于2000年底在《书屋》杂志连载完，《齐人物论》初稿不得不提前半年左右完成，因此二十世纪最后半年以及完成于二十世纪但滞后到2001年、2002年出版和传布的重要作品就掉进了《齐人物论》初稿的时间死角，这既是对作家的不公，也是对读者的误导。增补若干条目，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弥补上述缺憾。
许多读者读了《齐人物论》初版后非常泄气，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怎么会如此不济？这个问题不是容易回答的。除了《齐人物论·余话》中提到的诸多原因，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
从我幼年起，就不断听到那些有执照的著名作家诲（毁）人不倦地谈成长经历：写完一篇习作，投稿某某文学期刊，当然石沉大海，但别灰心，再写，再投稿，投了几十次终于有了回音，编辑指出其习作有很多低级错误，还有不少错别字，要求“我”修改。“我”那个激动啊！于是修改后再投，编辑再指导，再修改……投稿投到上百次（似乎次数越多越光荣，因为这样可以用做“有志者事竟成”的生动教材），终于处女作发表了，于是一条“金光大道”展现在眼前。
这些“佳话”（依我看不过是丑闻）广泛传播的结果是，许多有志于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都把文学期刊当做了练笔之地乃至废品回收站，什么破烂都敢往那里送。其实练笔是投稿之前的事，你在投稿前应该先达到及格线。读者不是你的文学奶妈，不需要看着你长大，更不应该为你支付牛奶钱，一如正式演出前的彩排不应该售票。浪费读者用于购买的金钱和用于阅读的时间，是标准的谋财害命。福楼拜指导莫泊桑写作时，决不允许后者把练笔公开发表，莫泊桑练笔的习作从地上一直堆到齐桌高，才写出了《羊脂球》——这是福楼拜眼里的及格线，相当于《齐人物论》反复提及的“世界级艺术度量衡”。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有志者”（其实只是“承志者”）却没到及格线就申请到了公开售票登台演出的营业执照，而且浪费了无数读者的“牛奶钱”也没能发育成熟，直到其写作生涯的终点，也没能达到莫泊桑的起点。诸多缺乏自知之明的“有志者”和“承志者”也许感动了编辑和执照审批部门，但他们生产的垃圾却从未感动过读者。他们虽然“有志者事竟成”、“承志者文先登”地成了有执照的作家，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却被他们毁掉了。写作从来不是一项群众性娱乐活动——阅读才是。你首先必须是合格的读者（包括正确判断自己作品的质量），然而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作家。
《齐人物论》不过是我们想努力先做一个合格读者的读书笔记而已。只有当合格的读者足够多时，中国文学才会真正有望。而每一位合格的读者（衷心希望你也是），必然会蔑视和拒绝那些不合格的冒牌作家——即便他们持有营业执照，也无论他们在独家垄断的媒体鼓吹下暂时有多么著名。
张远山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于上海
率性之作，原无陈法可拘，初不明何谓“行于所当行”，终不晓何谓“止于所当止”，因重拾碎墨，作此余篇，续貂云云，一概不计。褒兮贬兮，专注己意；罪我恕我，悉随尊裁。行文一仍其旧，匹似猪八戒被捕，声称不打诳语，只顾从实招来。愿意捧场的看官，允在下这边谢过；绝然舍去的过客，亦请先允在下唱个肥诺，再道一声“就此别过”。——惟愿天下的好文世世平安，切盼人间的墨猪不得善终。
七等生《我爱黑眼珠》（短篇小说）
被妻子养活的李龙第与妻子约好在戏院见面，结果下起了暴雨，整座城市被淹，马路成了河流，挤不上屋顶的人们被淹死踏死。找不到爱妻的李龙第想：“即使面对不能避免的死亡，也得和所爱的人抱在一起啊。”李龙第把一个贫病交加的妓女救上屋顶，抱着她捱到了天亮。结果难题出现了：妻子在对面屋顶上看见了李龙第，开始呼喊他，李龙第没有答应，因为他无法涉过河流，此刻夫妻相认对妻子没有直接帮助，却会导致妓女因失去自己的帮助而死去。妓女问他，喊叫的女人是否他妻子。“不是。”“那个女人说你是李龙第。”“李龙第是她丈夫的名字，我叫亚兹别。”“假如你是她的丈夫你将怎么样？”“我会放下你，冒死泅过去。”“我爱你，亚兹别。”妓女吻了李龙第。妻子愤怒地冒死泅过来，结果被激流卷走。雨停水退后，李龙第送走了妓女，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妻子。
中国一向非常缺少敢于把人性置于绝境中捶楚的作家，我愿意对这样的作家致敬。有意味的是，七等生在小说中特别强调，妻子和妓女都有一双“黑眼珠”。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中篇小说）
——《游神》
说马原是天才，似乎是一种滥调。关于这一点，除了得到大量评论者异口同声的肯定，作家本人也懒得谦虚一下。他不仅在随笔集《虚构之刀》里频频将“拙作”与海明威、博尔赫斯辈等量齐观，在小说里居然也保留了某些憋脚学者的爱好，不断提及自己的其他作品（平均两万字提醒一次）。
说马原的天才到底有多大，对我又是件困难的事。我知道他笔下的风景人物，由于天生伴有“喜马拉雅古歌”的性质，对我等生活在低海拔的读者，容易生成眩晕效果，换言之，我不清楚读者读马原作品时，是否也有某种智力上的延迟或曰高山反应。我承认自己的智力是有可能缺氧的，鉴于我的私人萍踪只到过青藏高原边缘的青海湖一线，所以对曾经深入世界第三极腹地的人物，难免存有一份不问好歹的敬意。但我们也知道，作家的艺术水准，到底不同于外在行迹，或者，挂靠于地方色彩只能显赫一时，大师的标准，则更在旅行家的行囊之外。在马原小说里，我读到大量可以笼统地称为意味深长的内容，包括一些精彩的段子（如穷布猎熊的描述），但就马原再三强调的“故事”而言，“洗练”二字是完全谈不上的。
马原《痴迷于讨论的昆德拉》（随笔）
——《虚构之刀》
中国小说家普遍瞧不起评论家，这一点他们还喜欢直截了当地嚷出来。每个人这么说的时候都自以为是在做个性化表述，结果却因其千篇一律而被褫夺了潜在的个性特征。何况，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小说家并未显示出擅长批评的整体素质，马原先生这一次亮相也同样逃不脱“出丑”的结局。他在课堂上给大学生谈论昆德拉的小说，还计划把讲稿交给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却允许自己手头没有一部“昆德拉的长篇”。众所周知，至少在近十年的中国，昆德拉的书决非难觅，在作者供职的上海同济园而非拉萨八角街，更有条件手到擒来。只有上课极端不负责任或根本不明教学之道的家伙，才敢这么做。面对那些桥梁工程专业的大学生，马原喜欢强调自己与海明威的内在关系，据我看来，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在马原自己归纳出的“身高和体重”两项生理指标上。读者或许知道，海明威写《死在午后》时，甚至参考了二千零七十七本西班牙语论著。
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长篇小说）
尤凤伟先生的《中国一九五七》与《齐人物论》初版一样，完成和发表于2000年，单行本出版于2001年，然而拙著有幸入选《南方周末》“2001年度中国十佳图书”，《中国一九五七》却很遗憾地未能入选。我参加了那次评选，《中国一九五七》在我的选票中列于首位，但它显然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选票——这标志着真正的杰作在当代中国的基本命运：不是难以出版，就是出版后遭到冷遇。《中国一九五七》不仅应该入选“2001年度中国十佳图书”，而且仅仅跻身“年度十佳”远远不足以显示其优秀，我认为《中国一九五七》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最佳小说。乏善可陈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由这部杰作来压卷是非常幸运的。这部小说的厚重丰富，使我对在简短的篇幅中正确评价它缺乏自信，我惟一能想到的偷懒办法是告诉读者，这是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如果你只想挑选一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小说来读，我推荐你读这一部。
止庵《六丑笔记》（随笔）
我对止庵已留心甚久，但除了他编的书，一直没能觅得他本人的著作，所以《齐人物论》初版中很遗憾地未能论及。拙著初版问世后，网上有人猜测出于止庵手笔——这让我惭惶无地，深感远未达到止庵的火候和境界。止庵的文字从容而松弛，节制而素净，极有分寸感，绝无烟火气。止庵是这个浮躁时代太难得的素心人，因善读书且多读冷书而内功深厚，读书绰有余裕，才偶尔灵光乍现地诉诸文字。深通“文字般若”（借用此词，非取旧义）的止庵，以“述而不作”自况，所论诸家文章之得失短长，见识入于上乘，虽然他无意于为下根说法，但对好为文而不善文字者极有教益。
不少人喜欢自称眼高手低，其实自谦手低只是虚招，自夸眼高才是鹄的——然而这自夸也只是自夸而已。许多沐猴而冠的文坛大腕，不仅手低，眼也甚低，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不知其丑地“胡作非为”（止庵语），敢于让那些贻笑大方的烂文现世？真正眼高如止庵者，手决不会低，只因以最高境界自律，才会如此惜墨如金。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短篇小说）
——《台北人》
白先勇先生是老练的叙述者，熟悉传统小说的套路，认真汲取现代小说的招法，作品写得规矩，如老拳师演练腿脚，一招一式俱见功力；叙述中以借鉴心理分析路数为特长的现代气息，也并不流于草率。白氏人物的对白总是相当精彩，本篇中“金大班”的语言更是个性分明，浪味十足，但这并不等于《台北人》系列小说以激情见长。我觉得，在白先勇的文字背后，总有一抹挥之不去的黛青色情绪，那便是压抑了。作为小说家的白先勇，由于个人性情和经历上的缘故，脑海中似乎总是萦绕着各种类型、型号的对比情结，既有时间上的，也不乏空间上的，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永远生活在两种时空之中。由双重时空导致的各类反差情境——尤以摩登上海（如四十年代的百乐门）与乡土台北（如六十年代的西门町）的情境对比为烈——构成了白氏短篇小说的突出特质。
附带一提，心理学对现代文学的推动功德，在二十世纪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现在是否也到了反思其局限性的时候了?一部现代小说，如果老是让精神分析学家感到情绪亢奋，可以大幅提高心理学论文的产量，对心理学固是一大美事，对文学是否也有火走一经之嫌呢？
邓拓《一个鸡蛋的家当》（随笔）
——《燕山夜话》
二十年前就曾读过《燕山夜话》删节本。当年腹笥空空，书店里也没有多少好书，对这位“八闽奇才”的非凡之处也就不甚了了。今重读新出的足本《燕山夜话》，突然近乎绝望地感到这杆老枪的可贵。邓拓学问甚大，论渊深固不如钱锺书，论驳杂却尤有过之，以致竟敢用一种类似听众点播的方式进行写作。文章艺术虽非邓公所长，但言之有物、论必有据这两大律条，却能于指顾谈笑之间，一蹴而就。邓拓似从不曾以大学者自居，也未尝倾心于构建名山巨著，然就其浑厚的学识内力而论，今日中国，已再无可与比肩者。天予其才，叵奈人夺其寿。
李欧梵《重绘上海文化地图》（随笔）
——《上海摩登》
哈韩哈日之外，是否还有“哈（上）海”一族，也颇可存疑。“哈海”的主将多为海上女流，但李欧梵《上海摩登》一出，也稍显须眉不让巾帼之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作为学者研究的课题，自有其必要性。李欧梵先生的案头虽有足够丰富的材料，但就其行文趣味而言，仍不脱感叹“摩登”、摩挲“情调”的倾向。对此，我并不认同。对那些无视自身“戏拟人格”只顾一个劲地感叹百乐门洗手间之精美豪华的海派女杰，我虽属海上后生，偶尔也有模仿白先勇笔下金大班口吻的冲动，暗道一声“娘个冬采”。既然现如今捣鼓什么都可以挂名为“文化”，那么公正地说，当年的上海文化地图，可不能让仙乐斯或爵士乐专美，黄包车和越剧十姐妹也有自己的份额。何况我们还知道，真正有资格对海上繁华大肆怀旧的，倒是那些欧美人的后裔，他们坐在和平宾馆的咖啡厅里，透过翻腾的黄浦江呆眺日不落帝国，流出的眼泪有可能更真诚一些。
说实话，听当今半大不小的作家缅怀霞飞路，我总有听瑞大爷的后人畅谈大观园的感觉。
李锐《合坟》（短篇小说）
山洪暴发，在山西插队的知青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保卫大寨田，北京女知青陈玉香壮烈牺牲。“文革”结束后所有的知青都返城了，只有玉香留在了坟墓里。十四年后，老支书提议为玉香举行冥婚。村民们附议并凑了钱，因为“村口留一个孤鬼，怕村里不干净”。老支书对村民的附议是满意的，但村民们为玉香买一具男人尸骨时讲究生辰八字和属相生克，合坟后支书的老伴到坟前上供，却被他斥为“迷信”。
玉香的荒诞牺牲，老支书反对迷信的迷信，这种中国式纪念对玉香的进一步亵渎，都令我想起鲁迅小说《药》。但夏瑜的牺牲决不荒诞，用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起码不反对迷信——我没想到不反对迷信的迷信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优点。鲁迅时代，对夏瑜充满恶意的麻木者并没有打搅烈士的死后安宁；后鲁迅时代，对玉香充满善意的麻木者却为烈士找了个“一家之主”。合坟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令我久久不能平静：玉香的肉身，包括陪葬品《毛主席语录》的书页都腐烂了，惟有《语录》的塑料封皮没有烂。
刘齐《老艾访华》（随笔或小说）
——《小葱大酱》
写作的动机，因人而异，有人是有见解要抖，有人是有情绪要闹，有人是有故事要侃，有人是有谱要摆，有人是有暗箭要射，有人是有真善美要抒。至于刘齐先生，原因却较简单，他有俏皮话要说。
当然，所谓有俏皮话要说，也只是乍闻之下的瞬间反应，待回过神来，又会发现那张俏皮下不仅含有丰富的皮下脂肪，还沾血带骨，挑筋刺穴，那便是正牌的幽默了。幽默多半是刘齐的命，这意思就是，如果你让他不带附加条件地说几句“与时俱进”的话，他的文字里立刻就会露出某种寻短见的表情。我曾有一愚见，真正的幽默家都是极端严肃的，刘齐的妙文可以证明“愚见”非愚。这篇写某老外的人物记，不知归何种体裁管辖，行文无视王法，叙述抄掠小道，不仅让你笑，还让你发愣犯疑，最终还可能让读者彻底肃下脸来。结尾是这样的：大家提起他，常常感叹说，挺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是不是中国人把他惯坏了？
刘亮程《风中的院门》（散文集）
我不敢在这里用寥寥数百字的篇幅评论刘亮程。注意，我们不能因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普遍失望，就丧失发现杰作的勇气和敏锐。作为读者，我对刘亮程抱有最大的感激，他恢复了汉语文学特具的水墨韵味；作为同行，我对他难免抱有深切的嫉妒和敌意。他是位胆敢把自己的寻常人生押出脚韵的行吟诗人，文字则具有烽火寇边的性质。他自出机杼的表达方式，仿佛给全体中国读者做了一次审美视力的验光手术，我们这些傻呵呵的都市人由此明白，原来可以这样倾听狗吠，领略驴粪，拜读烟云。他用自己诗性焕发的文字最自然不过地提醒我们：秋后轧帐之时，我们中也许只有这位姓刘的小子才可能流芳后世。由于刘亮程的出现，黄沙梁成了一块可以叫板瓦尔登湖的文学版图。在我看来，将刘亮程与梭罗等量齐观，当无谀言之危。
任不寐《灾变论》（学术随笔）
任不寐先生极少在纸媒上发表作品，但在网上思想界声名卓著。《灾变论》通过对天灾人祸的详尽爬梳，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受灾变左右的历史，主宰中国历史并导致其周期性休克的，是一拨又一拨周期性出现的“灾民”。这一视角非常富于启发，庶几摸到了中国历史的死穴。然而任不寐先生在令人敬佩地长期致力于对巫术化的神秘政治进行祛魅的同时，又令人费解地致力于在中国这块充满迷信的无神论土地上播撒天启神学的种子。如果说这是为了以天启神学之毒攻神秘政治之毒，那么不仅主观路径过于迂曲，而且客观效果必定南辕北辙，更何况任不寐乃至所有的“文化基督徒”一定不会承认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策略”。
我不相信民主、自由等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文价值必须与仅仅自我标榜为普适（其实是主观上妄想“普世”推广）的“天启神学”（在中国则转化为所谓“汉语神学”）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民主、自由确为中国文化的对症良药，但无须用“神学”做药引，须知所有的药引都具有巫术性，对药引本身就必须“祛魅”。任何神学都必然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助长迷信的毒焰，同时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助长巫术性的神秘政治。
吴思《潜规则》（学术随笔）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写出的好书少得可怜——而且这些好书常常是在作者离世后才被发现的，这使我每每失去向作者本人致敬的机会，但最近有一个例外。吴思先生一反当代学界的急功近利和轻浮躁动，多年来细读明史——包括正史、野史和大量明清笔记，积累了一百余万字的资料和札记，真可谓厚积薄发，谋定后动。他的杰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举史实如数家珍，论世事入木三分，痛说国朝旧史，笔端竟有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读之令人欲哭无泪。比如许多国人感到奇怪，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那么伟大的文化，曾经长期而全面地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为什么中国官场却偏偏能选出那么多恶棍？吴思认为，“因为恶政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所以中国官场真正有效的并非“选贤任能”的公开规则，而是“选劣任贪”的潜规则：把占全民族极少数的恶棍都筛选出来，集中到官场。
我一向坚信，能够把深刻的思想用大白话表达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思想家。
沈宏菲《广州在吃》（随笔）
——《南方周末·新生活》
我完全想不起来，自己书架上怎么会有一册署名沈宏菲的的油印诗集：《你的名字》，难道我十九年前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如果今天这位奉行“写食主义”的文字玩家果然就是当年那位写诗青年，情感既被收买，我当然愿意对他多说好话。虽然经历了文字转行，由形而上突降至形而下，但早年的文字训练和情感磨练，还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确保了他表达的与众不同。我觉得转行是必要的，因为一个时代绝对不需要那么多诗人，何况做二流诗人只有难堪，做二流散文家倒不难猎获敬意。年轻时既曾为诗句犯过傻，写起散文来最起码也能做到不再犯傻。沈宏菲提供了一个例子，证明诗人即使准备紧急迫降，着陆点也有相当的海拔高度。
汪晖《汪晖自选集》（学术随笔）
汪晖先生以及“新左派”的许多观点我都是赞成的，比如我对社会不公有着不亚于“新左派”的强烈愤慨，但我反对把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更反对把实质正义置于程序公正之上。中国确实还不够平等、不够公正，但这恰恰是因为程序公正不够和自由不够。我认为世纪末的“新左”与“自由”之争，在首届“长江读书奖”之后就没有必要继续了，因为身为《读书》主编兼评奖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先生的获奖，不仅牺牲了程序公正，而且连实质正义这一“新左派”所许诺的最低胜果也没能保住。也就是说，如果汪晖先生的作品确实是当代中国最有价值的，那么即使牺牲程序公正之所失大于所得，毕竟还不失为“实质正义”，然而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汪晖先生的作品连“当代中国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都算不上，因此“新左派”所幻想的牺牲程序公正有可能得到实质正义，已经不攻自破了。
阿来《尘埃落定》（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如此平庸，平庸得我已经不想具体分析和指谬了，居然能得茅盾文学奖，实在令我诧异。写下上面这句话后，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一部不平庸的优秀小说可能得茅盾文学奖吗？思忖良久，挖空心思欲找一个例外，终于无功而返，只好回答得不留余地：不可能。我相信设立茅盾文学奖的目的一定是希望中国出现比茅盾杰出的作家，但现在看来这个初衷一次也没有实现过。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设立茅盾文学奖成了武大郎开店，茅盾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站在一起，就成了永远的巨匠。当然，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也可能因为获奖而傲视未获奖的中国作家（其中的大多数确实比获奖者还要平庸）——但我坚信，他们甚至不敢傲视欧美的三流作家。我不知道应该为茅盾先生悲哀，还是为中国文学悲哀。
（附注：《齐人物论》先在《书屋》连载，获2000年度“《书屋》读书奖”；继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入选《南方周末》“2001年度中国十佳图书”。数十家报刊转载和发表争鸣讨论文章，众多名家及读者的精彩评论已收入《齐人物论》增补本下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