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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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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六朝(辽、金、元、明、清、民国)故都，在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下，北京人作为天子脚下的臣民，难免不有一份高人一等的传统心态。有这样一则笑话：北伐以后，北京改名北平，老京城的居民如遇到别人问及籍贯，便貌似自嘲地答曰：“小地方，北平!”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谦，而是要发泄心头不平衡的感受。那时的北京，居民不过百万，究竟得到过些什么实惠，不得其详，但世面是见得多的，皇家的婚丧大典、官吏们的内迁外放、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杀进杀出的北洋军阀……都是外省边陲的百姓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宏大场景”，所以，即使仅仅是出于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北京，人口已逾千万，这种超自然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间“掺沙子”一类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当年许多人，户口进了北京，自豪感、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因为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进了“心脏”，而且就在“红太阳”的身边，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鼓舞!至于物质的实惠也不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个月比外地还多二两油票，赶上什么游行庆典、迎送外宾之类活动，还能发三两粮票……总之，北京居民的传统优越感，并非妄自尊大，而是所来有自，合情入理。
世界历史上大帝国的首都居民，都有这种位居“心脏”的优越感，这很自然，因为这类都会是中心的中心。帝国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为政治中心的人为作用相辅相成，像伦敦、巴黎、东京、柏林都属此类；一是统治者出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刻意营造，这类都城的衰败往往在王朝的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国的和林和上都，现在能在遗址上找到一砖一石便是珍贵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没有了。至于北京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历史，而且现今又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它确实缺少一个经济中心都会所必需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只是从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通过一连串历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变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丰富的特大都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政治原因带来的偶然性是如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壮观的异象。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两年不到，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阳，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的老窝，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地处偏远，北枕燕山，天然屏障；东出长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则距中原近而距长安远，逐鹿失利，退守旧巢，唐朝定有鞭长莫及之憾。不过，这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尽管掳掠河北、河南尚称顺手，却因恣行凶暴，令儿子和臣下自危而抢先出手，暴死军中，根本没能回到范阳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就在这前一年，辽(契丹)人才从石敬瑭手中得到这块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给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间，汉族人再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历史上(特别是异族入侵汉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石敬瑭挨骂真不少。其实，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史书上说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动军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帐下都立过大功，他向辽人献地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然也不会有十年以后后晋石重贵和耶律德光之间的大战)，因为他不借辽兵无法战胜杀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从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这种所谓“妥协的艺术”对一切时代的政治野心家来说，都能心领神会，无师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来的后果是他决不可能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负全部责任。而辽人当时只看重掳掠，对治理汉人地区兴趣并不大，甚至觉得麻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才采用了“一国两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无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为南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其实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一直到了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绪才把宫室正式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宁城)。这个动作表明辽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又过了三十七年，兴宗耶律宗真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开展对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将云州升格为西京，但中京仍是国家的首都，所谓“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时间内很难改掉居无定所的习惯，这个秉性契丹人可谓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四时各有“捺钵”，而且是“每岁……周而复始”。春捺钵在鸭子河泺，从中京出发，要走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凿冰取鱼，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尽乃还”。夏捺钵则“无常所”，反正是境内的纳凉避暑胜地，一般四月中旬动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钵的活动以狩猎为主，可能时间较短。冬捺钵基本没有户外活动，只是在一个叫广平淀的地方“猫冬”，因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钵，重臣们都得随行，因为游猎之余，也“议国事”。试想，对于如此一个一年到头游荡迁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中京或许还要保持它在朝仪、外交方面的象征作用，其他各京恐怕也就是徒备一说罢了!清人陈维崧那首颇为有名的词(《满庭芳·过辽后梳妆楼》)写道：“……想象回心宫院，钿筝歇，含泪梳头。青史上……一样擅风流。堪愁，成往迹，缭原败垆，满目残秋，便脂田粉垲，零落谁收?……”宫怨缠绵，兴亡感慨，极尽煽情之能事。然而我总怀疑这个辽后妆楼的实在性，因为辽的中京被金人彻底地毁废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还留有什么宫室的遗址。陈维崧的《满庭芳》开篇写道：“细马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这“南苑、金沟”似可证明他所指正是今丰台区一带金中都的故址所在，而诗人确认为辽后妆楼，也只是据“道旁指点”之说，风闻附会，以兴以赋，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它把辽的上京改为北京，东、中、西各京一仍其旧，独缺一个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显见对广大南方抱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果然，军事行动随即开始了，第二年就灭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完颜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个皇帝，集阴险、残暴、荒淫、虚伪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据说他听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顺利，于是下决心高标准建设自己的宫殿园林。史书上说：他“营南京(今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家伙可算是开发建设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来竟完全没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东北角一小块和元大都遥遥相望，几经战乱，今天只剩些破砖烂瓦了，否则北京本可以多几个旅游景点，增加些门票收入，不说别的，围绕着完颜亮就能编出几篇精彩的导游词来，准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几个脸皮厚点儿的俊男靓女，就依据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话本里《金海陵纵欲亡身》那一卷，编它个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一准比《还珠格格》还要火。
金中都维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杀人无算的“一代天骄”，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险，怕老天对自己有看法。不管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确实没有进北京。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以刘秉忠(即子聪和尚)为首的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长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计划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投入的人、财、物力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所谓“世侯)张柔判行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大名鼎鼎的张弘范的哥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粗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然，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第二，他毕竟是蒙古人，有他独特的战略考虑。凡漠北关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始终对发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视之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尽管设在汉地(便于统治和享乐)，但却不宜过分远离大后方，以免险生不测时进退失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远见，一百年后当徐达、常遇春的军队挟风雷之势直逼燕京，元顺帝能带着子孙嫔妃及扈从兵马从容北遁，就是因为大都去口外不过百数十里，倘若都城远在南方，就决不可能通过人烟密集的汉族地区而逃归漠北，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元政权和鞑靼王国了。
第三，高寒地区的民族怕热不怕冷，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唐时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就自动撤军，后晋时契丹进占开封，也只住了三个月，水土不服无疑都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辽太宗)全胜班师时就说过“汴州炎热，水土难居”的话。蒙古人抗热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为此他们才会在每年四到八月不辞车马劳顿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热，而且离上都也较近，不失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当时北京具有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水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再加上战乱等原因，凋敝的农业经济很难承受起一个帝国首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赵匡胤当年混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从开封西迁，先洛阳，后长安，分两步走。但最终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故都“京邑残败、宫阙不修；年食不充、畿内民困”。当然，开封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迁徙之费，二享漕运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达。在忽必烈时代，元大都地区却堪称水源充足，而且他身边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大师——郭守敬，不单是修凿多条渠道，在畿辅周围灌田万顷，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带的泉水引入积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东拐，直达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从此，江南的粮食就可以从河道或海道一直送进北京城内。忽必烈看准了水是保持大都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发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废都、故都渐渐地不能望其项背了。
然而，统治中心远在北隅，只怕终究还是有失算的一面。南方汉人多，经济发达而又受压迫最深，造反是迟早的事，中枢远隔，镇压当然比较不便。后来红巾军一起事，南方闻风而动者不计其数，称王称帝者比比皆是，只是靠着这些人热中于互相火并，元朝政府才得以多混了两年，因为它根本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虽然有个王保保(扩廓铁木儿)，本事十分了得，无奈顾此而失彼，终究无力回天。
从江淮起家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把国都建在北京，这倒并非因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顾历史，从未见过汉人大帝国把统治中心放在偏远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对南京一开始并不满意，六朝金粉，齐梁故事，开国君主，谁能不忌讳?他曾经想过建都于北宋故都开封，以表民族光复之意，但后来被迫放弃，因为其时由淮入汴已经不能顺利通航，漕运没有保证，建都从何谈起?于是他铁下一条心定都南京，这里毕竟是他的老窝。既然立了新都，那规模就一定要压倒元朝的大都。大都城周长28600米，而南京城南北长10.5公里，东西达5.1公里。这是他为千秋万世的基业所做的准备，讲究的就是气象恢弘。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南京作为大明帝都只维持了五十二年(严格说来三十四年而已，成祖朱棣登基之始就已有迁都的打算)。
历史的巧合有时无法用逻辑去解释。当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的时候，他决定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时叫北平府)去。他当然知道朱元璋在南方建都的道理，但他也有自己迁都北上的缘由。朱棣当年被封为燕王，建藩于北平。亲王入承大统，对自己的“潜邸”所在总是情有独钟的，何况乎他之得天下，手段又不甚光明，南京政府里以及南方各省军民反对他的人为数不少，置身于这种生疏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尽管他对公开的反抗分子使用了敲牙割舌、零刀碎剐、株连十族等残暴刑罚，也未必能完全消除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潜在的恐惧。此外，朱棣出身军伍，对防务很在行，并曾几次亲率部队追剿元军残部于大漠深处。他知道蒙古人虽然分裂成三大部(鞑靼、瓦剌和乌梁海)，但他们的武装力量还远未被消灭，此后将仍然是大明帝国的边防大患。面对这种形势，他一方面从政治上进行分化，孤立鞑靼，笼络瓦剌和乌梁海(他甚至让乌梁海的部队参与他南征的内战，后来还割地给乌梁海“以偿前劳”)；另一方面就是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所谓修城缮甲、秣马厉兵。显然，如果他亲自坐镇北方，会更有利于上述方针路线的执行和贯彻，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
不过，朱棣的迁都计划并没有一步到位。虽然1403年(永乐元年)，他就宣布了建立北京，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但这只不过使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号为京师，也就是首都。不过北京这个陪都不同寻常，它一开始就建有一套肝胆俱全的政府机构，设有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等等。所谓“行”，就是中央派驻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综合机构，设尚书两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体业务，由郎中等官员分工负责。首都没有立即北迁，一则因为朱棣心虚，方孝孺写下的那一个“篡”字总让他心惊肉跳，他要为自己批上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就必须努力扮演孝子形象，以凸显他本人作为朱元璋最宠爱的四王子的身份，这样“清君侧”才是责有攸归、义不容辞的壮举，既然是孝子，有些事就不能操之过急；二则他对自己的帝业期望值甚高，而伟大的帝国不能没有伟大的首都。他决心在北京修建最宏大富丽的宫室城池。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财力和物力的准备。
到了1406年(永乐四年)，朱棣开始在北京大兴土木。此时他不再怕别人的议论，一则权力的基础已被他夯实，二则“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已经八年，自己登基也满三年了，就算谁还有胆量说，也说不出多大名堂了。因为规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费时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确实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贡献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环以内城池宫室的规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个时期留下来的。这且不说，只要看看他为自己营造的陵墓是如何的空前绝后，便可以想见他的好大喜功真可谓无与伦比。长陵的棱恩殿所使用的粗大楠木出自川、鄂、黔等省的深山中，采伐和运输之难超乎想像，当年因劳累和疾疫死伤的民工不计其数，而补充劳力的重要手段竟是动员判死罪以下的囚犯参加——只要能活下来，就赦了他们的罪(由此可见活下来之不易)。紫禁城里那些很能激发爱国热情的红墙黄瓦间不知凝聚着多少百姓的冤魂!运大木到北京的艰难和悲惨，《明史》和明人的笔记中都有过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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