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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作者：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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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1930年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一
“我选择了一个最不幸的时节来到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革命。”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说。他是爱沙尼亚地主，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不相信一场充满暴力与混乱的革命可以谋得人与社会的幸福文明，更不相信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片永恒和平与秩序的土地”。从广州到青岛，他试图寻找那个礼貌、平和、秩序、深厚的孔夫子的中国，但直到他深入华北腹地，看到绵延无尽的田野村落与朴实勤劳、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时，才感觉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中国。那种不同于西方华丽浪漫的东方主义的中国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国”，有着广阔的亚洲内陆的、根植于土地自然中的博大而深厚的精神。它不像日本的轻盈、印度的神秘，而更有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俄罗斯乡土的浑厚与精粹。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随着旅行深入中国内陆，映入眼帘的乡村景色感动着我，而且我从未被如此深刻地感动过。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经过精耕细作，梯田盘旋到山顶，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山坡上的田埂犹如精美的石阶。黄土筑成的村舍，围着黄土筑成的墙，与黄土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切都是浑然而自然的。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熟练、细心、全神贯注。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地。不管人口如何增长，他们还紧守着脚下的那片故土，依靠勤劳从贫瘠的自然中攫取生命。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抱着孩童式的信念，相信死后葬在泥土中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生命将再次开始，直到永恒。中国农民像史前的希腊人那样相信死后的生命。土地滋养着他们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惩罚他们的懒惰。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纪念；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一样，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1〕
凯塞林感到某种悲凉，他知道革命将无情地摧毁这样一个博大的文明。“中国曾经自由但将被奴役，人民的道德水准将要下降，暴徒将取代精英，除非中国比欧洲与美洲更幸运，能够在最后一刻逃避革命的危险。”他乘船沿长江经上海离开中国，望着长江两岸的万顷平畴，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中国”。他说：
自从我感悟出中国文明的精华，我便百分之二百地确信，中国文化的根命在于她的农耕。如果儒家学说不能表现这种质朴的自然状态的精神，它也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基石。
尧舜时代即已耕种这片土地的家族，如今依旧守在故土上，种祖先的土地说祖先的语言，他们安土重迁。农民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犁耕过的田野是偌大中国的摇篮。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偶尔有一两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可能升到显赫高位，但大众依旧永远守在土地上。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在中国农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深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旧保存着父系时代的美德……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既是“感伤的旅行”，又是感悟的旅行。他的旅行日记，变成对一个即将消失在革命动荡中的古老深厚文明的祭奠。旅行结束之后凯塞林伯爵回到他爱沙尼亚的庄园，在宁静中思考，写作旅行日记，并一度试图去朝鲜半岛的一个寺庙里出家。旅行日记完成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开始，凯塞林理想的那个和平、宁静的乡土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欧洲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发生的俄国革命也没收了凯塞林的庄园，使他变成了流亡者。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不管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过中国的人，在旅行中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知或预期中的中国，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中国。没去过中国的人，在座椅上旅行，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象那个想象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看到”的那个乡土中国，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中的那个乡土中国。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即传教士最初勾划出那个广阔内陆的孔夫子哲学塑造的农业帝国的形象，哲学家又赋予其两种相反的意义，一种是伏尔泰与重农学派描述的孔教乌托邦，一种是黑格尔描述的死寂的单一性的空间帝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凯塞林旅行日记的中国部分，也可以看出凯塞林面对这个田畴与墓碑间的帝国的矛盾心态，正好表现出近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种典型态度。他一方面留恋那近似永恒的质朴自然的黄土文明，另一方面又对它的被动性与死寂感到厌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塞林伯爵的旅行是双重的，外在的旅行发生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内在的旅行则在文化记忆中追索体认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已经变成原型，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
二
凯塞林伯爵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又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还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赛珍珠的《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的、读者关注的，恰好是那个“传统中国”，那个在黄土与墓碑间延伸的中国，一个表现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的那个中国。《大地》描写了一个“诗意的”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中国的土地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大地》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凯瑟林伯爵体会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原型。《大地》再现了这个原型也塑造了这个原型，小说轰动一时，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评论这部书的著名作者时说：“十三世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就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2〕。
《大地》是凯瑟林伯爵描述的那种中国原型的“小说版本”。主人公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是真正执着于土地的中国农民。贫困与饥荒曾使王龙逃离故土去城市出卖苦力，而意外获得的财富又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故土。小说试图描绘出中国农民生活中质朴的诗意：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像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们拥有了家庭，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们的上帝。土地中有财富与秘密，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翻转。有时他们会在土地中找到一块砖头，发现一段木头。这并不稀奇。有时土地里会出现已被埋葬的尸体，已逝的家园。或许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轮回。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劳动——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须任何言语。
阳光渐渐从他背上褪色，照射到他女人的身上。她的脸上湿漉漉的，粘上了泥土。她的肤色就像泥土的色彩一样。她的湿湿的、暗色的衣服紧粘着她方方的身子。她慢慢地抚平衣服上最后一个褶皱，然后用最为普通的语气说道，走吧，我要去照看小孩子了。她平静的话语回荡在寂静夜晚的空气中〔3〕。
土地给了他们生活也给了他们自由，因为自由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人不愁吃穿地生活在祖先的家园。在与妻子阿兰的共同的努力下，王龙家道中兴，变成了殷富的地主。他有三个儿子，还娶了一房妾。当他听说儿子们想变卖土地从商时，他说：“一卖土地，家就完了……我们生从土地中来，死又回到土地中去——你有土地就有生计，谁也不能夺走你的土地……”〔4〕
《大地》是赛珍珠小说三部曲《土地之屋》的第一部。第二部《儿子们》（1932）写王龙夫妇的三个儿子，王老大在家务农，王老二经商并成为富商，王老三纠集起一支地方武装成为一个小军阀。王老三的儿子王元此时也长大了，后者成为第三部《分家》的主人公。革命与西方城市的诱惑，已使王元不可能像他爷爷那一代人一样守住自己的故土，在土地中争取幸福与自由。他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个小军阀，而是摇摆于暴力革命的血腥混乱与城市生活的纸醉金迷之间。当最后决定像爷爷那样守住土地生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家乡的佃农与土匪联合暴动，使原有的田园不在了。
《大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不仅引起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改变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具有人性中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扭转了一个多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的潮流，使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人不仅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相同的人性，而且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只有在西方十九世纪的鸦片帝国与二十世纪初的黄祸恐慌的背景上，才能理解《大地》的意义。它尽管没有像过去那样将中国推崇为孔教乌托邦，至少将中国与中国人表现为一个可贵并值得同情的国家与人民。
有人说在《大地》出版之前，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只是面目模糊、行为古怪的一群，没有个性甚至没有人性，只有《大地》的小说与电影才赋予中国人以鲜明的形象。其实并不尽然。此前西方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中国，但他们也并非没有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形象，而是中国人的形象经常怪诞到不可思议。赛珍珠初回到美国时，不仅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美国大众对于同一个世界上拥有跟美国同样大的国土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既冷漠又无知。赛珍珠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美国人关注并了解这个国家与它的人民。这一步她达到了。另外，也许她还注意到，1930年的美国大众，即使“知道”中国，他们的“知识”也是一些漫画式的怪诞想象或庸人自扰性的黄祸恐慌。
1932年5月，几家美国报纸上连续转载的一则漫画，可以说明美国人心目中的一种中国形象。漫画的名字叫“信不信由你”。漫画上画着长城、秦始皇、中国老农、用筷子吃饭的人与一头大象和一枚铜钱、几个汉字等。画上除了标题外，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怪话，诸如在屋顶下画头猪，就表示“和平”；三个女人撂在一起，表示“闲话”、“世界独此一份”之类。画中还挂着两块条幅，一块条幅上问：“中国佬会吹口哨吗？”另一块条幅的标题是“中国佬奇怪”，下面的文字如“他苦时笑乐时哭”，“表示哀悼时穿白不穿黑”，“朋友见面握自己的手不握朋友的手”，“进门脱鞋而不脱帽”，“马夹穿在衣服外”，“天热喝热茶天凉扇扇子”，“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一生下来就老了一岁”，诸如此类等等。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中国是一种形象，卑劣而危险的中国是另一种形象。前一种中国形象可笑，后一种中国形象可怕。而后一种中国形象的代表便是阴险狠毒的傅满洲博士。
《大地》引起了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伊萨克斯调查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一位新闻记者对他说：“我第一次对亚洲的接触是通过赛珍珠。中国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具有四亿人口，他们倒扣洗碟盆当帽子戴，坐人力车，用筷子吃米饭。这些大部分是我在高中时期获得的印象。后来我读到了《大地》，赛珍珠为我展现了中国人人性的一面……”伊萨克斯评论道：《大地》“……是一部关于一位中国农民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与逆境、人类的残忍和自然界的暴怒抗争的小说。它很快在民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括小说和电影，《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留在我们调查对象的心目中，过了近二十年后重新激起的印象表明，他们从赛珍珠那里不是留住了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记忆，而是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印象。通过创造出能够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批中国人物，赛珍珠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无人想起在她书中同样描写的罪恶、邪恶和残忍；他们所留下的是尊贵的中国农民形象，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5〕
《大地》讲述了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勤劳俭朴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传统形象中都早已存在。首先是对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中〔6〕。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的孔教乌托邦神话的一个主要内容是，高尚的道德与质朴的生活。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农民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农民，皇亲举行亲耕仪式，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先留下的故土上，幸福和睦。十八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推崇的那个中国，恰好就是《大地》用故事表现的那个中国。而且，狄更森《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除了更加理想化外，也与《大地》具有相同的特征：“整个地区到处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拥有着耕种着父辈们曾经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他们辛勤劳作……在从父辈手中继承的土地上，为亲人和朋友们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劳动将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富饶，再传到子孙手里。他们没有其他奢望，他们不在乎财富的积累；假如每代人中有些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的话，他们总是带着希望回到出生的地方，在那些他们年轻时如此亲密的面孔和情景之中度过晚年，而这些希望很少遭到挫折……”〔7〕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传统中国的形象中关于田园中国的印象。如果说赛珍珠本人根据她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曾想超越这一印象传统，那么，西方观众读者对《大地》的接受，却从未超越这一传统。赛珍珠的《大地之屋》三部曲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小说，多少暗示出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国革命，正将那个深入到泥土之中的乡土中国连根拔起。三部曲的结尾是王元再也回不去他那块祖先的土地，尽管他还有着祖先的梦想，但很少有西方读者注意到这个阴暗的结尾，他们关心的是体现在王龙身上的乡土理念。其实赛珍珠本人的观念中又未必不如此。约翰·福斯特(John Burt Forster)在他195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1850—1950》中，详细分析了赛珍珠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后指出，赛珍珠真正感兴趣并表现得很出色的是她理想中的那个传统的、乡土的中国：“显而易见，赛珍珠在中国的成年以后的经历，大多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到北伐军统一中国的早期。她作为一位描写中国的作家，她的主要贡献也体现在对中国社会而不是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上，实际上她的作品并不同情革命。赛珍珠努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也确实如此——但她歪曲中国革命的写作，则使她不能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事业的朋友。赛珍珠说她要表现的是未受西方浸染的中国，实际上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恰恰是在西方控制下的中国，而她又对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漠不关心。她歌颂的是垂死的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风土民情、习俗观念。无疑她在满清末年的少年生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影响着她创作，而后来中国的革命却并未引起她的注意……”〔8〕福斯特博士只注意到作家生活对创作的影响。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中国传统形象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或制约。
赛珍珠的《大地》风靡一时几乎不可思议，有人疑问也有人思考。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Peter Conn)对此分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出色的小说技巧。其次是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许多美国农民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命运恰好能够感动他们。《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土地的故事，美国人非常熟悉这类故事。描写农民耕种土地的艰辛与努力，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感召力”。最后，《大地》崇尚一种质朴自然的生活。王龙创业时是位高尚可敬的农民，致富后却开始堕落。小说的意义暗合了美国传统崇尚简朴自然的道德观。“从清教徒到杰弗逊、梭罗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简朴生活，并将其当作民主的标志……”〔9〕
赛珍珠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出某种美国精神，她使她的西方读者、观众在小说与电影中，体会到中国人的“人性”。在西方历史中尽管有歌德那样的大师一再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但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却始终赋予中国人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东方性”，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相反特征，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想象。只有赋予中国人以“人性”，进一步的同情甚至敬慕才有可能产生。在《土地之屋》三部曲的“前言”中，赛珍珠表示：“第一部（指《大地》——引者注）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远比普遍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10〕赛珍珠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小说的主旨，它不仅是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地主——的故事，而且也是有关人类普遍生活方式与意义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的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也看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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