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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香阵：从诗歌到战争
作者：许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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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个城市,他可以得到保证,只要简单地一走进圣殿,与诸神世界的联系就成为了可能。
--〔罗〕米尔恰·埃利
亚德《神圣与世俗》
黄巢的诗歌大致可确定的有三首半。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连句，翁思索未至，巢随口应曰：'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巢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一完整绝句即是《题菊花》。五岁能诗，或不足信，学界通常认为应作于早期，但这个细节使我们想起精神分析学家关于儿童的理论："孩子与成人间的战争是无情的，非到胜利便不罢休……所有的人类都曾经是没有力量的孩子，曾经为自由而战。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类除了天生追求自由的愿望以外，幼年时都获得了革命的潜能。这种潜能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1〕
《全唐诗》同卷还录有黄巢的另外两首诗，其一为《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引《清暇录》说，此诗为黄巢落第后作品，题为《菊花》〔2〕。大概成诗比《题菊花》稍晚，但应在起事之前。
《全唐诗》录第三首诗为《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题下注云："五代陶谷《五代离乱记》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3〕然而有人慧眼识珠，指出此诗自唐代元稹《智度师》二首之一改纂，元诗如下："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因为封建士大夫目黄巢为贼，未必情愿引黄巢诗自况,所以可知此诗非黄巢所作。总之，菊花连句,《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大致可断为黄巢诗作〔4〕。
黄巢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另类，其中凸现的意蕴，不是爱国忠君和讥讽时弊，而是不可抑制的反叛、愤怒、仇恨和令人生畏的极权欲望，是推倒现实、重整天下、凌驾万有的雄心壮志。张端义于《题菊花》诗下注道:"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跋扈两字,道破天机。
这位黄姓的诗人似乎对菊这种经霜不凋、绽放黄花的植物格外青睐，所有现存的诗句均为咏菊之作。当文人们纷纷以菊花喻其清高、坚贞及苦心孤诣的时候，黄巢自有其奇崛的寄托。《题菊花》多少表现了一些自怜与自卑，并试图以不寻常的方式改变现实的某种意愿，而《不第后赋菊》则迸发出磊落不平之气，欲飞冲霄，翻天覆地。由黄姓及黄菊，又黄菊漫延至黄衣、黄金、黄甲，从黄巢的联想、隐喻与逻辑的延伸，证之以黄巢起义史，可知黄巢对"黄"字的特殊迷恋与执著。如果说文字之诗是以笔墨著于纸上，那么黄巢倡导的反叛则是刀光剑影、生死杂糅、幅员千里的史诗。
起义之初，黄巢家乡山东曹州流传民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可视为黄巢有意散布的动员令。王仙芝死后，黄巢得以独统全军，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改称元王霸〔5〕。"冲天"二字显然取自描摹菊花的"冲天香阵透长安"之句。义军据有广州，声势渐壮，意欲北伐，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所谓"率土"当然是《诗经·北山》中"率土之滨"的略语，而又土生金，色黄。一路北上，披荆斩棘，冲入禁围，入主长安，"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帻，其党乘铜舆以从"。升太极殿，黄巢大道喜："殆天意欤！"自号大齐，建元为金统，自陈符命，取广明字样，判其文道："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当代唐;又黄为土，金所生，盖天启。"立国号大齐。史家认为这是平均之意，然恐怕更应该指黄巢家乡所在的齐鲁大地，指示黄巢的籍贯〔6〕。
舆制之制，隋朝沿袭北齐，朝会及庄重时刻衣裳均用赤色，到文帝开始采用黄色。大业三年下诏，只有帝服定为浅色黄衫。唐延隋制，天子常着黄袍，后来渐变为赤黄，遂成定制,禁止士庶服用。王建宫词道："日色赭黄相似，谓赤黄也。"高宗元年，"先是九品以上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洛阳尉柳诞夜行，为市人所殴。帝闻之，一章服错乱，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著黄"。玄宗天宝七年，太常卿韦韬奏请御案缛床帷筹望去紫，用赤黄。于是，连陈设也全数改以黄色〔7〕。
从符号意义的黄姓到视觉的黄色、触觉的黄色再到不可捉摸的权力，黄巢的黄字情结的每一个意象都寄托着帝王意识与权欲。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里说："中国人有一种把名字与其拥有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一种表现出与下述现象非常接近的倾向，即由许多事实确凿证明了他们没有把图像或标记与它们使人想到的那些实体区别开来的能力。"在另外章节里他这样写道："名字表现了、体现了个人与其图腾集团，与祖先，与保护着他参加的秘密团体的无形力量等等的亲族关系……诚然，对于原始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关联是包含在原始人所想象和他一旦想到就相信的前件和后件的神秘联系中：前件拥有引起后件的出现而使之显而易见的能力。"〔8〕
如果由姓氏而独钟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的冷峻与孤傲是由于人为的联系的话，那么由姓氏到菊花再到兵革光景的金甲，王气盎然的黄衣及代表权力财富的黄土、黄金则是自然的延续，以布留尔的思路而言,"所有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绝非偶然"。在几个彼此独立的意象之间，神秘的意义互相渗透、传递，即巢当为王之"天意"得以成立。依照这样的逻辑，黄巢获得使命感或天命，从登基大礼上"殆天意欤"的自言自语里，至少他是越来越相信这一天意了。
至于其名"巢"，大概是其父指望儿子日后荣登科榜之意，因"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9〕。科举落第大概重挫了黄巢的尊严，故绝意仕进，选择了有悖于父愿的另外的人生道路。有理由推测，黄巢曾经经过长安城,也许他的长安之行正与他的科举不第有着某种关联。可惜已经无法找到更多的佐证了。总之，黄字情结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削去李唐王之极权，以黄姓矗立其上以为巅峰；其二为攻入长安，即"冲天香阵透长安"。在他的逻辑里，上述两者合而为一，天人共祈。然人生大梦，自黄发垂髻到双鬓斑白，持意弥坚，只见量的聚增，未见质的改变。这样，与建立政权、择城设都的通常的革命起义所不同的是，在黄巢心中,占据长安城便上升为决定本质的根本性目的。
乾符二年,王仙芝传檄诸道，打出平均旗号,黄巢加入，任军中判官。政府军从北面郓州、西边汴州、滑州、陈州三面逼近，义军人数虽然迅速增至数万人，但是散兵游勇不堪一击。曾经围攻忻州七月有余，终遭受重创而散。三年正月七日，义军西进，切入中原，危及东都洛阳，觊觎首都。然而政府军前后夹击，迫使义军战士放弃西进计划，掉兵南下。其后义军窜入江淮，横扫江浙，开凿七百里山路由浙趋闽，再入广东，攻占广州。这时已是乾符六年末。四年来义军数量增至数十万，王仙芝分裂被歼，黄巢独统大军，如狂风骤雨，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破坏当地政权，劫掠官方、富有者的财物，无意于政治与根据地建设，一向采用随打随弃的政策。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义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者，黄巢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其他任何城市与地区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10〕。
阿布赛德说："由于中国出现一个统治阶级的叛徒黄巢，由于黄巢领导了一支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因而其所到之处，官僚和地方豪绅的生命与财产都受到损害。唐政府已被推翻了，权威已被捣碎，唐帝国简直是整个被黄巢推翻了！"〔11〕
乾符六年十月,黄巢发表北伐檄文，历数当朝积弊，明确告知义军将打入关中，以图大事。不久他即乘胜北上，入江陵，过襄阳，转战数十州，沿途布牒守军："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12〕义军初次受挫于荆门，二次从采石直捣长安，终于完成"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皇权之梦。不论南下抑或北伐，这都可视作是黄巢朝向长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换言之,如果在起兵之初北方无重兵把守,无坚城之阻，黄巢或许不会南征北战，不会情愿在夹缝中左右逢源求生存，可能会直接楔入长安，披黄衣，坐金殿，等待胜利的到来。
费孝通曾把近代中国的城邑叫做"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13〕。天子坐卧之地，神器供奉之所在，据有它便是具有天下。黄巢之所以不惜百转千回接近它，是因为即在不破坏现有权力与政治方式的前提下，想以黄家之旗更换李唐，脱去草寇之恶名，使极权名副其实，步入正统和五行终始之序。因此"冲天香阵透长安"之句，既是比兴，更是明指。一个人如此神迷于某一座城市，视其为灵魂的归依，并不惜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这本身就是一页意味深长的历史。
历史残酷的诗意还在于黄巢虽然拥有了权力的标志与形式，但没有占据权力本身，所以达成人生大梦的同时即开始了革命的衰败，"满城尽带黄金甲"显然是掩耳盗铃的成功。也许这个"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越发相信了黄家日月取代李唐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天意，入主长安后除分封妻妾、将相以外，我们没有得到义军有其他作为的记载。从三品以上官位换上自己的弟兄，四品以下仍照其旧的政策看，新政府企图运作原有国家机器，可惜并未奏效。一如所有的入侵者，邪恶的纵欲破坏了整个城市。诗人韦庄在《秦妇吟》诗中就连篇累牍地描绘了长安城地狱般的景象。不开财源，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是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二年零四个月，黄巢在想什么？
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洪秀全在1856年韦、杨内讧之后,就一味靠天行事,不言人事。天京垂危之际,洪秀全不听李秀成、李世贤让城出走的建议,自以为是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天兵,朕之天兵多于水。"〔14〕黄巢并不以宗教为号,但古今造反者的心态大概遵循着某种大致相仿的路数,洪秀全的案例或可被视为黄巢的重复。
隋开运河，漕运成为年输入二百万石的国家大动脉，稍加阻扼，即造成京师大恐，这是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然而身经百战的黄巢浑然不觉其累卵之势,百万大军，坐吃山空。这样，惨剧屡有发生："尚让(黄巢的宰相)厨中食木皮"、"一斗黄金一斗粟"〔15〕。象征权力财富的黄金此时大贬其值。身为转战南北的领袖不会不知道，漕运受阻会使长安城变成一条渐渐缩小的绳索，必定导致窒息毙命。然而这是一条代表极权、天意，闪烁着梦想、自以为是的使命的绳索，欲望与执着的信仰使他不能拒绝引颈受领。我猜想，黄巢被赶出长安时一定感到恼羞成怒，感到被上天抛弃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许会发誓再回这座梦想之城……于是他迁怒于与唐军严阵以待的陈州城，对它采用了正面强攻的最愚蠢的方式，三百日不下，以致粮草断绝，"军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如此，将最后一点有生力量自我毁弃于光天化日之下。据云："（巢）昔于城(陈州)北五里，为宫阙之制，曰八仙营。"〔16〕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仍不舍弃帝王尊严和形制,简直将昙花一现的长安梦的余绪，延伸到了死亡的边缘。
我们当然鄙薄关于君权神授的祥符谶语，但也坚信如此强烈的权力意志并非空穴来风。可惜中国古典史籍和学者就青少年的经历及家庭出身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多不涉及,或语焉不详,而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黄巢为落第秀才，但"跋扈之意"想必不是自落第之日开始。黄巢似乎遭遇到什么不平，使他异常愤怒。按理说，私盐商出身的黄巢若将其归入商人阶层，他自然会有那个时代商人特有的境遇。在封建极权的世界里，商人所具有的流动性，在社会各层面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体性，以及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调节出的变异性，均构成社会稳定的敌对力量，历代君主对付他们的手段大致相仿：重税、剥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曾下令对江淮、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之，谓之率贷"，因此"所收巨万计"。各级政府也"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制，多失业矣"。甚至诸商人多被迫亡命入南山为盗〔17〕。此外，经济强夺的同时辅以政治的抑制。太宗立国之初立下原则："工商杂色一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18〕中唐后仍坚持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而私盐商则是私商中的特殊种类,带有作奸犯科甚至黑社会的性质。因此，安史之乱使唐朝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后，肃宗采纳第五琦的榷盐之法，垄断盐价，人为摆脱价值规律的调节，使盐价从天宝至德间每斗仅十钱，二十五年后暴涨至每斗三百七十钱。私盐贩应运而生，尽管严峻刑法，巡院林立，巡捕之卒，遍于州县，但私盐厚利仍然吸引大批商贩铤而走险，"挟持军器，与所由捍敌"〔19〕。《新唐书》云："黄巢一世鬻盐，富于财，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办给，喜养亡命。"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黄巢一个黑暗世道的私人武装首领、江湖豪杰的身影〔20〕。
依据唐朝制度,工商者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舆，也许黄巢应试时伪造了身份与家世，或许勉强准许参加科试,才屡试不第。殷实的家底，较好的学养，广泛与深入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加之我们目前尚不甚明了的个人性情气质，所有一切汇集起来，弃置于黑暗社会的全面威压之下，必然会锻造出一个惊人的志向。此外，藩镇割据，盗贼丛生，动荡的社会力量也降低了唐王朝的权威与震慑力量，为其羽翼渐丰的敌人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缘。《不第后赋菊》即表示拒绝来自官方的嗟来之食，豁显颠覆之意：既然尊严与利益已经剥夺殆尽，那就打翻这尊严、利益的授予者，并取而代之。这便是"微人贱类"黄巢的逻辑。精神分析学说将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刻画为辩证的、互为补偿的关系，尤其对于那些长期遭受压迫，内心充满无能感、自卑感的人，他寻求补偿的方式是制驭别人〔21〕。黄巢就是明证。
如果说黄巢是个极端利己者，那么至少在起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不能够成为那样的人的。因为革命需要跟从者和追随者，他们具有基于共同目标的信心和力量；再者,领袖和跟从者产生于相同的历史土壤。而那时又是怎样一个世道呢？懿宗翰林学士刘允章《直谏书》用激愤的笔墨为我们这样描绘道："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侈，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他把这些称为国之"五破"。又道："民有八苦：官吏苛刻；私债争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危不得理；曲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22〕
既然王侯将相已经成了贱民们的死敌，与其像牲口一样苟活于世，不如豁出一腔血，把这邪恶的世道捣毁踏碎，把治人者的特权夺过来吧！流品驳杂、成色混沌的流民便潮水般投奔黄巢，因为他的勇气、胆识与极不寻常的雄心壮志及种种祥符所昭示的天意，拥戴他矗立于血海狂涛的第一个浪头应是众望所归。
在暴动的大部分时间，黄巢剑指长安,从未动摇。而其众多追随者恐怕更看重眼前的金帛、田舍、女色与浅近的私人怨仇，他们所倡导的平均主义当然是自我补偿和自我满足式的平均主义，其含义应该是：我们也该拥有当权者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将士们各取所需，至少在初期,黄巢个人意志与反叛者的意愿并无本质冲突。如火如荼的仇恨与渴望正因为有黄巢的存在而归于秩序、计划与整体的步骤之中。
黄巢在义军中独掌大权，俨然帝王，挥手所指，众弟兄们蹈死不顾。但是，独裁的反叛者必然以加强的独裁来摧毁和取代独裁。当黄巢沉溺于掩耳盗铃式的帝王梦中，将自己与所有义军将士的命运置之度外的时候，结果是众叛亲离，暴行如织，死神循着他们的身影笼罩了义军的头顶。黄巢其人终难逃逸害革命的罪责，尽管他本人也是权欲的牺牲品。
我们在黄巢诗中不仅读到重整天下、一匡九州的帝王欲望，自然还会读到一团杀气，或者说很难区分彼此。黄巢政治上抽象的敌人是现有政府，但并非每一个官员都是他消灭的对象，只有那些针锋相对者、不从己者、负隅顽抗者、阳奉阴违者和未能满足其欲壑者才沦为刀下冤魂，换言之只有那些胆敢阻挠其迈向极权的步伐的具体的官员及唐王朝的忠诚者才可称为黄巢的死敌。对于那些拥兵自重，或者有意"留贼冀后福"的狡猾的地方官员，抑或识时务而后动者，黄巢则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灵活性。
然而屠杀并未得到有意的控制，反而受到怂恿与放纵。中和二年，长安城流血成渠〔23〕，"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24〕。于是城中男性丁壮，杀戮殆尽。
如果说黄巢也属于商人阶层，那么他对待同类如何？大食人阿布赛德说,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犹太人商人十二万至二十万。此数虽不确，但屠城血案、劫掠财货终归事实。反叛者的重要后勤补给来源之一即是商人，所以他们不幸成了攻击的目标。
注释：
〔1〕〔21〕(美)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祥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七引《清暇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三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
〔4〕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6〕〔10〕〔18〕（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7〕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9〕刘秋霖、刘健：《中华吉祥物图典》，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1〕张星编：《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1年版。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13〕Hsiao－tung Fei China 's Gentry: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Chin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转引自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1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31～732页。
〔15〕李谊编：《韦庄集校注》，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6〕〔19〕〔23〕（后晋）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20〕〔24〕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2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零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