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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西部
作者：王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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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帷幕正在西部拉开。中国最后一片高蹈隐逸的空间早已遁迹，西去的帝王、使臣、将军、高僧、壮士、商旅、歌者、囚徒和丽人也已永远音尘断绝；即将降临的是另一种哲学、另一套话语、另一派景观、另一类演员。莽苍西部正在迎候一次空前的洗礼。
这种洗礼已经施行了三百多年，“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这种施洗，以物质的名义，挑战了精神；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掠夺了自然。这种施洗，最终汇聚成人所共知的“世界潮流”，汪洋恣肆，方兴未艾。
土地－空间是民族生命的摇篮，是民族灵性的渊薮。对自己土地－空间的感戴和敬畏、了悟和眷顾，是伟大民族履行天命的永恒前提。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西部是一个古老而又簇新的伟大空间。在对亚洲大陆这块腹地规划动手前，稍事沉思毗邻壤接的俄罗斯和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的相关经验，稍事沉思当代中国与世界大局的相关情势，以引起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沉思，当不是余事。
一
几乎与西欧殖民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扩张的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建立统一国家并向东推进的历程。在此之前，公元988年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以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自居为新的“上帝城”等历史事件对俄罗斯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从此与西方正在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政治启蒙和社会现代化运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俄罗斯人民用了近五个世纪，沿着伏尔加河，翻越乌拉尔山征服了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直到十九世纪末，建立起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庞大的沙俄帝国。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时,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罗斯人民征服茫茫草原“瀚海”的壮举，是与西欧全球扩张方向不同性质迥异而同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拿破仑和希特勒等一度称霸欧洲的征服者最终兵败冰封雪飘而辽阔无垠的俄罗斯，反证出俄罗斯巨人的无穷潜力。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为了把西伯利亚建成战略大后方以维持国家稳定和安全，以适应“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的需要，苏联开始实施工业东移和重点计划投资政策。近一千五百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千万居民撤往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秋明取代欧洲境内的巴库成为全苏最大石油天然气中心，苏联石油产量四十年后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成为苏联第二大煤炭和冶金基地；以伊尔库茨克为中心的安加拉－叶尼塞河地区则成为苏联有色金属、化工合成原料等重要生产地。与此同时，苏联每年分配几万名大学毕业生到东部，又把大批东部干部、专家抽调到西部或送往国外培训。1944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1957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修建科学城新西伯利亚等措施也为提高西伯利亚地区整体科学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苏联工农业总产值一度上升到美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世界上惟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苏联横跨欧亚大陆，在向东西方交替退却和扩张的历史宿命中锤炼出一种普世拯救哲学，并以工业化、热核力量和太空技术的煊赫成就令整个西方惊讶颤抖。
然而，苏联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却戏剧般地坍塌了。
历史表明，苏联领导人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其伟大目标相称的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不仅高于旧俄国、而且高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物质成就，没有建立起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全球化进程的真正进步的现代文明。
历史表明，列宁痛斥过的“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旧俄毒瘤——沙皇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在革命后七十多年中并未被割除。苏联领导人并未读懂“土地－民族”的血肉文本，他们企图用一种虚假的“联邦制”代替沙俄帝国；用消灭民族特色和民族差异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用俄罗斯语言、文化和历史同化非俄罗斯民族；用“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苏联公民”、“苏联国家”的名义改造各族人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集体化、三十年代的政治大清洗到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日尔曼人、犹太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等民族先后被以“民族分离主义”、“背叛苏联”、“分裂苏联”、“富农路线”等罪名强制集中、流放、迁徙、驱逐，被取消民族自决自治权、土地权和公民权，各民族大批上层人士和代表人物被监禁或屠杀。革命承诺的各民族的平等与繁荣让位于虚幻的“世界革命”、“国家意志”和“党的路线”，千百年来各民族赖以生存和自豪的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生活方式远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而被视为旧时代的象征，成为国家进步的障碍。
从斯大林到勃烈日涅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统治集团对各非俄罗斯民族长期实行政治歧视、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列宁曾痛加斥责的沙皇俄国的反动民族政策，被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继承下来：
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
历史表明，由于全盘拒斥西方文明，总体否定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意义，并因此拒绝给予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苏联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匮乏状态，最终陷于破产。曾经是欧洲粮仓的俄国竟然在革命几十年后需要每年从西方进口马铃薯、小麦、大豆和黄油。苏联领导人可以凭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联合国敲着皮鞋与西方叫板，可以凭恃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向全世界炫耀；可以凭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霸权向社会主义各国和第三世界挥舞指挥棒；还可以凭恃其“有限主权论”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但苏联人民却必须常年为生活必需品排队企候，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苏联国土竟然难以养活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三的苏联人民！
苏联的厄运和悲剧在于，它太迷恋于自身独特命运与使命的虚拟神话，太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桎梏，太沉溺于引领和拯救人类的乌托邦狂妄，也太低估和忽视了西方文明的深刻意义和强大影响。在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拥有世界上最大一片土地－空间后，苏联人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自己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令人钦佩的的人间天堂，没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壮烈奋斗后实现人类自由繁荣的崇高理想。俄国人民到头来必须共同咽下理想幻灭、偶像涂炭的苦果；必须共同承受分崩离析、民生凋敝的可悲现实；必须从西方和全世界重新学习现代化的方略，重新沉思自己的命运和使命，重新为个人的生存和国家的尊严而投入艰辛漫长的奋斗。
二
美国的幸运和得天独厚已是历史学的常识，历史之手是在欧洲处于全面上升势头并向全世界扩张之时把两大洋之间那片辽阔膏腴之地交到欧洲的冒险家手里，欧洲迅猛发展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有了一个崭新的巨大舞台。美洲的发现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怎样估量其价值，都不过分。而同样重要、甚至更有启示意义的是，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一百余年间，获得独立的北美人民嗣后通过对西部边疆的拓殖，不仅成功地移殖了欧洲先进文明，推进了政治民主，加速了社会民主的出现，而且以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朝气蓬勃的民族精神刷新了旧欧洲的历史纪录，并一举塑造了现代美国的雏形。与俄罗斯人民征服大草原一样，美国西部开发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与俄国命运不同的是，这一奇迹穿越二十世纪，以其独具的生机与活力继续辐射于世界。
毋庸置疑，中国不会正面评价美洲殖民者贩卖非洲黑奴的血腥记录，不会正面评价美洲西部拓殖者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和隔离的野蛮暴行，不会正面评价与西部开发并非无关的美国的帝国意识和霸权主义；但这一切丝毫不应妨碍遵循“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人运用丰厚的民族智慧、时代理性和大国胸襟，客观看取那个望洋而居的年轻大陆的发展历程。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再由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先知般预言于今尤热的“全球化”浪潮，以为中国西部开发的他山之石，予取予弃，最终求其在我，应当不是心机枉费。
美国西部拓殖的最大背景，是人类活动全球性阶段的来临。地理大发现首次把“全球观念”和“人类意识”引入历史。在此之前互相隔离与封闭的世界逐渐为一个相互联系、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所取代，整个地球的地理分布首次被勘定和绘成地图。美国的幸运首先在于，作为后来者，他们成功地摆脱了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枷锁，成功地继承了欧洲现代化历程中积累的正面经验。美国西部开发是那个时代最富冒险精神和进取意志的文明人群与地球上一片最丰饶广阔的土地的伟大遇合，尽管其中有屠杀印第安人的野蛮暴行和资本主义的血腥纪录，但它仍然无愧为迄今为止人类征服自然的经典作品之一。
迁徙流动是人类的天性和命运，古代蛮族、征服者、探险家、西方十字军和东方蒙古铁骑都曾在地域与空间的变换中扮演过世界舞台的不同角色。但是在美国西部开发之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迁徙，成千上万的男女一代接一代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往一个既定的方向迁移，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没有号召没有鞭策，不是为了设防或充实边戍，甚至不只是为了发财，而是抱着使徒般的虔诚和朝圣者的坚贞，怀着对自由的神往和实现生命最高价值的冲动，带着《圣经》和斧子汇入西去行列，去履行上苍昭示的天命。
·向西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整个区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十三个州的七点五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向西推进的领土也超过1783年建国初期美国领土的二点六倍；西部开拓过程先后创建了三十一个新州，美国国家版图得以基本界定，一个濒临两洋，纵贯南北美洲的国度得以诞生。
·西部拓殖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与生产资料结合成经济开发运动，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生产力的伟大解放。
·西部开发，不仅实现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美国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速度；加速了美国东海岸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向西转移的进程。
·西部开发促进了“小麦王国”、“棉花王国”、“畜牧王国”和“黄金王国”的兴起，奠定了美国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交互促进发展的雄厚基础，确保了美国基本产业理性分布和均衡发展的框架。
·西部开发带来美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著名的“坎伯雷大道”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部；1830年建成的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只有十三英里，半个世纪后(1880年)，美国已建铁路达一十五万零八十六公里，接近整个欧洲铁路总长度；把哈德逊河与伊利湖相连、全长三百六十三英里的“伊利运河”将东部第一大港纽约同整个东北地区连结起来，又经过五大湖与整个中西部连为一体。
·西部开发最终促成了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二十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亚洲还是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其国内需求被刺激到如此令人羡慕的程度。
·西部开发丰富和推进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西部三十几个州作为“平等成员”加入联邦，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形成了一个与南部、东部和北部在利益上不尽相同的区域集团，从而直接改变了美国国家权力中地域力量的对比，并对其立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众议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名额则按州权平等原则选派),西部还培育和推举了如托马斯·杰弗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优秀的总统；杰克逊以“多数统治原则”闻名美国政治史，林肯不仅反复重申“人人生而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模式，并坚持“劳动高于资本并应当受到无与伦比的最高的尊重”的信条；西部俄亥俄州在六十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八位总统、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三十五位内阁成员；最早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是西部而不是东部。
……
关于美国西部拓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意大利历史学家罗利亚认为，美国从东部向西推进的历史，每一页都能发现社会进化的记载，他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2〕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高度关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3〕，北美大陆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4〕美国西部开发大功告成后的1925年年底，还是苏共领袖之一的托洛茨基用几乎是艳羡的口吻描述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生产的粮食占百分之二十一，其他谷类作物占百分之三十二，棉花占百分之五十二，木材制品占百分之五十三，生铁占百分之六十二,钢占百分之六十,纸占百分之五十七，铅占百分之四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七十二。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八的水力资源，百分之五十九的电报电话线路,百分之四十的铁路和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都属于美国，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5〕
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美国本土约三百万平方英里，可耕地高达百分之四十，中国领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可耕地仅占百分之十，而美国可耕地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于西部；大陆冰块曾六次来回于美国中西部，使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中西部都覆盖有肥沃松软的沃土；美国处于北温带，年平均气温在华氏四十至七十度之间,中西部处于第100度子午线以东,年平均降雨量在二十英寸以上，正是农业生产所适宜的雨量；美国二百九十五条大小河流中可供航行的水路约二万六千四百一十英里，其中有一百四十五条河流二万零七百三十英里可航水路分布于西部，密西西比河遍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洛基山脉之间二十一个州，其流域面积达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占美国本土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其总排水量三倍于圣劳伦斯河，二十五倍于莱茵河，三百八十倍于泰晤士河；中部大草原堪称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牧场”；此外，西部煤、铁、锌、石油、石灰石和黄金、白银等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巨大的资源构成西部开发的巨大物质前提。
同样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拓殖确非事先设计规划的产物，但美国联邦政府也绝非可有可无或无所作为。事实上，从《独立宣言》基本原则导引出的以“公共土地”和“宅地法”为核心的西部政策系统，包括1785年的《土地先购权法》、1800年的《土地法》、1804年的《新土地法》、1854年的《地价速减法》、1862年的《宅地法》、1847年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等，对于美国人民开发西部时的“历史首创精神”发挥了重要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十九世纪末，联邦政府组织美国陆军工程师团会同有关高等学院、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集团进行联合研究，共同制定出密西西比河水利交通发展规划，是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典范事例。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的《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1961年美国政府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政府法规，继续对中西部发展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二战前后，美国在中西部优先发展了军工、原子能、电子、通信设备、生物制药以及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对“阳光地带”实行农业财政补贴，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技术和人力继续向中西部移动。
美国西部开发具有人本学意义的成果，是一种新精神的出现和新人的诞生。凡是亲身参与或深入思考过西部开发的美国人，都把美国西部看成一个象征，一个神话，一个充满挑战和奇迹的乌托邦，一个连结“文明”与“野蛮”、“人类”与“自然”的花园帝国。
美国早期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等很早就相信一种“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他们预言说，欧洲的未来寄托在美洲，美国将成为希腊、罗马、西班牙、英吉利之后的世界权力的继承者，从今以后，踏上北美土地的将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流的人民。
杰弗逊的密友、林肯的坚定支持者、西部作家和发言人威廉·吉尔平以一种启示录的方式指出了美国人民的“天命”：
美国人民的无可推让的命运是征服大陆——冲过这片广阔的土地直达太平洋——以激励它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振作起来——以鼓动这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群众——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获得新生——惊醒万年的沉睡——把新的文明传授给古老的民族——确认人类的命运——把人类的事业推向顶峰——使停滞不前的历史重新启动——使科学得到完善——用和平的征服来装饰历史——在人类身上洒上灿烂的新光荣——把全世界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瓦解专制而颂扬慈善——宽恕沉重地压在人类身上的咒语，把幸福之光洒满全世界！〔6〕
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宣称，他将为“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地区、大平原、洛基山脉和太平洋斜坡”而写，为西部“自由健康的生活、简单的膳食、洁净而甜蜜的山泉、轻松而庄严的面容、明澈的眸子和健美的体格”〔7〕而写。美国诗人用“GO TO THE WEST”唤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西进先驱者形象：旧世界的人民已经迷失方向，惟有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先驱者越过了高山征服了荒野，通往西部通往太平洋的历程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纪元，一个崭新而光辉的大时代。
美国西部文学之父詹姆士·库珀以《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大草原》几部小说献给美国新的民族英雄：农民、山地人、伐木工、牛仔等，他们充满男子汉英雄气概，不理睬“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教条和虚饰，他们通过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而敬畏自然和上帝，他们由此滋生出一种宽广的心境和淳厚的道德，可以发现人类真正伟大可爱的事物，并为之奋斗。
西部开发最终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辉格党人杰索普·司各脱认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的巨大内陆河网和纵深一万英里的铁路以及纵横绵延的森林田野将使全体美国居民休戚相关，品性相通，情同手足，不可分割。道格拉斯和林肯这两位西部政治家曾为捍卫国家统一而感情冲动地指出：
合众国人民所拥有并居住的地球表面的这一部分很适合于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居住的处所，而不宜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国家。
万能的上帝将山河平原做如此的安排以表明这片土地永远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让任何人试图割裂神圣的天意所施于我们的不可分裂的一切！〔8〕
1893年，美国近代边疆学派创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边疆假说”，首次对美国西部进行历史学的总结：“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9〕
特纳特别强调西部开发和边疆传统对美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意义：
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实际事务而短于理论、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那种随着自由而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机。〔10〕
特纳认为，西部开发对东部和旧世界的主要影响是：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的形成；2.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中产生了新的民族精神和极其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民主诞生于自由土地”，“美国的民主决不是出自哪个理论家的梦想，不是装在苏珊·康斯坦特号船运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由五月花号载到普利茅斯的。民主坚实、强大、富有生命力的姿态来自美国森林和原野，每次接触到新的边疆，它就获得新的力量”〔11〕。特纳作为美国西部神话最虔诚的信奉者，曾满怀激情地宣称：
在我们这片广漠的草木丛生的大陆上，缓缓流进了第一代欧洲拓居者。欧洲人、欧洲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渗入了美国的原野，这伟大的西部将他们搂入自己的怀抱，教会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命运，训练他们适应新世界的新环境，以及为满足新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制度与机构。……只要有这样一片位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原野向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一切身心健全并愿为自己创造一个落脚之处及谋生之道的人们敞开大门，那么就不会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东部的社会开始失去对民主理想的信仰，一旦社会有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迹象，她，西部，就会开放新的空间，以其丰富的物质宝藏，以其净化灵魂的土地建立起新的民主，使美国重新发展。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12〕
然而，美国的资源和边疆并非无限。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已经开始由于“西部的消失”而陷于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西部神话”逐步让位于各种新兴力量的协作和综合发展。这一认识反映了美国社会新的历史转型，并形成美国进步政治家的新的政治哲学。它成为资源保护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待遇”的“反托拉斯法”的基础；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试图以遏制工业垄断以保证个人拥有经济发展机会的“新自由”；影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制订“新政”，以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过去由边疆这道“安全阀”所提供的安全和机会为“新政”的前提；促成了哈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与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二者都力图经由立法而非扩张的社会秩序下的自由企业来提供优良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中国家对社会各种需要的关怀。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用如下语言总结美国后边疆时代的哲学：
我们再也不能逃到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地区：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环境的主人。……绝对的必然性已经迫使我们抛掉过于惬意的迷信，不可迷信美国的国土不可思议地幸而具有各种免疫力可以消除经济失调，也不要迷信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大家都单干而不依靠政府的合作——可以经受并抵制各种形式的经济混乱或危机。〔13〕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美国西部开发已于上世纪初停止，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已永久性地沉淀在美国民族性格和国家制度当中。其最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文明的资源，将发财的冲动、梦想的激情、改变命运的愿望和创新历史的雄心壮志对接于那冥冥之中的“天命”，对接于那虽然最终会消散却已永载青史的“神话”，从而避免愚蠢的失误和难以补救、不可宽恕的悲剧以及低级形态的恶性循环。
三
中、俄、美三大国之间，无论有无可比性，但在合理认识和开发上帝分配的土地－空间上，都有各自的历史责任，也有可资相互借鉴、启示的经验教训。
与俄罗斯东部和美国西部不同，中国西部自古不是国家文明重心之外的附属地带，也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它没有西伯利亚辽阔，也没有美国西部肥沃，但它拥有俄罗斯和美利坚所没有的独特景观和位势。
这里不仅有世界的制高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是哺育四分之一人类、滋润亚洲大陆的万古渊源，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长江的万古源头，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天然屏障，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摇篮，而且拥有世界十字路口——古代欧亚轴心文明的交汇处，拥有世界文明遇合交融的历史长廊——丝绸之路，拥有从西周到汉唐中国若干古代王朝的幽灵，拥有东方主要宗教与雪域高原参天化育的神奇史诗，还拥有两千多年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不朽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拥有使中原文明(更遑论东部沿海文明)黯然失色的神秘灿烂的三星堆上古文明，以及可与《出埃及记》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挡了日本法西斯铁蹄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然而，近五十年来，近五百年来，中国西部毕竟沉寂了，落伍了。它远离海洋，远离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甚至也与东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渐行渐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西部开发作为中国当今主题的讯息一旦由传媒发布，神州大地确也为之一振。它像一场姗姗来迟的压轴戏，因主角缺席而无法启幕；它像一柄笼统的路标，却向国人发出一个历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们也有一个西部，那也是一个伟大的空间。
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将反复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加以连续并往前推进的努力，也是将中国带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国从上到下获得一个共识：由于入侵、起义、造反、失误、浩劫、动乱，中国对历史挑战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多次丧失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必须迅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之需要世界毕竟急于大于世界之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只有攸关全球利益、影响人类文明而又独具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级的大手笔、大思路和大战略。
因此，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理应成为中国西部开发最广阔的时代舞台、最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最严肃的评价系统。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条件下，土地、资源、资金、人口、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目标、模式乃至传统国际法和主权概念都在而且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第一个大局”（东部发展）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性转进，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困境就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础，主要在西部而不在东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最后的依托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东部。西部开发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历史运动大都是一种宏大的天地自然结构与一个大国国民的伟大遇合，是一个伟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并由此创新历史的奋斗历程，它赋予所有的经验和细节、所有的活动和指标以象征和神话的光环，使所有参与者在改变一己境遇的奋斗中领略到人类和民族共同体固有的长久博大的传奇般的命运，从而根本摆脱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异化处境，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复归。
这种象征和神话，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中叶产生于个别领导人大脑的乌托邦想像，那种以“革命”和“战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及其哲学，正是今日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摒弃的历史陈迹。当代中国的幸运、中国西部的幸运，在于已有整整一代人在相对开放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在于一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缘，让西部开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头戏堂皇排演。
开发中国西部极为丰富的矿产、水利、生物多样性、生命基因和旅游的巨大资源，而又不因各种局限性铸成无法补救的大错，必须广泛借助能够理解且愿意善待中华的国际力量。西部开发应当成为中国与国际先进文明全面对接、中国与世界全面合作的最大特区。根据世界经济分工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诉求，将西部划片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内涵、不同区域的国际合作开发区，不仅符合现代国际合作惯例，有利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国胸襟和长远利益。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直接参与和领导一项巨大的国际合作、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开发运动，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增长中国人民参与世界级开发工程的见识才干，增强中国人为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西部之于中国，是在正常和非常情况下可资寄望的主要生存、发展空间。困扰当代中国、关涉中华民族生存前途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人口、粮食、能源、土地、生态、交通等）无不只有通过西部开发才可望得以缓解。而作为历史性运动的西部开发的前提和主轴，是由东向西相当规模的国内移民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华民族在未来岁月中生存、发展并改变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格局，从而改变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相关格局的历史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国人由世俗功利性商业命运转向回归自然、创新历史，重新塑造和丰富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的庄严使命；
向西拓殖，是中国青年一代超越物质享受型和精神虚空化的现代工商社会人性异化，重建淳朴、健康、高尚和神圣人生的天赐良机。
向西拓殖，是中国社会不仅利用“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以强化经济活动能力，更以“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本身”的伟大法则，在雄浑西部的开发中更新现代化理念，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伟大实践。
欲实现西部开发的伟大目标，推进西部拓殖的历史运动，必须超越东部发展的既有经验。可为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持久效应的国家政策，是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西部开发的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理念和法则，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仍然占居中国大多数的数亿农民的不言而喻的梦想和要求。俄国十月革命的“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从正反两面证实了土地对于人民和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美国的“公地出售”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二十世纪美国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性意义。
在现存制度条件下，对西部开发、首先是对土地资源开发的先驱提供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将对中国一再推迟又无法绕开的“产权革命”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惟有成千上万具有进取精神和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不只是前往西部洗钱淘金掠夺，而是将其资金、事业和身家性命押给西部，并体面地获得经济和人生的酬报；惟有当他们的先驱地位为全社会所首肯和颂扬，他们作为民族精英和时代候鸟上升为象征和神话而不朽；惟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他们开辟的新边疆成为土地主人并创造出令世界艳羡的新的物质和精神家园时，西部开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肉文本，历史桂冠才会降落在这片奇迹丛生的土地上，中国人才会由此感受到天命眷顾的幸运和荣耀。
美国人正在以他们的哲学和利益重新思考和制定新世界秩序，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正在整合他们的思想和力量，世界正在迷茫和浮嚣中喘息，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中国也许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大国形态。“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西化”和“走自己的路”曾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西部，没有西部开发的时空天地，中国很可能继续执于一端而陷于民族生命的涣散以致分裂，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成本依然会分外高昂。中国在向列强求教的艰难历程中，总是创伤多于友谊，教训胜于经验，失败超过成功,中国似乎永远只是一名迟来者、摹仿者和被动者,最多是一名令人侧目的挑战者；殊难成为一名建设者、合作者，甚至一名领导者。
毫无疑问，需要在经济、技术、教育、金融、法律、环保、人才、增长模式、东西部合作诸方面为西部开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系统，需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西部民族关系、区间差异诸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以使所有技术性方案和步骤获取充量的信息、理性的支撑和政策的保障。
而富于形上哲思和天下观念的中国人，不必统通专注于功利性安排。把西部开发仅仅当成又一轮经济热潮（譬如深圳、海南、北海，甚至浦东），是对西部及西部开发最严重的误读和亵渎。
西部幅员辽阔的土地－空间给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和惠赐也许在于，对人类既有文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予以一次全新的综合，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社会主义信念和资本主义经验之间、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之间兼收并蓄，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新路。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西部开发也许是人类克服文明异化，重返自然，实现自然性、人性和神性充实完满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中国“天人合一”的伟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不朽训诫将在西部开发中重现其精彩，重放其光芒；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奋斗、尤其是中国以加入WTO为前锋的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正为西部开发开辟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各阶层对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的重新关注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历史动力，都将使西部开发可能具有在世界史上有例可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史无前例的划时代意义。
惟有一场刷新历史纪录、重塑民族精神、创新既有制度并体现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西部开发，才配冠以“西部‘大’开发”的美称。
命运只对真正伟大、高尚的民族微笑。千年易过，中国的时辰正在升起，让它在西部辉耀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2页。
〔2〕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13页。
〔3〕〔4〕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页。
〔5〕(苏)托洛茨基：《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31－47页。
〔6〕(美)威廉·吉尔平：《北美洲人民在地理、社会及政治上的使命》（费城，1874年），第130页（引述1846年信件）。
〔7〕(美)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1860年），第183页。
〔8〕(美)艾伦·约翰逊：《斯蒂芬·A.道格拉斯：美国政治研究》，（纽约，1908年），第481页；(美)亚伯拉罕·林肯：《致国会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亚伯拉罕·林肯文集》，纽约，1905－1906年）。
〔9〕〔12〕(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1893年），第1、255、267页。
〔10〕(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未来的诗人》（《特纳书信文件集》，威斯康星，《大学报》1883年），第4页。
〔11〕(美)弗雷德里克·J.特纳：《西部及美国理想》（纽约，1920年），第293页。
〔13〕(美)罗斯福：《致国会的咨文——国顾政府的概括目标及其成就》，1934年6月8日，见《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