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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叶德辉
作者：张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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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的学人逐渐浮出水面。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当其中的功利恩怨散淡之后，人们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些历史人物，看待他们的思想。据说是殉清而死的王国维，拖着辫子讲学、不但竭力为中国国粹、而且竭力为中国国渣辩护的辜鸿铭，反对白话文的林琴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以及有玄学鬼之称的张君劢、杜亚泉等人，曾几何时，都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而今，人们都能以同情之心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从而恰当地评价或者说恢复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然而，有这么一位藏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他似乎被历史遗忘，又似乎阴魂不散。至今为止，几乎任何一位研究书籍出版史的学者、任何一位研究目录版本的学者，甚至任何一位研究藏书史的学者，都无法绕过他，都会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汲取。甚至在古籍交易的网页上，他的名字也成了一种品牌，一种价值的标识。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不愿去面对、解释甚至是批判他的那些有乖时俗的举动。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岳麓书社曾出版过一本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及思想的小册子。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批判，历数他的劣迹，下编则褒扬，总结其学术成就，对他作了有保留的肯定。至于传主的心理、个性、价值取向、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何内在理路，全不涉及。以至于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发出了“糟蹋了一个好题目”的感叹〔1〕。考虑到那时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不应如此苛刻作者。毕竟，当时写这么一本传记，是需要勇气的；毕竟，筚路蓝缕，昭示后学以来路，功不可没。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却没有一位后继者进行更深的研究。他算不上国学大师，所以国学大师丛书中无他的位置；他算不上近代诸子之一，所以重写近代诸子春秋的人有理由遗漏他；他也没有加入哪一家哪一派，所以，学衡也好、国粹也好，都没有他的份。充其量，只是在人们论述他事如王国维之死时，被附带提及。甚至于在努力挖掘湖湘文化成就的湖湘学人中，似乎也没有谁愿意对他多瞥一眼。那原因，不尽因他只是“半个湖南人”。此情此景，怎不叫人再三回味。
他是谁？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劣绅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即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中了进士，当过清政府的吏部主事，故人多称其叶吏部。做官不久，即请长假回乡，以讲学、校书、刻书为业。著书若干种，刻书更有若干种，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
叶德辉生长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而在学术上却是秉承三吴汉学之余绪。家富藏书（叶氏每每自夸家多祖传藏书，其实祖传的并不多，观古堂所藏大多数是他在北京做官及归隐后所搜集收藏的），重视目录版本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取法乾嘉诸老。这一点与湖湘传统迥异其趣。故他在与缪荃孙的通信中，经常抱怨在湖南找不到知己。同光年间，湖南人将他与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尊为本土老儒宿学，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称。二王于叶是长辈，王先谦还是他的太老师（叶德辉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房师是王先谦的学生），他并不以此为荣，反说侍讲（王闿运）只不过是个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阁学（王先谦）学不出桐城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对湖南人如此，对外省人亦是如此。于当时大儒，如广东的陈澧、浙江的俞樾，都有微词，这种傲视乡贤的态度或许也是他在湖湘大地声誉不佳的原因之一吧。他曾经颇为自得地对王先谦说：您老写的书又臭又长，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卷。读者不易读，书商刻起来也费钱。不像我的书，三教九流，人人可读。且最多也就十卷、八卷，后人得到了，翻刻起来也容易得多。你的书肯定不如我的书流传久远。〔2〕虽是戏语，背后的自夸却毫不掩饰。当然，这自夸也还是有点底气的。时至今日，他写的一部笔记体的图书出版史著作《书林清话》被一版再版，即是明证。
叶德辉生性耿直，甚至有点蛮横。据说，当他还是清廷的叶吏部之时，有一次，因与部胥论事不合，竟在人家脸上给了两巴掌。〔3〕他幽默风趣，嬉笑怒骂，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家多藏书，而书橱上赫然贴着“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字条。当然，也有例外。事实上，他并不总是视古籍为枕中秘宝。王先谦撰《汉书集解》，就多借助于他的藏书。他喜爱收藏字画，也擅长鉴别字画，却轻易不与他人共享。他爱听戏，提倡昆曲，辛亥革命前曾养有一戏班子，豪华声伎之盛，倾动一时，观剧时还要与友朋唱和，赋词吟诗。《昆仑百詠》即是观剧之作，多达二百首。他又爱女色，喜欢收集、翻刻一些青楼女子或梨园女子的诗集文集，还常常为她们论姿论色作排行榜。他又爱财爱利，善于经商，开着好几家店铺，当过好多年的长沙商会会长，且为富不仁。凡此种种，都应了那句文人无行的话。无怪乎他的学生说“吾师耻言高尚”。
如果他安于做这样一个无行的文人的话，那么至多遭人们鄙视，好歹还能活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他偏要多事，偏要逆时流而动，以螳螂之臂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之轮。
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人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来湘主持。梁启超以《孟子》、《公羊春秋》教授学生，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宣传民权、平等、公法等。眼看着变法要变乱中国圣教，变乱伦理纲常，开始曾咸与维新的叶德辉变脸了，反戈一击。他摇唇鼓舌，不仅与温和的、主张变法的湖南本土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论战，而且康、梁、徐等人的著作一概不放过，凭借自己良好的经学素养，将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说他们是启人悖逆之萌。他不是不明白，今文经学之于康、梁，原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经世致用的工具而已。他偏不能容忍这种借经术饰政事的做法，偏要显示自己学问的精深。为造声势，还将所有守旧派的言论，假王先谦的学生、平江苏舆之名，汇辑成《翼教丛编》。翼教者，扶持孔孟之道、正人心之谓也。反康、梁使叶德辉成为逼走梁启超和皮锡瑞的罪魁祸首，也险些送了他的命。然而，历史的变化真可谓一波三折。不久，政变发生了。叶德辉以其先见之明，声誉鹊起，变成了旧派眼中的英雄；同时也成了新派眼中顽固、守旧、阻挠变法的典型，从而置身于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去读《翼教丛编》及叶德辉的其他文章时，首先感觉到的是一股腐朽、愚顽之气扑鼻而来。他说西医谓胎儿在腹中，男女都一样，都是头朝下足朝上，中国人则自生民以来，都是男女向背，端坐腹中，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比西方人高贵；西医开膛破肚，尤为险恶，君子尚且远庖厨，难道人命还不如禽兽吗？当时皮锡瑞的儿子皮明举，为了普及地理知识，编了一首诗歌，其中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傍。”这本是常识。可是叶德辉却勃然大怒，硬是霸蛮地辨道：“地球虽圆，无所谓中央、四傍之分，但总有东西之分吧？亚洲在地球的东南，而中国又在东南之中，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中国当然就是位居地球之首。外国人笑中国人自大，你怎么不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这样一个盲目自大、不思进取的人，难道不该被批判吗？然而，只要我们跳出变法—反变法的思想模式，仔细读下去，就会看到，这其中还交织着学术之争、文化之争。这恰恰是多年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叶德辉何以要同今文经学过不去、视之若仇寇？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得他要如此争辩，以至于宣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其间的执着冥顽，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值得人们思考的吗？要知道，当时朝廷可是支持变法的；而且现有的证据也不能表明叶德辉暗通太后、预知变法之必败，故借反变法以邀功。
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元勋黄兴乘舰由上海经湖北返湘。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戴，决定把长沙的德润门改成黄兴门，把长沙最繁华的商业街改名为黄兴街。叶德辉的倔性又发作了。他竟命扫街人将街牌撤去，大闹坡子街。如此这般，在旁人看来，无异于公然反对革命领袖。于是他险些被警察逮捕，靠着日本人的轮船，才得以脱生。一年之后，坡子街早已恢复原名（事实上，黄兴返湘不久，即辞谢了改名之事），叶德辉还意犹未尽，又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他说：世界各国，只有美国以总统华盛顿名称称其都城，那是因为华盛顿是开国总统，美国又是新国，没有旧地名；至于英国，有维多利亚，那是以人合物。中国古有莫愁湖、明妃村、薛涛井，那都是绝代佳人，后人为了表示爱慕之情，故以当时之产地，慰万古之相思。黄兴乃须眉丈夫，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长沙只有鸡公坡鸭公桥，不闻以人名称地名。况且纪念某人也当在他死后。黄兴还活着，怎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商场地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要改，也只能是将黄兴改名为坡子街，或者将黄兴的出生地金坑改名为黄兴坑、黄兴读书的明德学堂改名为黄兴学堂。言词之尖酸，直叫人愤怒得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其中的道理。
后来，他还风光过一阵。自任过支持袁世凯复辟的湖南筹安会会长，当过湖南教育会会长。然而，那都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将历史带回以儒为宗、君臣相安的旧时代。他心灰意冷地过着一种遗民的生活，在江苏、上海等地的寓所里，以整理旧书为业。他追慕乾嘉盛世，缅怀过去的好时光，为清王朝的覆亡痛心疾首。而追原祸始，尤痛恨康、梁公羊学：“公羊肆流毒，经亡家亦亡。祸首两礼部，刘龚扬沸汤。变法托改帛，大义日晦盲。”都是今文经学惹的祸。他时时慨叹人心的不古，对历史作一种不恰当的类比：想当初明清鼎革，多少人学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做遗民，不去仕清；何以清亡了，大家都急不可待地去当民国的官、做民国的公民？为此，他对他的那些朋友们颇有微词。1916年王闿运去世，他却说人家早就该死，送去一副语含讽刺的挽联：“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因王闿运在清亡后又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史馆的馆长，背叛了清廷，而当觉察到袁有帝制自为之心后，王又挂印而去。他尤其哀叹新学“分年重阶级，不读孔孟书”，哀叹儒风日微、斯文欲坠，“旧学商量同辈少，中原离乱故乡亲”；时时以秦汉时传经的伏生自比，“应笑老奴劬学苦，传经且听伏生鳏”；“白发传经遗一老，壁藏奚畏祖龙焚”〔4〕。对于一切新的变化，他都看不惯。他把自己封闭在了清王朝里。
观念和时代经常错位。我时常想，假如叶德辉早生了一百年，焉知他不是和钱大昕、孙星衍、黄丕烈（这几个人也是他念念不忘的）般的人才？有谁会非议他对儒家文化的热爱？甚至有谁会非议他的好色好戏（袁枚不一样好色么？今天人们还揄扬袁枚敢于冲破礼教的禁锢、大胆地歌颂情欲）？说不定也会在今天被人们发掘，被抹去尘埃而流光溢彩。而生当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近代，不去想如何变法图强，不去想如何保家保国，空讲儒家文化，以保留读书种子为己任，不是守旧又是什么？他的形象因此被定格了。又假如他的西方文化威胁论，不是在维新变法时期提出的，而是迟至十年，或许，他还能搭上国粹派、保守派这班车，今天还能多少获得人们的同情之理解。
叶德辉最后一次向世人显示他的存在是1927年。当时北伐军胜利推进，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戏作一副对联给农协：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尖卡傀。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之东西。农民兄弟自然饶不了他。于是，当他拥着美人沉睡在温柔乡之时，农民自卫军叩门而入，将他带走了。第二天，即4月11日，广阔的会场上，他，叶德辉，一个一贯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同是湖南人的左舜生曾说，叶德辉是游戏邀祸。其实，我们用不着为他喊冤。出言不慎，喜卖弄文采，视世事如儿戏（王先谦在与缪荃孙的通信中，曾说奂彬过于儿戏，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固是直接诱因；而从他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对于农民运动，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赞成的。他早就将自己放置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叶德辉之死，震惊全国。据说也是王国维朝昆明湖纵身一跃的诱因之一。但无论新派旧派，几乎没有一个人作挽词。倒是几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博士作过一首《悼叶德辉》的白话诗：“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话虽直白，却又意蕴深长。
叶德辉的一生是是非非，叫人感慨万千。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本色是一名文人，一个生不逢时的书生。他的悲剧就在于以一介书生而置身于历史的漩涡中。或许，今天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进一步清算他的种种罪行，更不是为他平反昭雪，而是透过他去了解一个时代，看一个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时代里，带给人们怎样的影响；理解一颗为旧文化所化的心灵，在中西碰撞、新旧斗争的时代里，经受着何等的撕咬。
注释：
〔1〕参见陈平原《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2〕参见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载《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
〔3〕参见黄兆枚：《郋园先生传》，《郋园全书》第1册，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版。
〔4〕参见叶德辉：《还吴集》（丙辰），《郋园全书》第4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