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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往到亲炙
作者：章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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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偶然买了本《鱼目集》。翻看之下眼睛一亮：异想妙喻、彩绘满幅，觉得它在新诗中别开生面。过去读过的新诗，或引吭高歌、或情绪缠绵；而它却想象倏忽而至，比喻大出意外，对于十五六岁耽于幻想的少年，虽然多未读懂，还是不禁叹为神思，也就对其人为之神往了。
神思
说神，是说卞之琳入化出神的想像。本来，没有想象岂能成诗?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想像似乎更具权威。《鱼化石》四句，就串着四个想像。但过去见过的想像，若思路连续深入，多像挂着的一串葡萄，作者的思绪活动是垂直的。这情形，当然他也有。如《雪》，早起就下雪，一直想着它的变化，直到隔夜晴明，化为清泪盈盈，想像顺流而下。再如《水分》、《夜风》意象表面上虽各不相联，思路还是垂直演进的走向。在他更多的却是平列推出意象，给读者留下不用点劲就很难联系起来的参与的空间。这情况很像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散点透视，随手挥洒，数百景点散布一纸之内，貌似汗漫，却如长江万里连绵滚滚并不失其源头。中国古典文学中这种例子也是有的。如为人熟知的马致远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所以写上面种种，目的都在烘托天涯断肠人。这并不难懂。但卞的这类作品是种比较复杂的构成，初看摸不着头脑，数十年多次读、想，也了解了一点写作的背景。加之少数题材也有相同体验，就逐渐稍能心领神会了。我说他别开生面，指的就是这一表现手法。
诗，本来就是兴来为之的。神思不羁，歌哭无端。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生活在一个缩小的地球上，人事繁杂、思潮时起，情思被磨炼得如雁群起飞、金蛇狂舞。灵感来时，头脑里更像一锅煮熟的粥，满锅翻滚、处处冒气。平列的想像大体即缘此生发。如《尺八》忽古忽今、忽西忽东，所好有一支尺八贯穿着强弱易势的历史，还比较容易看清。《距离的组织》就难于找出构思的线索了，几经研读，方悟出他这里潜隐着古今中外的连类浮想：罗马灭亡星经过长期跋涉来到一个地方，本来出发时就听见过它的大名，如今一见之下，大失所望，因为它与二千年前频临灭亡的罗马竟有许多相同之处。内忧外患，所能依靠的交通工具，只是水盆中一只小舟。这两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现状的忧虑，他正处在醒悟的前夕，情绪是低沉的。
从他其它诗中的段落、断句里也可以常见神来之笔的光彩。《圆宝盒》中：“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骨董铺卖你家祖父的旧摆设。”前句使人感觉无数毒虫在喧闹着、争先恐后地吞噬着你的生命。后句则引出一种凄凉的沧桑之感。表现内心状态极其逼真、深刻。“猛撞玻璃窗的蜜蜂、钉死在墙上的蝴蝶，眼看火车开了，心上人从此远去了。绝望的绝字，用在这里是绝对准确的。”(《车站》)“坐在火车上，看着车旁的绿带子，不断地被抽过去”。(《还乡》)在火车上看不到钢轨。从前的有轨电车，如站在后窗前，看着钢轨不断地从车底下被抽出远去了。想到这景象，我又要叹服诗人用字的讲究。这用字的准确，来自对生活中细微现象观察的专注。这专注的态度，是决定卞之琳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这类情况在他笔下很多。如：“到屋外一摸石头，石头潮了。哦，夜深了。”(《月夜》)“等不到客人的黄包车夫，躺在车上睡觉，车在关着的店门和檐溜之间躲雨，大家都没有买卖。”(《苦雨》)“绿苔地上一颗烟蒂头快要烧完了。难道能阻止它不灭吗?”(《倦》)没有对事物的精微体察，没有对人生的凝定审思，不可能成就此等宁泊而隽永的章句。
卞思绪充盈，但惜墨如金。惜墨为求得含蓄。《寂寞》写一个在城里操劳的乡下人死了，小时候怕寂寞，现在在城里死了三小时，他的表还在他身边响着。《叫卖》写卖玩意儿的想引孩子出来，故意怪腔怪调地呼叫着，母亲却不让孩子出来。写得轻快，其实沉重。有时惜墨之至，竟留下一块空白。雨底下撑着一把伞卖烧饼的老人，一个也没有卖掉，却说“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貌似洒脱，骨子里沉重(《苦雨》)。但产生这老人非要在雨里跑跑的背景，也就是空白里的人事。《登城》写游客同守城台的老兵攀谈，又看着田野和远山。你要上哪儿去呢?留下了空白。文章的空白，不像国画家的“计白当黑”清楚地放在面前。文章中空白，需要读者凭经验、感情去发现和填充。
以上的例子，本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人事，经艺术加工成为诗了。在卞的作品中，我领悟到所谓神思在整个过程中承先启后，在决定作品是好是坏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神思可以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其实离不开芸芸众生的生活。作者必须首先练成一股观察生活的穿透力，获得敏感、动情与理解。总之，神思并非神明的私授，而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思绪的升华。卞之琳的神思作为一把开启智慧的钥匙，曾多次对我有所触动。所以，我虽然住在南京，并不想访“梦笔驿”故址，继江淹之后，在梦中接受一支彩笔。
深情
卞之琳在《雕虫经历·自序》(增订本)里说，闻一多称赞过他是写诗的年轻人中不写情诗的。卞说他写过《无题一～五》，以后写了《灯虫》的最后一句：“像风扫满阶的落红”，才搁笔。恕我妄加推测，远不只这六首。结集的怀人诗很多，其中多首似无寄情异性的影踪，应当是怀念男友的。他初到北京，人地两生。加之“心在山谷、身在峰巅”，只有很少的男友。但不久他们又远行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阴森、沉闷的北京，逐渐加深的日寇进窥的危机感，逼出他纷杂的愿望，又将这些愿望逼而为诗：《雨同我》、《泪》、《中南海》等。“公园里，他坐在长椅上，身旁的位子是空的。”(《中南海》)“寒夜炉边的墙上，有个影子陪着发呆，以为友人来访了，却原来仍是自己。”(《影子》)“隐约湖山常见于败壁，却在枕上闯入他的睡眼。原来来自友人留下的旧枕。”(《入梦》)“孤独觅伴不得，使他想将座椅搬到泰山顶上去。也许能看到远方的身影。可是他得到的只是历史书上的慰藉。听到了咸阳道上一匹快马的蹄声。”(《音尘》)那是汉唐旧事，他却神往了。孤独的冷冽依旧包围着他。
终于，1933年秋，他有了女友，以一当十地填充了虚空。不久分别，三年后又重逢。抗战初期都在四川。国难中的动乱使他们多数时间身处两地，以致永远分手。年轻人的好梦，总是弥漫着重彩的，但这重彩绚烂又变幻莫测：忽晴忽阴，忽又“西边日头东边雨”，总之是“黄梅天气情人脸”。因为变多，诗也就多。当然有过屋前屋后一片春潮，晨光中杏花争发，其乐陶陶的好时光(《无题一》)更有过无数次的等待，连穿衣镜都陪着主人着急于一现倩影。终于，门响了。于是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又见人、物皆欢(《无题二》)。但有时只有信来，但看得出渗墨纸掩盖不了信面上的泪痕(《无题三》)人不见，情浓而至于痴迷，遂摇身一变为鱼、为黄鹂、为野蔷薇、为白蝴蝶，因为它们可以不拘形迹地与她亲近。“痴”使老成持重的学人变成了顽童(《淘气》)何必自苦，那就撒手付之流水。可是水涡即用利刃也劈不开(《归元夜遐想》)桥上有人，楼上也有人，都有所怅望吧?(《断章》)因为逃不开“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归元夜遐思》)信息仍旧邈然，“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空在屋顶上伸着双臂?”(《圆宝盒》)终于认为，即使能学檐溜之于阶石，绳子之于井栏，黄色岂能还诸鸡雏，青色岂能还诸碧梧……从而叹一声“从爱字通到哀字，出脱空华不就成”(《白螺壳》)“人不妨有泪”了(《泪》)卞之琳认为耐心无以改变世事，却忽略了他的亦师亦友的沈从文凭韧劲，终于如愿，卞之琳究竟是个书生。终至情急如以头撞窗子的蜜蜂，想从死神手掌中挣脱出追随情人的蝴蝶(《车站》)。前人写分别的诗写得好的很多，雷同的也多。我见闻太窄，未见过将昆虫人格化来驰骋痴迷的。卞之琳只是将儿时故事随手捡过来，以这因情而生的神思，最后体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我为了想了解卞之琳如何将感情成形为诗，在这里瞎子摸象。卞老已经不在，还得请有关的女士们鉴谅。
卞之琳对平民的困苦处处表现了深切的同情。遍读他抗战前的诗，可以理解他的爱是不仅施于亲人、情人、友人与受尽内忧外患之苦的贫困的同胞的，他愿甘露遍洒一切苦渴的生物(《水分》)。年轻的卞之琳的爱，遍施万物。当然，彼时彼地占据他胸臆的，首先是如何击退压境的暴敌，求得全民族的生存。从《春城》中可以看到，他祈求苟活在实际上已成围城中的人们振作奋发。他写《尺八》表达了他对祖国式微的哀愁，当然盼望“尺八”能返航归来，这都是情重如山的。正如他所说：“一方面忧思中有时候增强了悲观的深度，一方面惆怅中有时候出现了开朗以致喜悦的苗头。”(《雕虫经历·自序》)他所说的苗头，我认为是指当时党所领导的救亡运动中所表现的全民的同仇敌忾和冉冉上升的希望。因此，敌人的枪声响了，他也就奔向延安，奔向抗日前线，以行动体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深情，脱出孤独，一扫苦闷。
童心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童时小住大城市，曾有过机械化的玩具。但进入老境长忆儿时，使我留恋的不是缩小的飞机、轮船，而是大自然中的小生灵。我在卞之琳的作品里，重温了旧梦：芦叶船、含水的海绵、撞窗子的蜜蜂、背着房子走路的蜗牛……特别是他说到能在水面上织出纹样的水蜘蛛。我想这是不是“剪刀姑姑”呢?她曾使我整个钟头地寻她、看她。老家门外，有处宽广且无行船的河面，上面常摆放着木排，我曾俯伏在木排上探看水中世界。水藻的森林里不时有水泡悠悠荡荡地冒了上来。现在想，若说爆仗是阳刚的，水泡则有种阴柔的美。“森林”上面常有小鱼游过，有时突然发现有乌龟埋伏着。可以做金鱼食料的红虫，像一阵薄薄的红云漂过。但最吸引我的是浮在水面上游行的“剪刀姑姑”。她的身体比蚊虫稍大，后脚却长过身体，像是剪刀的双刀，浮在水面上灵巧地开合着，作时慢时快的漫游。她停步时，也许正在注视人的肉眼很难看清的她的猎物?它们的世界也并不和平，只是那时我对生物世界只用弱肉强食维持的规律还懵然无知。不知这是否就是他说的水蜘蛛，两地虽然仅隔数十里，方言已经有别，一物两名也是可能的。惊奇蜗牛一夜行程只留下短短的痕迹，可能符合他的性格。至于从后院到前院去追月亮的智力，一般的孩子，例如我，就难于产生此种奇想了。
儿童有童心，这是本质。许多成年人时常回忆儿时的童趣，说明他的童心尚未全消，他还珍惜那段不知忧虑的时光。或许因为过多的人生纷扰反激了诗人对清朗的憧憬。在卞之琳的生活中，不时有“童话”出现：羡慕因为有根游丝，系它适足以飘它的蜘蛛；希望在天河里捞到一只圆宝盒，且不管里面装的是宝物还是妖魔，都寄寓着一种希望。从沙滩上拾回一只海螺壳，以为可以在枕上听到海的怒吼的回响。虽然风筝只能在垃圾堆上放飞，他还是喜欢纸鹰、纸燕、纸公鸡。而久不见情人的身影，竟使他想效孙悟空摇身一变而为游鱼、黄鹂、野蔷薇、白蝴蝶，可以放胆突破尘网。《牡丹亭》的曲子里有句：“睡荼縻抓住裙衩线。”那是春闺中的少女在寻求梦中云雨，就以为花是人心在牵引她了。五柳先生竟也有艳词：“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等。唐刘希夷又把手向上移动了一下，说什么“愿作轻罗着细腰。”古人此类发泄于笔下的对异性肉体的渴望，非止一二。卞之琳则是止于“礼”的。或者应该说，他的童心是蕴藉了的对自然生机的倾心，对自由生命的关爱，对多彩生活的希冀，以及对于纯真情愫的执着。
愿这个世界有朝一日，能成为葆有童心的人们的乐园。
平民意识
我的旧北京平民生活的知识，大多来自老舍的作品、某些影视和侯宝林的相声。读了卞之琳这方面的诗，觉得他的笔与老舍的笔、侯宝林的嘴，同样贴近北京黄色的厚土，同样使人有亲切感。他是学生，学习、创作好，可以受到教授、名流的厚爱。但他又不富裕，有时也会踽踽独行在长长的荒街上，身旁的人不少，为了没饭吃或找饭吃，大家都懒得搭腔或没时间闲话。有时黄色的风好像搅弄了大香炉，他同样被千年陈灰盖住。他写了做一天吃一天的人们：始终没有客人，车夫索性躺在车上息了，浑身已经给飘来的黄叶盖满。卖小玩意的伸头到门口去逗引，也掏不到孩子口袋里一个子。卖烧饼的老人在雨底下空跑了一天，说“卖不掉也得跑跑”。很多北京人像出家人，面前是空对空的木鱼，做一日和尚就敲一日木鱼，不知不觉于阴晴冷暖，就这样打发着日子。热闹的地方当然还是有的，在茶馆里。虽说这热闹、这乐趣是眨眼即无的，就乐它眨眼工夫吧。喝茶、谈心，谈到兴头上放声大笑，捶台子嘭嘭响。话不投机就开口骂、动手打，这一边照常抽着旱烟。既有胡琴就吊回嗓子：“一马离了西凉界……”(《路过居》)。茶馆外面有手里磨着核桃的、提鸟笼的，慢悠悠走着，吃饱了消化、消化。穷学生大概是他们的搭档，但没他们那份悠闲劲吧。停下脚步看一下，他没有带着势利的、矫情的眼睛，而是以善良的也就是平等的态度看着他们，写了他们难得的乐、长在的哀。
卞之琳也写过故乡的小镇。算命的、打更的，都足以唤起我往昔真切的记忆。
我比卞老小十岁，还看到过。年底那几天入夜时分，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一边敲着梆子，一边用有气无力的喉咙喊着：“年残月顺，火烛小心。门闩闩紧点，水缸挑满点。”他的叮嘱是多余的，寒风很快就将他的凄伤淹没了。这老人又在人前出现，只是在年后仍由小女孩搀着挨家收钱，一两个铜板吧。这象征性的社会服务，大概在七十多年前就绝迹了。这位老人很可能是我们镇上打更世家最后的一代了。至于算命的，现在又时兴了，服务的面大大扩展。大腹便便者尤其热衷问道于它。风闻其中也有被称为同志的，这也可能。看来它的寿命还长得很哩。
卞之琳的以平民生活为内容的诗，大多聚焦为描写，而以口语表现的。他笔下的这些社会俗事，因为写得深切、不一般化，给读者的感觉是熟而不俗的。当然他只以平民为写作对象，而不是以他们为听众的。通俗的诗后来多起来了，朗朗上口，群众能听得懂。但怎么写得既流畅、能听懂又能有回味，双方皆有可借鉴之处吧。
亲炙点滴
我读卞之琳的诗在抗战前夕。《慰劳信集》在香港出版，我没见到，只听说他去了延安。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诗，是力扬的《队长骑马过河去了》。后来家里的书包括《鱼目集》、《汉园集》全给日寇抄没了。1943年起和辛丰年走到同一条命运的道路上。他的书无恙，《鱼目集》赫然在焉，偶尔就同他品起味道来。我和辛还有好多朋友，学写表现平民生活的诗，形式也与卞诗同，表现手法受卞诗的启发，创作方向则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口语入诗，卞以前闻一多的《荒村》曾撼动我的心灵，口语也就不再是不屑一顾的“俚语村言”，而认为应该进入诗的殿堂了。
我难得写文章，诗写得更少。由家乡去上海由卞的家乡灵甸港后来是青龙港上轮船，总之要坐几十里的车，经过海、启。海、启是江南移民开辟的新土，有种勤劳、蓬勃的气质。大概1939年，我写过一首短诗，想表现这新土上冒出来的农村商业性的聚居点，那是仿卞的。还有少数几首诗，显着有“现代派”的影响。说“现代派”是笼统的说法。近来几次翻阅《雕虫经历》(增订本)，突然发觉我的几篇散文中竟然有卞诗的影子。如况我像—块石子，被人从皖南山区投到长江口；又如从太湖的小船晚上看鼋头渚满山灯火；又如大哥一到家，就去开箱，翻看他带给弟妹的书。当时都是当作自己的想法写下的，却原来有来源。过去它沉淀在我脑核的褶缝里，等到适当的时候，招呼不打自己就浮出来了。这也说明我对卞诗的爱好之深。
有两首他的诗，或说是两首诗中的几句，曾经像块巨石丢到我的脑海，激起了波涛。1937年下半年因为县城被炸，辍学在家。上海的报纸一时被阻隔。通向外面世界的只有装在屋顶上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线了。有一天扳开旋钮，突然听到极其凶狠的声音，一种十分别扭的中国话。说是他们已经攻占南京，如不立即降伏，他们的军靴将踏遍整个中国。收音机旁边的人长长叹了一口气，永远把收音机撤下了，但天线仍在屋顶。每次看到它，就想到：“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空在屋顶上伸着双臂”(《候鸟问题》)，感到深深的悲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一天，在琉璃厂漫游，买不起，只是当作博物院看看。正要跨进一家古董铺的时候，突然看到里面货架上放着一只霁红大瓶，它太像老家原有的那只了。那是汪伪军某部占作师部退走时掳走的“战利品”之一。这时卞的一句诗猛然涌上心头：“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圆宝盒》)不禁凛然止步。沧桑替换的规律，不是不懂，但惰性还是驱使我往这里面躜。真是可笑又可怜。
我怕交际，工作以外很少接触名人，即使久所敬仰的人。五十年代末因工作范围内的原因，我开始认识了卞老。
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宣部召开文艺界反修大会。第一次报告点了三个人：李何林、何其芳、郭小川，态度极为严厉。我们江苏身处边缘，一向不敢多事，对李等的批判更不知究竟。此次到会六个人，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陶白带队。只是默默随众学习、无的放矢，不敢多话。
台风登陆了!这场戏一上来就是高潮。我不愿无端直面它猛烈的冲击、严厉的训斥，能避则避，休息时间，就搬到最后一排的近边处。台上的风又开始刮了，我忽然觉得边角上有人在谈心。一看是两位老者：贺绿汀，另一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一首写“二七”事件的长诗名动文坛的老诗人。两人温言慢语，在交流上海与西安流行的太极拳的长短，研究如何去短补长，就能延年益寿，一派闲情逸致，如置身桃花源中，此是一景。当时又有两位江苏老乡几次来我们小组串门。一位是从延安出来分在某省的文艺界的负责人，另一位竟是卞老。虽说来是闲谈，目的是想回江苏搞翻译或研究，那是他们对陶表示的。我是作为省作协的人去的，一般接待多由我出面，我也愿意。因为抗战前就读过这两位的作品，是送上门的可以请教的人，我喜出望外，对卞老就他的诗、翻译小说和白话诗的格律问题向他请教，他稍作谦逊都不想多说。只是我说读过他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解放后又买到这本书，很多地方看不明白，我对英国史所知太粗浅。这个话题他谈兴陡浓，他说“商务”肯出这本厚书不容易，但不太负责，把他花了很大力气作的注释全删削了。那时商务在香港，他在昆明，毫无办法。若看到那些注释，你就能看明了了。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些耿耿于怀。八十年代闲谈时，他又谈到。此外，他很关心南通、海门的近况，因为“三年困难”开始了。近乎谈家常，陌生感就大为减少。至于他为何想调江苏，我不便问，他也没有提到。但我替他想，被批判的三个人，倒有两个与诗有关，何更是他数十年的老友。另外，关于新诗的形式发展问题的讨论，他是一个方面。觉得他在当时的氛围中是处于弱势的，这大概更是笼罩着他的阴影吧。他文静，看不出忧虑。陶白对这两位的愿望是欢迎的，就去找周扬。岂知周一听来意，就说：你们江苏人才济济，我还要向你要人哩，这个问题不同你讨价还价。用语简直斩钉截铁。在这样的低气压中，忽然陈毅兼外交部长来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他年轻时火气旺，有一次怒发冲冠，一下子伤害了人。似乎从此会议气氛开始和缓。周扬找李俊民，请李去说服李何林做个检讨，不要硬顶。二李是“北方左联”时期的老友。又听说陆定一在楼梯上遇到何其芳，对何说：何其芳，你投降不投降?投降就过关。被批判的人都已松绑，当然更不会扩大了。既然风歇云散，二位回乡之想也就打消，似乎也就没有再来，但总算认识了。因了这段情缘，八十年代这两位都有事要我办。卞老的事，起因于师陀的一句话。我过去很喜欢师用芦焚的名字写的短篇小说集《谷》，还有《无望村的馆主》和改编的剧本《人马戏团》。有人说此老耿介，不好说话。我倒觉得他直率，有话就说，成了忘年交。此时江苏为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他赠书给卞，附信中说到我，卞老就来信要求江苏也给出版一本，他对作品的质量是不马虎的，这样就出了一本《沧桑集》。他为了答谢我的奔走，将他尚有存书的旧著各赠了我一本，因为他说存书尚有，问我的熟人中还有没有对他的诗有兴趣而买不到书的人，我就为辛丰年和省作协的魏毓庆各要了一套。作协许多人第一次读他的诗，觉得开了眼界。我就建议邀他来南京作一次学术活动。由女公子青乔作伴来盘桓了几天，我陪着跑了一些地方，他辞谢了学术报告，而同几位青年诗人交谈了诗的问题。和我闲谈的机会不少，海阔天空，谈的是他以后的笔耕计划。这以后，因为晓得他忙于莎士比亚，不敢去打扰，只因为在北京时走到了附近才乘便去了一次。倒是为别人所托跑了两三次。八十年代中叶，张绪武尚在副省长任内，他想私人出资，邀请南通地区在外的前辈学人回去看看，找我筹划。我提出有事将去北京，可以乘便先邀卞老与戈宝权二位，因为他们都在社科院，时间安排较能自主，而且同住一层楼，联系方便。在北京先到卞处，一听来意，显得颇为高兴。他说“文革”后回去过，有个姐姐住长乐镇乡下，近九十了，很想再见一面。我见他小小的卧室兼书房似乎宽敞了，原来遍地是书很难插脚。他说有亲戚要来，得腾出地方接待客人。一些书卖给挑高箩的了。我说这些“重量级”的书，要搬下楼倒需费些力气。他说：“是嘛，太太生病卧床，女儿要上班。不过，我有办法：把书一堆堆捆好，由窗口向下丢。”我问，当初为什么不住底层?他说：“五十年代这幢楼造好，要迁入的人多，领导上号召，一二三楼让党外人士住，所以我与戈宝权都住上四楼。现在一早下楼一次，拿报纸和牛奶，只是再过几年，即使一次，怕也跑不动了。“不过”，他微笑着说，“前途大有希望呢!俞平伯、钱钟书两家已搬进部长楼。我虽不想名登部长榜，改善一下大概不成问题的。”
戈不在家，但去是不成问题的。一切筹备就绪，不久，南通有关方面的请柬寄来，只有一份。一看，上面写着：“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女士。”错把两位胡子当作一对伉俪了。我如何能送去。这时本单位有事催我回去，我只得撒手。张绪武似乎也没有续办。
此事有头无尾，我也怕再上门了。卞老去世前不久，南通的严晓星去京顺便去看他，说到我的一本书。卞老说：“带个信给他，他为什么不给我—本?”此信带到，颇使我惶恐。赶忙写信致歉。书，当然同时寄出。后来听说，信到了卞老的手上，但书到时老人已归道山。无疾而终，我想是太疲劳了吧，为让莎士比亚更本色地到中国来，为此撒手人寰是有价值的。我得自这位前辈的教益不少，最后却以不礼告终的。现在遵嘱写这篇东西，所知不深，冒昧下笔，难免瞎三话四，就更感歉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