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齐人物论（续六）

作者：张远山　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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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自撰墓志铭》（诗歌）
　　——《启功韵语》
　　
　　启功先生乃人中龙凤，国之大老，小子何德何能，胆敢妄加评品？还是让他自报家门吧：“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自撰墓志铭》）
　　自称“胡人”（满族）的启功先生诗词书画全才，著述品鉴俱能，识见意蕴高人一头，诙谐风趣世所罕见，而自谦如此，令人钦敬。当世耆宿，为老不尊者有之，老来卖俏者有之，颜混世者有之，自掩劣迹者有之，乡愿德贼者有之，益显先生之“胡说”（启功自谓），为浊世难得之清音。
　　
　　易中天《忏悔与做人》（随笔）
　　——《书生意气》
　　
　　易中天聪明过人。认为作家的智力较常人更高，只是一个惰性结论，而非实事求是的观察。中国作家中的笨伯，实在是指不胜屈的，当然未必于今为烈。在此情形下，阅读易中天洋溢智性的文字，便大是幸事。我读过易先生大部分作品，它们最低限度也能确保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忏悔与做人》似乎属于这位学者型作家的另类，通过它我们还发现了作者的人文深度和社会悲悯。能够在学术文章的阐发中借鉴侦探小说的结构，使思想的推演具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趣味性和悬念感，每一个论点的给出都能伴随一道利落的剑影，堪称易中天的绝活。我想学但学不来。
　　
　　单正平《单氏家语》（随笔）
　　——《膝盖下的思想》
　　
　　老单有着西北人犷悍淳厚的性情，却也难得地兼备一副以狐毛制成的狡黠笔墨，足以应对南国多变的烟云湿气。为人豪爽，为文却较为低调。豪爽时不失敏锐，低调处不见低沉，这自然与他的幽默感有关。这组《单氏家语》系列小品，文悖其名，说的竟然都是作者关于“家”的种种难堪事酸心事。有点岁数的中国人，对作者的糟糕处境大都不会陌生，但通常不如作者更糟，妙的是文字间却同样见不到一丝低沉气。用俏皮话发牢骚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作者拿自己开涮时的那股狠劲，单正平仿佛对着镜子练拳击，招招打向自己的有效部位。
　　老单自称“轻易不臧否别人”，因为“明白自己不干净，就不好意思去说别人肮脏”。这话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只能赶紧在这里辩白一句：我在本书中动辄臧否别人，决无自视干净之意。
　　
　　图雅《第五维》（随笔）
　　——《图雅的涂鸦》
　　
　　旅居美国的图雅，是中文网络写作的祖父级前辈。图雅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上网后，开始在中文网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杂文，很快声誉鹊起，然而图雅却于声名日隆的一九九六年七月毫无预兆地突然蒸发，至今再无音讯。当时的人们大概以为，图雅或许正忙于俗务，忙过一阵就会回来；也许明天一上网，图雅那俏皮、机智、优雅的文字又出现了。图雅消失时，国内上网的人还非常有限，知道他的主要是海外的华人网民。此后国内网民渐多，网络作家也开始出现。过了一年又一年，有心人终于意识到，这位比迄今为止所有落到纸媒上的国内网络写手都要优秀的超一流网络作家，很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是为他出一本纪念文集的时候了。这情形与王小波非常相似：直到王小波死后，人们才发现错过了向一位活着的天才致敬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如果说王小波是“文坛外高手”，那么图雅就可称为“纸媒外高手”。图雅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王小波。在杰作《第五维》中，图雅认为思维是时空四维之外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五维，当真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金岳霖《哲意的沉思》（随笔）
　　
　　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三五百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那时，他会不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惟一值得被后人写进教科书的中国哲学家，至少是可以神往一番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不大的金岳霖，其哲学理念、思维方法和体系构造，是最具西方性的。生活上的独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佐证而已。由于这样的哲学家在我们东方本土几乎不可能出现，因此，考察金先生的立身行事，除了一份盎然兴致外，还有哲学发生学上的价值。他之热爱哲学一如我等之热爱女人，完全出诸天性。他有一颗透明的心，“诚实”对于他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不必苦苦营求。
　　
　　周国平《报应》（随笔）
　　——《智性时光》
　　
　　周国平先生成名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对我有开窗见月之功，不敢稍忘。但今天的周国平先生已经成了一名多产的随笔作家了，书店里光他的各类散文就可以陈列半个书架，篇目重沓之处比比皆是。他的随笔文字属于那种读读也不坏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带有讥讽性的评价，由于思维受到较严格的训练，有一定的学养和文字功底，这使他的文章多少总能有点意思。不过他看来擅长变速跑，作品的质量也颇为参差。表现好时常能写出极富教益的文字，写得普通时也只是一腔陈词，偶尔甚至让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自称喜欢“沉默学”。是喜欢“沉默学”三个字构成的高贵音节，还是别有深意?
　　
　　周涛《老父还乡》（随笔）
　　——《感谢生命》
　　
　　我喜欢好斗的文字，一般也不习惯（甚至不屑于）用是否炉火纯青作为评价文人优劣的标准，如此，周涛铁匠铺开张般的写作，便能让我得到相当的阅读快感。他的文字火星四溅，为了分享这种写作亢奋，读者偶尔被火星珠子烫伤一点表层皮肤，看来也是必要的代价。周涛聪明豪迈，思维具有边防军的机警；部分与体内的摔跤天赋有关，文字也特别讲究战术性和攻击性，文章的攻防转换之道，更是做得老练地道。当然，物不平则鸣，因此难免也会说点过头话，如“我也是长坂坡救阿斗啊——我血染的铠甲锦袍之内，正是阿斗一般熟睡的散文婴儿啊”，只要不是反复喋喋，我倒是非常赞赏的。谁知周涛确有“反复喋喋”之病，我只能放宽标准，一笑到底。我们搞笑的文坛近期好像又有“北周南余”之说，余当然非余秋雨莫属，周倒不是本人，而是由周涛挺身垫背。我希望这个祸福难测的说法，对致力于“写天下文章”的周涛，倒能构成一大福音。只要咽下或吐出心中那口怨气，近六十的周涛前辈，应该还有几场好跤可摔。
　　
　　赵园《再致友人》（随笔）
　　——《人文随笔》
　　
　　赵园的文字涉及面较广，也有相当的学术性，本人未曾觑窥堂奥，不便贸然蠡测，那就尝鼎一脔吧。这篇文章，看标题当然不知所云，其实却探讨了一个每位中国学人都大感沉重的话题：我们以往的政治经历对文体的制约关系。大姐辈的赵园，虽然承认自己说话不如个别后生来得痛快，不过我以为写作不比洗桑拿，“痛快”未必是一个可以免检的标准。何况她也已通过一己的困惑，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出发点，这便具见勇气。至于见解深刻与否，当不必苛求。写这类抖抖豁豁的文字，本就不方便以见识立足，能够见出性情就已难能可贵。
　　
　　虹影《饥饿的女儿》（长篇小说）
　　
　　说是自传体小说，但就是彻底的虚构，构思也不见得比它更完整，起伏照应也不见得更跌宕有致。作者与我年龄相仿，虽然不在同一座城市，经历上却不乏同步之处。但这并非让我一气读完的理由。好久没有读到这么纯粹的小说了，文字里有一股中国化的俄罗斯味，叙述从容，语气淡定，丝毫嗅不出新潮作家那股装腔作势的气味。整个故事，读者仿佛目送着一位山城少女的沉沦。对饥饿的描写尤其让人心惊，依我看不在尤凤伟之下，明显在阿城之上。苦难在她冷静的笔下成了一种风俗，我们由此进入了那条似乎有一百种不良气味的巷子，一种依稀属于史诗的素质，就此随着燠热的江风缓缓吹来。
　　作者苍白的脸、作者家人及邻人那种破纸烂絮般的生活，渐次凸起，生成了一组浮雕，比嘉陵江上的号子更低沉，比墓碑上的蒿草更喑哑，比我们梦中的不安更挥之不去。
　　
　　夏中义《价值位移：从青年到晚年/谒王国维书》（随笔）
　　——《九谒先贤书》
　　
　　将原该交由学术论著去把握的内容，改成现在的书信体，自然透出学长夏中义先生的多种题外消息。此中既流露出对某种博导文体的不屑，也暗嵌了若干文学上的自负，至于私人血性的借机张扬，人生意气的抽冷子发泄，也未必不在考虑之列。对夏著的评论对象，我无力置喙；对夏著一反吾国“文学孝子”传统的评论姿态，我只有喝彩；对夏著苦心营求的文体，却只拟打定买椟还珠的主意，单单肯定其尝试的热情，并不敢因学长之故而贸然断定为成功之作。麻烦恐怕在于，学者的历练与文士的风雅，在他笔下尚欠圆融，遂导致文气倨恭不定。倘若静安先生偶开天眼，得睹大札，恐怕也会为学长之敬语失控（如将前辈前后语句之针脚脱漏径斥为“食言”）而略加叹气。至于以“给汉字抹奶油”为特征的所谓华东师大批评语汇（如“价值哗变”、“全息诗性心迹”等），世上自有“大可”者，多我一个“大可不必”者，当不致有碍吧。
　　
　　莫斯《摇滚旅行》（随笔）
　　——《如歌流浪》
　　
　　打七年前在《街道》杂志上读到一篇《某某酒事》的文章后，我就以私人侦探的方式开始了对莫斯的寻找。那文章真是“笔调晃悠”，橐橐复酡酡，文字好像踩在帝国宾馆的打蜡柚木地板上，有一股既厚重又懒散的质感。我根本不知道莫斯乃何方高人，直到最近才觅得他的音乐随笔集《如歌流浪》，当即买下，当天读完。难怪文字如此精怪，原来是一位文章票友，平生所好者首推美酒、音乐、女人、诗歌和旅行这人生五虎上将，对随笔写作并不如何在意。这就对了，与其说他文字好，不如说他状态好。他的文字透着酒味，字不求正腔不求圆，我们但听到一曲俏皮的口哨，渐渐远去。比如，他竟然敢这么谈音乐：“我做的面疙瘩汤和烙的馅饼，其味道与肯尼·罗杰斯的歌有一拼。”
　　不怕笑话，为给自己壮胆，评莫斯时我特意找出一张名叫《美国爵士乐与红酒》的CD，希望来点气氛，结果我发现，那旋律更能概括其人其文。据该书勒口介绍，莫斯原名赵世坚，“1955年生于北京”。
　　
　　莫言《红高粱》（中篇小说）
　　
　　说实话我不喜欢电影《红高粱》，所以对莫言的小说一直没什么兴趣。然而比莫言远为轻量级的大量作家我都评述过了，我不想因为对一部电影的偏见而长期无视一位重要作家的存在，于是下决心读了原著。小说与电影完全不是一回事，电影使小说轻喜剧化，也使作家轻量级化。我得承认莫言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的语言具有一种不受拘束的蛮力，叙述也非常讲究。但他对外在的蛮力过于沉迷，对自身固有的思想深度和潜质没有进一步开掘，因电影而走红，或许加剧了这一倾向。
　　当代中国作家（尤其是优秀作家）不能因为在文学领域无可作为，就轻易放弃对文学的忠诚。当代中国电影不仅是电影艺术的杀手，也是文学的杀手。一部优秀小说，即使暂时不能出版，即使暂时没有读者，也是一部终将赢得读者的小说。但一部无论怎么优秀的电影，如果当下没有市场就完蛋了。电影不可能提升文学，只会使文学速朽。有一个雄辩的例子，一流的小说家张爱玲，是以三流的电影编剧结束其文学生涯的——现在有谁记得她的电影呢？
　　
　　曹聚仁《万里行记》（长篇随笔）
　　
　　我们得知道，有些文人可以复制，一个人倒下了，自有另外一个（甚至一群）站起来；另一些文人则难以克隆。曹聚仁先生即使谈不上多么伟大，却至少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我们可以说他是报人、记者、行者，或别的什么，如统战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没职业担当的作家，一位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文士。曹前辈生平著述之丰，在整个二十世纪，除饮冰室主人外，也是罕有其匹的。此书不宜顾名思义，它与作者景仰不已的《徐霞客游记》并非同类。作者丰富的阅历，灵动的思绪，再加上驳杂的书袋，使他无法静下心来兼顾文体的统一，好在本书即使视为一册尚未编次完整的手稿，也大具阅读价值。作为“三上”读物，堪称上佳之选。
　　
　　黄翔《野兽》（诗歌）
　　
　　这首诗写于一九六八年：“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鲠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人，即使被粗心的评论者（比如我）一时遗漏，但注定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实际上，贵州诗人黄翔是一位比食指觉醒得更早的时代先知，他的诗歌具有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雄浑力量。由于他避处政治中心之外，也不属于任何诗歌集团，人们往往忽视他的存在，或者知道他的存在而无法把他纳入既定的评价系统乃至利益分配格局——即便不是现实利益，而是历史声名。对于黄翔这样自甘孤独的诗人来说，剥夺他的现实利益，或许是他自认的宿命，但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该被剥夺的，也是不可能被剥夺的。就此而言，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崔健《一无所有》（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辉煌的开始——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由词曲作者崔健始唱。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这首《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依然一无所有，摇滚精神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别人无法超越崔健，崔健自己也没能更上层楼。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起点往往极高，这证明中国文化永远具有极大的原创力；但起点往往成为永远的最高，这证明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环境对原创力具有极大的扼杀力。就像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长江黄河永远是从最高向最低蹉跌一样，中国文化常常是一曲“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哀歌，一曲衰竭之歌，一曲天鹅之歌。我还要问个不休，你何时向上走？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你这就向上走！否则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开端，最后你依然是一无所有。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一无所有。
　　
　　阎连科《乡村死亡报告》（中篇小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由于失望，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第一时间的追踪热情，因而作为“异数”出现的佳作很可能会被我错过，幸运的是，阎连科的《乡村死亡报告》没有被我错过。我愿意非常绝对地说，这部杰作绝对属于绝对的“异数”。
　　刑满释放的村民刘丙林在村口公路上被汽车轧死，头被压烂，肇事者逃之夭夭，村里不愿为他垫付丧葬费，于是村支书让村民到公路上举着血衣拦下过路车，每辆交两元。村民一旦发现司机们掏钱很爽快，很快就升格为每辆五元、十元。其他村民闻讯后，放下了手头所做的一切事情纷纷赶来，毫不犹豫地把尸体大卸八块，“举着刘丙林的胳膊、腿、肋骨、胯、头骨、腰脊、屁股肉，在各个公路路口，为刘丙林筹资安葬费，钱像秋风落叶，在空中飘飘旋旋，都落进了别人的口袋。”到小说结尾才弄明白，死的不是刘丙林。死的是谁呢？阎连科没说。我认为死的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读完这部小说，我也死了——而且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韩寒《三重门》（长篇小说）
　　
　　有人喜欢以爆栗为师，置身铁锅之中，火势愈猛跳得愈高，还能哔剥作欢呼声。韩寒是否属于这种类型殊难断定，因为很明显，他不是那粒自己跳进锅里的爆栗，他是被人下到锅里的，炒作对于他纯系被动状态。
　　天才少年永远是一个闪光的词汇，韩寒的才气不仅不容置疑，而且还名如其人地透出一股逼人的寒光：机警、冷漠、世故。我愿意在有生之年不断追逐韩寒的文字，以便完成一项微型实验，看看一位文学后生如何在众轿客的抬举声中做到不屁不颠，茁壮成长；若事有不济，那就看看他怎样被我们恐怖的媒体毁掉吧。韩寒想必知道，天才少年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词，也不乏似褒实贬之处；韩寒或许还知道，对钱锺书或任何名家的崇拜，不应成为模仿的理由。如果你的崇拜建立在对钱锺书独特性的充分欣赏之上，就不应该通过自己的模仿来试图取消对方的这种素质。你的仿作获得成功，无论对你本人还是你的崇拜对象，都不是一件值得喝彩的好事。如果素志如此，那我无话可说，请尽情施展模仿秀吧。否则，敬请回避。当莱蒙托夫写出《当代英雄》之时，并没有人说他是天才少年。是金子都会闪光，这话的意思是，凡镀金的终会脱落。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随笔）
　　
　　一提起辜鸿铭，许多人会想起他的辫子，但我想起的却是八大山人画笔下瞪方了怪眼的鹰——辜鸿铭属于那种只会产生于中国的观赏性动物。这一联想我自信非常可靠，八大是明室后裔，明亡后毫无选择地成了遗民，家国之痛使他不得不瞪着看不惯的怪眼；如果明室不亡，八大很可能是个平和的风雅画师。同理，如果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不是如此自我矮化，辜鸿铭也可能是头平和的“海龟”——那就没啥观赏性了。既然举世滔滔都染上了民族虚无主义，那么辜先生就愿意来唱唱反调。这颇类似于苏格拉底，如果雅典不是民主制，而是像斯巴达一样的寡头制，也许苏格拉底不会力排众议反对民主，而是宣扬民主。敢骂慈禧是“死老太婆”的辜先生决非腐儒，更不是愚忠的奴才。辜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的骇人胆气。对辜先生的任何怪论加以批判均属不得要领，他的怪论都是戏言，理解辜先生必须“得意忘言”：他要张扬的是跳出陈见、决不盲目从众的独立判断——这正是他未必自觉的得自西学的精髓。
　　
　　谢有顺《尤凤伟：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文学评论）
　　——《话语的德性》
　　
　　谢有顺是称职的职业批评家，由我这并不称职的业余批评家来褒贬他，似乎有点不自量力。不过职业批评家的工作也需要得到评价，何况我已经对许多不称职的职业批评家说过不少闲话，如果对称职的职业批评家一概视而不见，未免自视太高。谢有顺的文学才情不仅远高于大部分吃批评饭的文学教授，而且高于很多吃创作饭的作家。他评论过的、甚至经常加以肯定的作家，文学才情大都远逊于他。这是在作家大都不称职的情况下，称职的批评家难以避免的尴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是我在批评领域始终甘于“业余”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尴尬，谢有顺常常像一个找不到对手的堂·吉诃德，只能与风车干架了。但并非没有例外，当他遇到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时，他的眼光和才情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宣泄机会。我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谢有顺少有的亢奋。毕竟，这种机会对于职业批评家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尤其对于当代中国的职业批评家，更是如此。
　　
　　温源宁《一知半解》（随笔）
　　——《一知半解及其他》
　　
　　何为浪得虚名？可以温源宁为例。此书因有钱锺书之品题：“论人之中，隐寓论文，一言不着，涵义无穷”、“名言隽语，络绎不绝”，于是一犬吠影，众犬吠声，赞之者甚众。须知温源宁乃青年钱锺书之恩师，学生谀师之文，岂能当真？何况当年虽有钱锺书之唱赞，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原因无他，彼时钱锺书自己也籍籍无名。不料半个世纪后风云陡变，因钱锺书荣登“文化昆仑”，于是温源宁也附骥而成“昆仑山顶的一棵小草”，应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句老话。
　　温源宁之人物速写，其实平平，当年虽薄有彩声，不过因所写人物皆一时之选（如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丁文江、辜鸿铭、梁宗岱等），饭店门前摆粥摊，借光而已。以堂堂清华文学教授之学养才情，如此文笔趣味，不过堪堪够格。温源宁先生若厕身当代教授之林，的确是小人国里的格列佛；但置于五四诸贤的长廊中，就成了大人国里的格列佛。
　　
　　摩罗《耻辱与耻辱意识》（随笔）
　　——《人文随笔》
　　
　　关于摩罗先生我没有多少马屁可拍。他把笔名起得如此壮怀激烈我当然无话可说，那属于闲人免进的私生活领域，但那副执意做神父状、坚定不移地对读者进行训诫的姿态，就非我所能仰视了。一个人喜欢以神父自居，对他的读者总非幸事。至于动辄拿圣徒说事，就更非缺乏气魄的本人所愿聆听了。认为自己执笔在手就应该表现得比别人崇高和伟大，认为只要自己笔下经常出现甘地、耶稣或托尔斯泰的名字，就等于获得了手拿牧羊鞭将俺打的权力，这份古怪的气概我可不想分一杯羹。在摩罗据说“惊心动魄”的文字里，我一点也没有嗅出同行的气息。这对于孤高的他当然不会是坏事，好在对我也不是。他喜欢飞翔就请自便，只是我喜欢踩在地上，凭啥就得遭人训斥？
　　
　　瞿秋白《多余的话》（随笔）
　　——《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
　　
　　从一介文人的立场来看，瞿秋白也许是我最感兴趣的中共领袖，一位用另一种特殊材料铸造成的共产党员，一位拒绝“烈士”称号的“畸零之人”。他矛盾重重，困惑多多，言行缺乏内在统一，思维的刚柔总无法相济。如他所言：“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以这么一颗柔弱的文士心灵，而被阴差阳错地抬举成中共领袖，而欲“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是难为他了。他聪明过人，伤感过人，天性中欠缺好友鲁迅先生身上的那股韧劲，再加所受的教育不够系统完备，吉光片羽不缺，宏大叙事恨少，所以直到最后，都无法在《多余的话》里对自己做出明确总结。他的死是金圣叹式的文人引颈，而非谭嗣同式的烈士就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