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没有爱，也没有尊严的世界
作者：吴 炫
字体： 【大 中 小】
一、非文学性争议
张贤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道德教育之后。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所以中国的“文以载道”是必然的，而中国的文学评论很大程度上是不那么文学的评论，也似乎是必然的。其中关键在于：文学道德不等于我们现实中的道德，而在于作家如何理解并表现道德。例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现实道德上是大逆不道的：作者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勾引一个少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会让人不舒服的，甚至恶心的。但在文学道德上这篇作品却是具有道德感的，因为作者揭示了人性最隐秘的一面，让我们在对人性的了解上有所启迪。所以文学道德就是作家在人类关怀的前提下建立起独特的对人的发现与理解。纳博科夫之所以已被世界文坛公认为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世界文坛之所以不说他是道德败坏的作家，就在于作家以文学道德穿越了现实道德。他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重要的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我们在性的问题上是否能获得启迪。人性是作家取之不尽、开之不竭的一片矿产。曹雪芹、卡夫卡、鲁迅、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都是在开掘这座矿产。纳博科夫只不过用了一个我们很难接受的故事来开掘这个矿产。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到我们如何看“晚生代”，如何看卫慧和棉棉，当然也牵涉到我们如何重新看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问题。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也是中国作家在思想和哲学上比较贫困的原因。
二、无爱，岂能用爱的道德去指责
这篇小说从章永粼在农场的芦苇荡看见黄香久洗澡开始，一直到章永麟结合、遗弃黄香久，表面上很像一个当代陈世美的故事，但实质上是与男人的性冲动、性无能、性厌倦等隐秘的欲望密切相关的。小说的开头就起源于中国文人常见的行为——窥视。中国知识分子太喜欢这个词了，因为即便不看黄香久洗澡的中国男人，也喜欢探听别人的私生活。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看到过“窥浴”的场景，现在又在张贤亮的小说中看到了，所以很容易让人兴奋。这与刘恒《伏曦伏曦》里的杨天青看到婶子在田里面撅着臀部锄地时的冲动是一样的。他们当然都不是爱情，而是由性压抑的文化造成了一种性窥探的原始和委琐。我想说的是，凡是不出于爱情的婚姻，即便不离婚，也是貌合神离的，由此出场的男女关系肯定是不稳定的。而围绕张贤亮这篇作品的争论，多半在指责章永粼对黄香久的离异的忘恩负义，其判断未免肤浅。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他的人和英雄的问题。当中国人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都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解放的一个首要的问题。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
可以说，章永麟与黄香久结婚，很大程度在于他忘不了在河边看到的黄香久的“美丽、性感的胴体”，而他新婚之夜的性无能，也充分说明了这是被压抑以及摆脱压抑的意识过强所致。这些均与爱情无关，更不用说爱情的志同道合了。然而因为性是不可能依托人的心灵的，因此不可能是永恒的，这就注定男主人公释放了性欲之后，离异黄香久之路便已打开。性是原欲意义上的，这一点所有的生命体都有，甚至植物都有。性爱往往是男女一见钟情的状态，它以性为核心，所以也很难永恒。真正具有永恒性的东西，用我的否定主义理论来解释，就是爱情对性和性欲的穿越。这句话的解释就是：在爱情中有性，但性不代表爱情。爱情把性化为材料，这个材料可以发挥三种不同的功能：第一，可能是无性的，甚至可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会有这样的爱。第二，性生活的质量可能是不高的，由于爱情所生发出的崇敬等力量，会使男人因为紧张而不能充分享受性的乐趣，但性体验性心理的强度体验可能很强。第三，非常审美的、激荡的、完整的爱和性爱，在其中男女双方完全成为一个世界，真正的爱情是男女双方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这里，自我的利益已经被搁置，自我的欲望和快乐已经被悬置，或者说它已经并不重要，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被悬置。这就是爱情为什么会让人牺牲、奉献的道理。你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不会想到奉献，你一定会计较我得到多少我失去多少。当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爱情中。我想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人不同程度上的缺憾。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去理解章永粼和黄香久的分分合合，就会发现他们既没有对爱情的执着，也谈不上对爱情的背叛。男主人公的爱情和他的背叛一样，是受生存和名利欲望驱使的生存活动。所以从作品中，我们一丝一毫看不出章永粼愿意为黄香久献身和牺牲的精神，因此他考虑的只有两件事：得到黄香久与超越黄香久。得到女人是真，而超越女人是在得到后为自己厌倦找的理由。而在故事的最后，章在想“我要不要去黄香久的墓上祭奠一下呢？”则是一个根本没有爱情的中国现代士大夫矫揉造作的自惭。因为一个真正爱黄香久的男人，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思考的。而饶有意味的是女主人公同样具有的封建等级观念、好人观念，而不是爱情观念。那就是章永粼是一个落难的公子，否则黄香久根本不敢跟他结合，其次是章永粼看她洗澡时，没有像一个性压抑的农民朝她扑过去。只有他落难了，和离过两次婚的她平等了，门当户对了，这才有可能。这从女主人公“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里受罪”这句话可以看出。而章永麟也只有在落难时只剩下生理欲望时才可能会与黄香久这样一个具有“美丽胴体”的女人结婚。这说明地位、等级观念在二人身上是非常默契的。爱情是不考虑等级观念的，只有婚姻才会考虑等级观念，所以黄香久也不是爱。即便黄香久婚后对章永粼百般呵护，那也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男人而可以去依附，而不可能与章永粼产生爱情意义上的爱。我们为什么能在西方作品中经常看到一个贵族夫人能爱上一个非常平民的流浪者？为什么能在《泰坦尼克号》中看到露丝爱上流浪者杰克，那就是因为爱情常常是突破我们的伦理规范，而直逼健康人的敏锐感觉与微妙感情。而章永粼与黄香久的结合其实是符合伦理规范的。所以一旦这个男人恢复了他的性功能，当他没有什么再“低于”黄香久的时候，“女神”也就变成了“女奴”，男主人公的文化优越感、地位优越感、知识优越感马上就出来了。因为黄香久没有多少文化，所以离异就是必然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复合关系中，我们发现惟独缺少一个捍卫人格平等的女性和用这种意识对待女性的男性。所以围绕这篇作品，张贤亮的思路只是在英雄与平民、崇高与卑微、禁欲与纵欲之间进行选择。一方面通过各种磨难把自己完美化、苦难化和神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女性的关怀和恩惠将自己中心化，塑造自己为男性英雄，这一点决定了张贤亮创作的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我现在对那种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审美传统，难免要打上一个问号。其实章永粼居高临下的东西就是地位（知识分子）、知识（比如他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会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思考）和经过完美化（经受过苦难又身材健美）的男性特征，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人格上的优越感，相反，因为这种优越感，他自身的奴性可能比黄香久还要严重得多——他是马克思的奴隶，是大队曹书记的奴隶，同时也是自己性欲的奴隶。而一个在人格上具有真正独立性的男性，哪怕是被打入社会最低层，也不应该会感觉到自己的卑微和人格上的降低，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人苏轼是一个典范。一个独立的人，不论他是当官还是做老百姓，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独立的人并不是有英雄意识和明星意识的人，也不会因为有地位或无地位、有性生活或无性生活而大喜大悲。人的意识的空缺，构成了章永粼和张贤亮的最致命之处。而当他们的知识性思考对中国这片土地根本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与黄香久所起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愿意并且只能做奴隶的人。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优越感均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以地位和知识作为优越的根据和真理的化身，而不去追问自己的知识在中国土地上的苍白与贫困之原因，那么这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某种知识的奴隶。所以一旦章永粼作为知识分子去思考的时候，他就是“大青马”的奴隶。做了某种知识的奴隶而不自觉，竟然拿它在老百姓面前炫耀优越感，这不是阿Q们和孔乙己们，又是什么呢？
三、没有尊重，怎么能是现代人？
应该说，当年围绕这篇小说争论的一大焦点，在于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的不道德性。但我的基本看法是，问题不在于章永粼是否与黄香久离异，结婚或离婚说明不了这个人是有问题还是无问题。即便今天结婚明天离婚也不能说明任何人的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爱，离婚就是正常的，因此不能简单到说章永粼玩弄女性，把女性当作工具；也不能笼统地说章永粼忘恩负义。这部小说的问题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传统艳情故事，而是章永粼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思想里是否贯穿着现代人对女性作为人的基本尊重。我是因为看不到这种起码的尊重才对张贤亮的这部小说提出批评的。只要是对于女性是尊重的，哪怕章永粼是出于性欲满足与黄香久结婚，哪怕又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虚荣性与黄香久离婚，其实就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廊桥遗梦》的感触就非常深。男主人公罗伯特和美国的传统牛仔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尊重女性的自由选择，这使得他成为现代男性的一个代表。如果是一个西部牛仔，他爱上了一个女人就一定要把对方带走的，并且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爱是自私的，但女性在这样的被爱的过程中是得不到尊重的，是被爱专制着的。以往人们常说没有爱情的生活是可怜的或不道德的，但今天我想说的是：仅有爱情的生活也是不完整的、不健康的。《廊桥遗梦》最有意味的是男主人公从此以后就和弗朗西丝卡没有了任何联系。尽管《廊桥遗梦》的续集写到罗伯特曾经返回廊桥，但在此之前的大片时空中，我们却不能说没有了任何联系就是男主人公对爱情的背叛。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男女之间一旦没有了关系或联系，就说明不再爱了，或者让人怀疑没有爱了。而我认为罗伯特非常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是建立在尊重女性基础上的爱，是不愿意影响弗朗西丝卡原来平稳生活的爱。他知道如果他将弗朗西丝卡带走，他将不能向她提供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只能是流浪者。而女性，像弗朗西丝卡这样的女性一定需要稳定的生活，不然她甚至不会产生与他的激情般的爱。也可以说婚外恋并不必然建立在原来婚姻破裂的基础之上。但是章永粼的问题却在于：他对黄香久的遗弃是从他恢复正常的性功能而产生的发展需求开始，但人的发展并不必然与婚姻冲突；章永粼对黄香久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有黄香久婚后对章永粼背叛的因素，但章永粼不知他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性、而妻子的背叛也是为了性，从而男主人公根本不具备任何婚姻道德上的优越；从时间上来说，在章永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刚刚开始了正常的婚姻生活的意义上，章永粼就匆促下了离婚的“狠心”，不仅是莫名其妙的、蛮横的，而且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爱情、有理想、有理性、有欲望、但就是没有现代人的基本底线——对人的起码尊重，更不用说是对一个可怜的女人的怜悯性对待。
首先，撇开章永粼“我不能再连累她”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虚伪性话语不谈，章永粼在满足性欲望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这种想法可以应验人们常说的“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个常识，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并不为怪。但作者赋予主人公的这种观念化推理无疑存在明显的漏洞与问题。那就是：1.在章永粼还处在劳改的时代，在连曹书记这样与自己老婆有奸情的人都不敢面对的人格委琐的情况下，男主人公因为终于有了一次正常的性生活，就想冲破束缚去寻求更大的发展，显然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也是近乎可笑的。其不真实处在于“发展”问题属于章永粼的非分之想，根本不具备任何可能性与操作性，而更真实的状况是章永粼会沉湎于与黄香久久违了的性爱生活，好好过一阵正常男人的夫妻生活。或者说性的享受，是被剥夺了发展权的章永粼惟一真实的生活要求。诚然，章永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真正放弃思考的权利。当现实不可能提供章永粼这种思考的条件时，章永粼只能虚设与“大青马”对话来体现他独立思考的意识。但是这种思考与章永粼是否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与主人公是否阳痿并无关系——正如章永粼在婚前就有这种习惯性思考一样。所以无论是以自身为理由，还是以思想为理由，抑或是以发展为理由，都推导不出必然要离婚的结论。2.任何人都没有婚姻是妨碍发展的理由，哪怕是不合理的婚姻。如果说章永粼与黄香久的婚姻有不合理之处，那就是因为身份、地位、知识结构所带来的“过日子”与“精神生活与发展”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两人婚前就已然存在。如果说章永粼与黄香久不是为了“发展”而走到一起的，那么“发展”的需要也就不能成为章永粼离婚的理由。这样，出于生存快乐目的而走到一起的婚姻，也就不能成为妨碍章永粼发展的理由。当然，这里可能存在章永粼后悔自己婚姻的情况，也就是在章永粼性满足后可能产生的应该在“发展”和“志同道合”意义上考虑自己婚姻状况的“后悔”之情况。但这种“后悔”，完全是章永粼自己的事，而与黄香久无关。亦即这个层面上的“后悔”，应该是章永粼的“自我批判”，而不应该通过离异黄香久来逃避这种“自我批判”。如果逃避这种“自我批判”，那就是对黄香久的不尊重与伤害——至少，他应该在黄香久面前忏悔他把黄香久作为工具而请求她宽恕。遗憾的是，男主人公根本没有丝毫忏悔之意。3.即便章永粼真的“自我忏悔”，这一事件也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因为当时的章永粼并不具备比黄香久更合适的女人可供选择。也即当时的章永粼不可能找到一个有“美丽胴体”的“志同道合”的女性——而且章永粼后来的历史也可能证明：要让“美丽胴体”与“志同道合”并存，是十分困难的乌托邦要求。既如此，一个曾被“美丽胴体”的女人折磨得几近发狂的知识分子，哪怕他在平反昭雪恢复地位之后，在选择妻子上，依我看“美丽胴体”的比重可能还是会超过“志同道合”。原因很简单，婚姻主要不是和马克思对话，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其实都是“过日子”——在这一点上，黄香久实在比章永粼深刻得多、智慧的多，而黄香久的缺陷顶多是精神生活上的不丰富不高雅而已。再退一步说，如果性满足后的章永粼宣称他离婚后不再结婚，那也不具备真实性。因为当时在找不到比黄香久更好的妻子的情况下，他很快就要落入“性生活”实在比“思想生活”还要“重要”的怪圈。历史就会重演。
其次，促使章永粼离婚的另外直接的因素，大概就是黄香久惟一的一次与曹书记的“偷情”。一般的丈夫不能忍受妻子的偷情，或者妻子不能忍受丈夫偷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深思一下，章永粼真正不能忍受的其实是男女在“性”需要上的“平等”，不能忍受“性”对男人和女人同等重要这一事实，更不能忍受在“性”问题上“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被黄香久所突破。正如章永粼与黄香久结婚的真正目的主要是“性”，而黄香久惟一的一次偷情也是因为不能得到正常的“性”，所以在“性”问题上章永粼与黄香久其实是对等的、平等的。在理性上，章永粼其实应该清醒地知道妻子的背叛不是对一个正常丈夫的背叛——那样倒可以推出黄香久是“性享乐”的结论，而是因为章永粼是一个“废人”，他已经因为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损害了妻子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权益，所以正常的男人除了自我懊丧之外，还应有对妻子的愧疚。也正是这种愧疚，使得章永粼可以原谅黄香久的惟一一次性背叛——何况黄香久已竭尽全力不惜委曲求全来请求章永粼的宽恕。自然，章永粼的愧疚与宽恕不能推导出对妻子红杏出墙也无动于衷的结论，但至少，情感上的愤怒应该最终受理智上的愧疚的制约，章永粼才不愧为有思想有理智也有平等之心的知识分子，否则，他与“大青马”的全部对话都将成为无稽之谈——章永粼如果没有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落实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凭什么说他考虑的是人类解放和幸福的问题呢？所以，章永粼离婚的主要原因如果是出于对黄香久背叛的报复，那么章永粼就不仅失去了尊重、同情、怜悯人的理智与胸怀，而且把自己也降格为他也看不上眼的曹书记，或者成了一个农民习气的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只会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的传统士大夫，成了一个封建“男尊女卑”道德的卫道士。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此，作为作家的张贤亮又焉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即便章永粼与黄香久的离异是可以成立的，我想仅从时间和方式上，章永粼也没有体现出对一个孱弱女子应有的尊重，体现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下对女性应有的哪怕是没有爱的体察与关怀，体现出对黄香久使他变成真正的男人的些微感激之情。前面说过，被“狠心”包裹着的章永粼在下了离异黄香久的决心之后，只想通过虐待的方式加强黄香久对他的绝望，粉碎黄香久对他持有的温情与痴心，从而使他的离异减轻良心的负担。而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在报复黄香久曾经有的对他性无能的轻视和曾有的偷情对他的背叛。这种难以理喻的“狠心”，哪怕在黄香久同意离婚之后也没有丝毫减弱。这种疯狂在生命的生理和心理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人的层面上则是不可能被我们理解的。如果作者不是以对人的思考为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也许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但偏偏是思考怎样活得像个人的章永粼，在离婚的方式方法上恰恰不像一个“人”。因为没有爱情，没有志同道合，没有性的饥渴，甚至最后通过离婚而洗刷了耻辱，那么剩下来的，总还有对异性的尊重，对背叛责任不主要在黄香久的感情上的怜悯。这种尊重和怜悯，会使得一个男人缓冲他的离异过程，并尽量在这个过程中体察妻子的心理，将对她的伤害减轻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比如章永粼即便产生离异之心，但也不能立时用冷漠、厌恶的态度对待黄香久。而应该将这种念头藏在心底，好好过一段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正常，是对他们曾经匮乏的补偿。这不是对一个农民性的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对一个有英雄性追求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要求——即章永粼的英雄性，不仅应该能忍受社会给他带来的耻辱，而且也应该能忍受家庭给他带来的耻辱，如此才可谓从“炼狱”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但很可惜，章永粼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都不能做到宽容和平常心，他又如何做到对人类和社会的宽容与平常心？所以章永粼这样的知识分子当道，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者，就可能是一个思想专制者。又比如，面对黄香久这样的女人，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来缓冲过急的离婚给黄香久带来的伤害。因为黄香久已经是一个“不断离婚”的“苦命的女人”，她从心底里惟一的渴盼，就是跟一个好男人好好过日子。这种心愿哪怕只维持婚姻之形，也比立即拆除这婚姻之形要人道得多——因为这形是女人的依托，也是女人的安慰。一方面，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考验能过正常生活的黄香久是否对他忠诚——我相信黄香久是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的——这种考验的必要性，是检测黄香久是对丈夫的背叛，还是对不正常的家庭的背叛；另一方面，章永粼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冷静和重新思考他自己的生活，从而超越狭隘的情感与道德痛苦的纠缠，梳理他的离婚念头是一时的冲动还是理智的选择。但可惜的是，章永粼没有这样做，作家也没有安排章永粼这样去做。章永粼不愿意通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尊重的方式来体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底线之爱，他也就不能在现代意义上称之为“人”——他是一个欲望者、人格委琐者、乌托邦者、自私者、知识优雅者、有英雄主义的豪情者、男性中心主义者，但惟独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人的“尊重者”。
章永粼如此，我们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