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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的落日
作者：马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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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3年3月20日，像往常一样，经天而行的太阳劳碌一天之后砰然西坠。就在夜幕降临的一刹那，第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划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平原晚霞尚未燃尽的美丽天际，击中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脉动的心脏——古老而伟大的城市巴格达。美国与其盎格鲁－萨克逊盟友运筹已久的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打响了。
一
有史以来，这就是一片由光荣与悲壮的史诗铺就的，在八千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太多记忆的土地。那太多的记忆令人迷惑不解：众多暴君与英雄的姓氏、令人陶醉的神话般的城市、无数令人震悚的战争、杀戮和牺牲、“人类文明的摇篮”、“种族与民族的熔炉”、“基督教的发祥地”、“穆斯林伟绩的策源地”，还有巴比伦、空中花园、让我们的童年充满无限幻想的《天方夜谭》。与传奇、光荣、辉煌、梦想、背叛、野蛮和神圣相伴随的历史，给人类留下的已足够多了，而永远不变的却只有日夜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其冲积而就的那片沃土，那滚烫的无尽黄沙和山岭上那不屈的峰峦。
从政治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地理地貌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具有巨大的影响。伊拉克的地理大势是一个北高南低的梯台，地处阿拉伯台地与伊朗高原之间：北部从托罗斯山脉到扎格罗斯山脉，伊拉克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山地边境十分陡峭；东边的底格里斯河与西边的幼发拉底河皆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从北到南纵贯全境，在南端汇成与伊朗交界的阿拉伯河流入波斯湾，就像纠结入海寻求自由的人类生命之藤。早在公元前五千年乃至更为久远的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就已有人居住，他们或许是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考古学称之为“欧贝德人”（因欧贝德考古遗址得名）。公元前四千年苏美尔人（Sumerian）来到这里，并融合了欧贝德人，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居民。或许是因为人口压力所迫，或许是由于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使然，他们陆续走出雨量充沛但却地域狭小的孤立绿洲，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们已开始不依赖于自然灌溉，而学会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开发两河间广袤的冲积平原。这两条伟大的河流，就其特性而言，基本上不适于航行，但充沛的水量却极富灌溉之利，每当汛期到来，河水陡涨，带给人们丰收和企盼。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此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巨大的人工灌溉系统建设的漫长岁月，催化出了苏美尔人的社会组织，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凸现了他们与动物的区别所在，苏美尔人也因此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新种类：地域文明。巨大的社会工程的组织者成了统治者，并在无意之间成为社区人民与传统神祇之间的中介人。祭祀中心及聚居其周围的人民社区，逐渐发展成了城市，剩余财富产生了社会分层与分工，社会开始分化。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祇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际，人类仍不免要对大自然俯首帖耳；但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平原，并在此定居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发生了革命，力量的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人，作为社会动物，已经证明其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诸自然王国的一隅。人类对自己集体力量取得的胜利开始顶礼膜拜，对象即是社会的组织者及其政治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见诸其他早期文明中的图腾崇拜在这里几乎不见踪迹，被苏美尔人崇奉为三大主神的“安努”（Anu，“至高至远”之神）、“恩利尔”（Enlil，风雨之神和“雄武威严”之神）、“埃阿”（Ea，水神和“聪慧圣明”之神）以及其他神祇，与人同形同性。即使是动物中被奉为神圣者，诸如牛、蛇等，往往也是兽躯人首。神祇的社会也与人世一样被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天上的神不过只是地上统治者的化身。《旧约·创世纪》中记载的伊甸（Eden）位于以色列之东方，有大河自该园流向世界的四方。上帝将他最初创造的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安置在伊甸的乐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园中有树曰知善恶树，得食树上之果可明是非辨善恶，亚当与夏娃食之遂得此能，耶和华大怒并惟恐其再食生命树之果实而至长生不老（那岂不与上帝有同等功能了吗），便将二人逐出乐园（可见这个所谓上帝，也不过是个使民由之而不使知之的嫉贤妒能的愚民之君）。神话史家们溯其根源，在苏美尔的古文献中也发现了相同的传说，可见这个人间乐园即在美索不达米亚，那大河应是两河无疑。
一个名叫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gisi，在位约前2371～前2347）的人第一次统一了苏美尔世界，他的历史功绩并不仅仅在于把疆土“从大海扩张到了大海”，即从波斯湾口扩展到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而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遥远地方的铜矿资源。毫不夸张地说，两河流域的高度文明奠基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水利灌溉和治理之上。政府的雏形出现了，最初的灌溉网形成了。公元前4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已开始应用青铜铸造技术，到公元前900年就已经完全进入了铁器时代。他们发明了犁、货车和战车，还学会了利用风力。卢伽尔·扎吉西的历史成果自己并未能及时享受，而被操闪米特语的阿卡德人攫取。公元前3000年左右，操闪米特语的阿卡德人（包括阿摩利亚人、亚述人、迦勒底人）迁徙到这里。阿卡德王萨尔贡（Sargon I，约前2371～前2316）出征三十四次，最终击败了卢伽尔·扎吉西，武力征服了苏美尔，接着挥兵南下降服乌尔，攻取乌鲁克，征伐拉格什，“洗剑于波斯湾”。然而，萨尔贡帝国却在精神上被苏美尔文明所征服，阿卡德人几乎全盘接受了苏美尔文化，包括她的文字，乃至她的宗教。
书面语言的应运而生，不仅为统治者平添了组织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自然成了这一工具的垄断者。沼泽地区盛产芦苇，智慧的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苇管做刀笔，把一种楔形的文字刻在湿润的泥版上，泥版晒干后成为长久保存的文书，楔形文字（cuneiform）遂成为迄今为止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书面语文。1835年，法国人罗林森（Rawlinson，Henry Creswicke，1810～1895）被任命为波斯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任职期间在今伊朗西部发现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那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8～前486）建立的记功石刻，用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巴比伦文三种楔形文字镌刻在贝希斯敦（Behistun）岩崖上，同时铭文上方还刻有大流士和被他打败的九名反叛首领的浮雕。罗林森花费三年时间历尽艰难地从陡峭的岩崖上摹拓下长达两百行的波斯铭文，并成功地释读了其内容。他以波斯楔形文为钥匙，逆向破译了阿卡德和埃兰两种楔形文字，最终找到进入两河文明历史迷宫的路径。就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的能力。而阿卡德语是用苏美尔文书写的，阿卡德神祇几乎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取上一些闪米特语的名字作为外衣。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风格中生动地表现了宗教的虔诚，而遗留下来的镌刻着楔形文字的成千上万的泥版书卷，则成为伟大的纪念碑，忠实记录了各类政事、民事与商业往来活动的过程。“帕特西”（Patesi,城邦之王）一身二任，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事神之祭司。萨尔贡及其嗣后之君主们，无不觊觎与天神的所谓亲缘，自视为神之骄子、传谕者、奉神谕安邦治国者。诸神成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祭司们则成为大规模经商活动的先驱者，但这一切却又无不在王权掌控之中。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私营商业活动已经初露端倪，立法、度量衡、税制、司法等方面也均有发展。
文化的力量是深厚的。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已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练成经典。由十二块泥版组成的长篇巨著《吉尔伽美什史诗》，堪称人类史诗之母。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乌鲁克英雄吉尔伽美什经历的战争和寻找不死仙草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史诗中记述了一场大洪水，那是神惩罚人类的举动。其中夹杂着方舟搁浅和放飞鸽子寻找陆地的情节，与《圣经》中创世纪的神话几乎完全一致。考古学家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城遗址处发现了洪水的冲积层，证实了《圣经》中地球大洪水的传说起源于乌尔。阿卡德人建立起了一个领土辽阔的楔形文字帝国。哪里讲阿卡德语，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而当时阿卡德语已成为包括古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家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此时，与苏美尔文明比肩而立的是法老埃及文明，他们在这一比邻地区把灿烂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古埃及政府的档案馆中，书记官们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版上进行书写。在那个时代里，苏美尔—阿卡德语言文化的优势，堪与古埃及军事政治的优势相媲美。在此期间，这两大文明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向地中海、印度河，乃至于欧亚大陆腹地，播散着文明的火种。
二
在政治上统一这一地区的是巴比伦的君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前1750），他颁布的一部伟大法典，成为古代法律的经典之作。现存法国卢浮宫中那幢通高二点二五米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镌刻着涉及到婚姻、遗产继承、商业交易、仆人或奴隶的地位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从中可以隐约感受到其对后世犹太经典《摩西五经》发生的影响。石碑上端还刻有太阳神沙马什授权杖与汉穆拉比的浮雕像。这部法典遂成为历史教科书常说常新的永久话题。在农耕生活方式强大历史动力的推动下，古巴比伦时代的科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十进位制已被采用，六十进位法则用于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至今仍为全人类沿用。四则运算、一元二次方程、三百六十度圆周，已经使用。在天文学方面，已知区别恒星与行星，还对已知的星体命名。当时的历法为协调太阳年和月本位的阴阳合用年历法，已设置闰月。古巴比伦人在天象观测方面的知识积累，使后来的新巴比伦人能预测日月蚀和行星会冲现象，并进一步推算出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六时十五分四十一秒，比近代的计算只多了二十六分五十五秒。他们还把一小时分为六十分，一分分为六十秒，以七天为一个星期。他们观察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下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依黄道上各星座代表的地段划出太阳在一年十二个月所处的位置，即黄道十二宫。
作为独特的地貌景观，美索不达米亚旷野上至今散落着千百座被称作tell的土丘。在自然和历史的风化作用下，土丘不断地崩塌颓败，远近的人们不再知晓它们的来由和归宿。十七世纪以后，零星的欧洲旅行者怀抱探索《圣经》奥秘的冲动，开始把目光投注于这些土丘。1843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利用闲暇时光开始挖掘摩苏尔西北十英里郊外的土丘。一座奠基于巨大平台之上的宏伟王宫惊现于世。数具巨型人面狮身神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成为亚述帝国最强大的国王萨尔贡二世鼎盛时期的证据。从尼尼微等先后数个都城的遗址中，发现了难以计数的文物宝藏，它在使欧洲陷入惊叹的同时，也使在地下沉寂几千年的亚述帝国奇迹般地复活了。
亚述（Assyria）地处两河流域北部，即今天的摩苏尔地区。亚述历史分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或称新亚述）三个时期。相当于南部苏美尔王朝早期的时候，北方的亚述人就已活动于底格里斯河中游，与苏美尔地区有了来往，并曾依附于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王朝。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亚述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开始向外扩张，通过长达两百年的征战，建立了地跨西亚北非的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成为铁器时代的第一个帝国。
公元前628年，迦勒底人（Chaldeans）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562）平息了长期战乱，重新统一了两河地区。一度依附于亚述的巴比伦尼亚宣告独立，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并与米底人结盟，于公元前612年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灭了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继承了亚述帝国的半壁江山，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延伸到了埃及，并于公元前六世纪夺取了耶路撒冷，把数万犹太人迁徙到了巴比伦，掠为人质或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了位于今巴格达以南幼发拉底河之滨的巴比伦城，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伟大都市。相传，尼布甲尼撒二世迎娶娇美的米底公主米梯斯为后。公主怀想家乡美景，愁容渐生。国王遂令工匠按照米底山区的景色，建造了层层叠叠的阶梯形花园，园中栽满了奇花异草，更有潺潺流水，中央还修起了一座高楼，从远处看好似悬挂在空中，被称为“空中花园”，又称“悬苑”。公元二世纪时，希腊学者在品评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和雕塑时，把“空中花园”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其实，为了摆脱幼发拉底河地下水的侵蚀，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前人营造的城垣和宫殿悉数填平，在这个更高的地基上重建了巴比伦新城。王宫高居其上，所谓空中花园不过是在王宫建筑群中筑得更为高耸些罢了。据对遗址的实测，巴比伦城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由城壕、外城墙、内城墙三重环绕，外墙长十六公里，内墙长八公里，均以砖砌。当年犹太俘虏就被囚禁在内外墙之间，犹太史称为“受难时代”。巴比伦的城门多达一百个，上设三百多座塔楼。青铜大门都用诸神的名字命名。最为宏伟的伊什塔尔门是以巴比伦神话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神命名的，她是光彩照人的性爱女神、宇宙的女王，但同时也是代表悲伤和战斗的女神。作为战争女神时，她的标志是狮子。这座城门耸立在通往神庙和王宫的仪仗大道上。城门以彩色釉面砖饰面，雕有龙（麒麟？）、狮子和公牛等野兽图像和各种图案，其残件于1901年被德国人掠走，复建于柏林博物馆，如今留在伊拉克遗址的，只是复制的赝品。
新巴比伦的历史之光一闪即逝，她在公元前538年落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Kurush II，约前600～前529）之手，居鲁士释放了被掳掠的犹太人，并重建了耶路撒冷城。此后两河流域一直为波斯所占有，这里的人民不得不长期挣扎于来自波斯高原的山地人的统治。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扫灭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该地区被马其顿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统治。此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后成为希腊塞琉西王国—讲波斯语的安息（Parthia）王国、罗马帝国—安息王国、东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国之间反复蹂躏争夺的对象，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成为这段历史中的日常风景。
三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铁蹄又横扫欧亚大陆，结束了波斯萨珊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辉煌。美索不达米亚被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从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下夺取，成为在大马士革建立统治的倭马亚王朝（Umayya，中国史称“白衣大食”）的一个行省。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s，750～1258，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崛起。762年，阿拔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此时，阿拔斯帝国在帕米尔高原遭遇了大唐帝国。怛逻斯一战，唐军大败，两国遂以葱岭为界，各不相扰。数以万计的唐军被俘者中有一人名叫杜环，被掳至亚俱罗（据考证此即今伊拉克之库法），十二年才得以回国，著有《行经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时伊拉克的风土和伊斯兰教状况。
就在古巴比伦城深埋于沙石之下而被遗忘的时候，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新城在底格里斯河畔诞生，那就是《天方夜谭》中所描述的巴格达。被称为“和平之城”的巴格达，与一百多年前崛起的中国唐帝国都城长安一样，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历史学家安德烈·米克尔说：“地球是按巴格达的时间转动的。”此时巴格达的艺术和科学十分繁荣，在音乐、星相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学者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书店、图书馆里熙熙攘攘，著名的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创办时间比创办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索邦大学早二十五年。港口城市巴士拉也成为著名的不夜之城，支票和汇票在那里很盛行。在中国唐代外交家兼地理学家贾耽的《四夷路程》一书中，巴格达译称为“缚达”，是广州向西通海之道的最远的落脚点。及至宋、元，有关记载更多，译名也花样繁多，如《西使记》作“报达”，《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元秘史》作“巴黑塔”，等等。这也难怪，元朝时的中国人甚至和伊拉克人做了一回“近枝亲戚”。
美索不达米亚静静地浏览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衰，而她自己却岿然不动。古往今来，大帝国的分裂总是在所难免的。阿拔斯王朝的分裂不到一百年就开始了，蒙古人给了这个老大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1219～1265）统帅大军攻陷巴格达，在此建立了伊儿汗国（Il Khan，1258～1388）。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蒙古人的刀下。哈里发本人也被裹在地毯里践踏致死。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变成红色，那是被屠杀者的鲜血浸染的。在另一些河段，河水变成黑色，那是因为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书籍被扔进了河里，书上的墨迹把河水染黑了。灌溉系统也因战争和疏于管理而被破坏与毁弃。阿拔斯王朝就这么完结了。蒙古人征服了从两河经波斯高原、再到阿富汗北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可他们自身却被伊斯兰教和波斯人、突厥人所同化。到十四世纪中叶，汗国实际已土崩瓦解。此时，出身于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的“跛子”帖木儿（Timur Lenk，“the Lame”，1336～1405）乘机起事，十四世纪末，伊拉克又陷入了帖木儿帝国之手。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受到突厥人的统治和波斯人以及瓦哈比教派的蹂躏。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进而建立起了另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两河地区成了土耳其帝国与伊朗萨非王朝之间不断争夺的俎上之肉，人民苦不堪言。1534年，奥斯曼土耳其从伊朗萨非王朝手中夺取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划分为摩苏尔（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巴格达（中部，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巴士拉（南部，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为主）三大区域，分别设三大总督管辖。
两河流域的地形特征，决定了伊拉克的人口结构——山地居民、农耕民族、沙漠游牧民族的分布。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与争端，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历史景观。就一般而言，移民浪潮总是从山地涌向平原，即从波斯高原俯冲而下两河。人类历史上平原人与山地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也就注定了伊拉克历史的崎岖不平。两河平原人与北方山地人之间的争斗一直延续至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伊拉克的某些居民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地位，这些群体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和古叙利亚人等，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可又分成不同的教派，还有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夹杂其间。近世以色列人与伊拉克人的深仇大恨，或许源自古代犹太人遭遇的“巴比伦之囚”？现代伊朗人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自公元前六世纪起，波斯人就不断地从东部高原俯冲而下，先后奴役两河流域上千年之久。或许，居鲁世二世时即种下了现代伊拉克人与伊朗人不断冲突的历史祸根？据说，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叔叔曾在一本论战小册子上签名，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上帝本不应当造出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这三种动物》。
耐人寻味的是，阿拉伯帝国以剑和《可兰经》征服波斯萨珊王朝之际，正值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分裂之时。这是伊斯兰教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分裂。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派人对波斯的武力征服与传教必然引起反抗，而战场上反抗的失败就演变成了波斯人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皈依，辗转表达了波斯人对作为攻掠者的阿拉伯人的怨愤与抗争。美索不达米亚因此而成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地理分界线，也成为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理结合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中，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张皮下的两个躯体，并通常表现得水火不相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曾把对伊朗的战争与当年阿拉伯人战胜萨珊王朝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伊拉克也得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今天，在伊拉克东部南部地区仍生活着大量什叶派教徒，约占伊拉克二千三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成为伊拉克现代史中最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什叶派与伊朗的天然联系，始终是现代伊拉克政治的心病。什叶派穆斯林常常被视为“叛徒”和伊朗的“第五纵队”而受到歧视。萨达姆执政时期，长期压制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居民，并将卡尔巴拉、纳杰夫的什叶派圣地封存，禁止朝觐，也引起什叶派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伊朗的不满。伊拉克的法律规定，逊尼派教徒比什叶派教徒拥有更多的权利，什叶派教徒不能进入政界。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趁巴格达对全国暂时失控之机，什叶派穆斯林急忙出来填补政治真空。在南部沼泽地带，在像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样的伊斯兰什叶派圣地，人们毫不犹豫地处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官员。但是，负责解放科威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竟然听任共和国卫队动用战斗直升机和重炮打击造反者，什叶派教徒遭到残酷的杀戮。最近，在清理伊拉克战场时发现了多处“万人坑”，即是铁证。
从伊拉克北面与土耳其交界的托罗斯山地，到与伊朗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区，是被称为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山区，库尔德人就世代高居在伊拉克东北角的这处“悬崖”之上。库尔德人远古时期被称为Gutu人，意为勇士，亚述语作Gardu或Kardu，意为英勇的人们。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属西部伊朗语的一种，为仅次于波斯语的伊朗第二大语群。库尔德这一名称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改宗伊斯兰教之前，公元十二世纪塞尔柱土耳其王朝设立库尔德斯坦省时首先采用此名。中国史籍称之为“曲儿忒”（《元史》）。这个广大的区域囊括了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和亚美尼亚的一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以区别于其什叶派的伊朗近邻，库尔德人选择了逊尼派，使其带有神秘的、异端的本地教派特点。库尔德人骁勇善战，成为许多军队中令人生畏的雇佣兵。撒拉丁即是其最杰出的代表。撒拉丁·阿尤布（Salah－al－Din Yusuf ibn－Ayyub），这位与萨达姆·侯赛因同乡（提克里特）的库尔德人1138年出生，比萨达姆年长整整八百岁。1164年，他随叔父统帅的军队进入埃及。1171年，他果断地推翻了埃及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Fatimah，中国史称“绿衣大食”），投靠阿拔斯王朝。1174年，宣布埃及独立，被阿拔斯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建立了逊尼派的埃及阿尤布王朝。1187年10月，他率阿拉伯联军从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结束了基督徒对耶路撒冷八十八年的占领，并于1189年又成功地阻击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统一埃及和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萨拉丁成为八百年后出生的萨达姆·侯赛因崇拜的偶像。而萨达姆·侯赛因所崇拜的另一位英雄则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是因为空中花园，而是因为他也曾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摧毁了犹太神殿，灭了犹大王国，并将几万犹太人置于“巴比伦之囚”。萨达姆这一代阿拉伯政治家，大都有着浓厚的阿拉伯革命精神和阿拉伯英雄情结，似乎于冥冥之中感受到某种巨大的历史责任在召唤，在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政治较量中，希冀成为撒拉丁那样的阿拉伯历史英雄，大有把革命的重担毅然系于己身，舍我其谁的气概。当年撒拉丁在位二十四年，被人敬仰了八百年；而今萨达姆执政届满二十四年，却在一场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走向失败。撒拉丁和尼布甲尼撒的亡灵似乎并未眷顾萨达姆这位二十世纪的阿拉伯英雄。
在这一地区几千年的历史中，库尔德人从未屈服于任何政权，也从未停止过反抗压迫与奴役。他们在中东西亚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常常内部相互仇杀，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从未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近代以来，库尔德人曾多次起而反抗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到各个不同国家的版图中。《色佛尔条约》曾规定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但并未兑现。为此，1931～1932、1944～1945年曾爆发过大规模库尔德人武装起义。土耳其政府试图剥夺库尔德人的身份而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伊朗则采取同化政策和宗教迫害。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的政治与社会愿望仍未得到满足，于1961年发动了武装起义。尽管萨达姆崇拜库尔德英雄撒拉丁，但他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并不手软。这些四分五裂的、生活在山里的人学会了耐心和警惕，他们时常担心为追求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这一虚幻的前景而有可能失去眼前的实际利益。实际上，库尔德人确曾为谎言付出过代价：1970年巴格达曾许诺让库尔德人自治，可五年之后，同伊朗国王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暂时解决了两伊边境争端，却断绝了库尔德人从德黑兰获得的外援，库尔德人遭到野蛮杀戮。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人鼓励库尔德人起来造反，可后来却又可耻地抛弃了他们，听任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五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未事先通知他们已放弃秘密进攻伊拉克的计划，结果他们再次遭到萨达姆政权的残酷镇压。
四
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缘政治中，天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也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长达一千四百年文明冲突的界垒。十六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似乎翻开了文明冲突中西方人不断战胜的历史。1764年，英国王室为巩固其通往印度的通道，在巴士拉设立了领事馆。1798年，英国向巴格达派遣了使节。1834年，英国打通了巴士拉至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航道。西方人在以剑和《圣经》开辟通往东方之路的时候，手中又多了一样法宝，即先进的生产方式。二十世纪是内燃机的世纪。中东和其他地区巨大石油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使人类文明在一百年中的发展超过了此前几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历史结局之一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西方列强靠内燃机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同时又获取了其治下丰厚的的油气资源。或者说，油气资源的争夺本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题中应有之意。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经济的因素在文明冲突的历史中第一次超过宗教意识形态而成为主导因素。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这个地区发生的一切政治冲突，几乎无不与石油相关。1990年8月2日，当萨达姆的军队长驱直入科威特之际，他最想赢得的战利品莫过于这个蕞尔小国丰厚的石油资源。此后，美国两代乔治·布什总统在相隔十三年中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其政治背景中浓重的德克萨斯石油色彩，其战略中鲜明的控制中东油气资源意图，使这两场战争当然被人们称为“布什家族的石油战争”。美国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不无戏谑地一语道破玄机：“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
在二十世纪初清一色男人世界的不列颠帝国驻中东外交官的集体中，一位身材纤细、头发浓密、衣着整洁、头戴流行钟型小帽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女性就是格特鲁德·贝尔（Bell, 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1868～1926），她对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贝尔1868年出生于一个大铁器制造商家庭，1886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一等学位的女性。相貌平平与满身的学究气，决定了贝尔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婚姻市场上的价位，于是她开始学习波斯语，并于1892年去了她的叔父出任大使的伊朗。在伊朗，她写了第一本游记，翻译了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并与一位英国外交官坠入了爱河。在遭到父亲的反对后，强烈的感情遂终生郁积心中。在接踵而来的十年中，贝尔接连两次环球旅行，成为她宣泄心中郁闷的惟一方式，为此于1897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考古学，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开始介入部落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夏天，贝尔跟随考古学家与间谍双重身份的劳伦斯（Lawrence,Thomas Edward,1888～1935）一起撤到了开罗一个英国情报部门。1916年贝尔来到巴士拉，1917年又到了巴格达，并最终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1864～1937）的东方事务秘书，负责与阿拉伯人的联系。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是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这三个地区的情形截然不同，相互之间交织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在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居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却要接受少数逊尼派的统治，而后者只是加披了一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衣。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地观察，贝尔坚信阿拉伯人能够独立，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显然，贝尔高估了自己与考克斯在伊拉克的个人声望，而低估了宗教和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拉克事务中影响力。她在信中写道：“在当前趋势下，毫无疑问他们会投靠我们。”而事实上，早在1916年爆发的“阿拉伯大反抗”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就与英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20年的夏天，整个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的什叶派部落都爆发了起义。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数百名英国军人和将近八千名伊拉克人丧生。于是，贝尔改变了初衷，和她的上司考克斯爵士一起，制定了此后八十年间为各种政治势力所沿用的伊拉克立国大策，其主要点包括：保留库尔德山区（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作为与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区；将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的地位提升到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之上；压制什叶派神职人员，或将他们放逐到伊朗；收买大地主和部落首领；部署空军基地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形式，等等。1920年12月18日在给父亲的信中贝尔写道：“伊拉克只能用强权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国度。”第二年春天，温斯顿·邱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不仅成为与会的惟一女性，而且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采纳。根据贝尔的意见，确定了在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等三个奥斯曼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1921年12月4日，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无轻松地说：“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愉快地划出了伊拉克南部沙漠的边界线。”更让贝尔感到高兴的是，考古学家劳伦斯的门生、曾在叙利亚被法国人驱逐的哈西姆家族（Husayn Family）的费萨尔（Faisal I,King of Iraq,1885～1933），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1882～1951）同时被扶上外约旦国王的宝座。在巴格达举行的虚假公民投票的结果让人大喜过望，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使这两个政治决定发生了法律效力。伊拉克议会通过了《英伊条约》，英国的委任统治被伊拉克的独立所取代。年轻的费萨尔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充满了天真，他说：“当我们以爱国者的身份讲话时，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些词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拉克。”“伊拉克”（Iraq）一词被认为是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一词的阿拉伯语意译，也有人认为是出自古阿拉伯语词汇，意为“血管”，指两河地区河网稠密酷似人体的血脉。总之，在费萨尔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这个新国家意味着阿拉伯民族的往昔荣耀即将重放光彩。贝尔激动不已，她不无骄傲地写道：“我再也不参加推举国王这样的事了，因为责任太重大了。”她自己很长时间都陶醉在伊拉克人的推崇之中不能自拔，人们还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做“Khatun”，意思是“优雅的女士”。考克斯爵士于1923年离开巴格达之后，贝尔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人，而祖国也并不欢迎这位奇女子，她只有重新钻进中东的考古学领域，并努力促成了世界著名的巴格达考古博物馆的建立。1926年7月12日，格特鲁德·贝尔猝然而逝，她被葬在了巴格达——这个她一生为之努力的城市。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英国应对置于其委任统治之下的原奥斯曼领土，“加以指导和协助”，促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国家。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正式获得独立。但这仍只是表面上的独立，因为根据英伊不平等条约，伊拉克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仍在伊保留两个空军基地。贝尔的伊拉克，即由西方人控制的伊拉克，存在了三十几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先摆脱英国控制、实现共和的埃及，被视为中东北非反帝反殖的革命圣地，而纳赛尔则被视为这个地区公认的革命导师。阿拉伯社会主义和自由军官运动，一时成为了中东北非地区革命的旗帜和“惟一”正确的道路，为泛阿拉伯革命各国所高祭。1958年7月14日凌晨，巴格达的广播里奇怪地奏响了《马赛曲》。伴随着这一革命旋律，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自由军官委员会”动用一个装甲旅的兵力，推翻了费萨尔国王。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了。卡西姆将军奉行酷刑主义，并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党，反对纳赛尔主义。他同共产党一起执政，对库尔德人采取怀柔政策，甚至还退出了由华盛顿和伦敦控制的《巴格达条约》。1959年10月，卡西姆在巴格达险些被刺死。袭击他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阿拉伯语意为坚定不移的战士）。这个年轻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受伤后逃到了大马士革，后来又亡命开罗。在四年后的一次政变中，卡西姆被处决，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接替其职务。1968年7月17日，一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官策动政变推翻了阿里夫。十一年后，长期负责安全和情报部门的萨达姆终于登上总统宝座。此时的伊拉克已不再是由某一个部族，而是由一个政治小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了。此党创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谋求阿拉伯世界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跨国政党，创始人是居住在伊拉克的叙利亚人阿弗拉克，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只是其下属的地区支部。该党主张：“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分别夺取政权，然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复兴阿拉伯祖先的光荣。”对于几代叙利亚政治家而言，建立一个“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在内）”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政治梦想。因此，此后叙伊两国领导人争夺地区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始终未曾停止。在1991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中，与伊拉克西北接壤的叙利亚即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了对伊作战。顺便说起来，伊拉克东南方向的科威特，过去只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1960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独立成为一个酋长国。其不仅占去了两河流域绝大部分海岸线，还分去了世界上最丰产的油田，伊拉克长期对此耿耿于怀，这也成为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理由。伊拉克的西邻约旦王室，同为哈西姆家族，在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中，眼看着伊拉克费萨尔王室被满门抄斩，自身则在美国保护下，依靠超常的外交能力生存至今。但是，同以色列一样，约旦也是中东少数不产石油的国家，能源上完全依赖伊拉克的优惠供应。因此，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微妙状态。伊拉克的北邻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库尔德问题长期与伊拉克不和，更直接与间接地参加了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可见，伊拉克长期生存在十分险恶的周边国际环境之中。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被完全孤立于中东乃至阿拉伯世界之外。因此，在布什父子发动的两场海湾战争中，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并未向伊拉克提供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支持。面对整个西方世界，伊拉克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加之国内什叶派穆斯林与库尔德人的反抗，从根本上注定了萨达姆政权失败的命运。
五
第二次海湾战争暨伊拉克战争已落下帷幕。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迅速转移到了战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中东乃至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而把战争本身留给了军事历史学家。就在伊拉克人民开始享受独裁统治崩溃之后的政治自由时，巴格达的政党和政治派别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产党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民主党人、“自由军官”以及什叶派和库尔德派别，纷纷冒出地面，跻身战后伊拉克的政治舞台。战火方靖，什叶派穆斯林即大规模地前往圣地卡尔巴拉朝圣，在那里响应最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袖穆罕默德·哈基姆的号召，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做准备，哈基姆随即从流亡地伊朗回到阔别了二十三年的祖国。哈基姆的弟弟、副主席阿卜杜拉·阿齐兹·哈基姆表示，国民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愿望将在自由选举之中实现，因为什叶派人口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些媒体认为，美国在重建伊拉克的政治设计中，显然低估了什叶派的因素。自由选举有可能导致伊斯兰教激进势力的崛起，而这显然与美国发动战争的初衷相悖。北方的库尔德人呢，凭借倒萨有功和战争中跑马圈占的地盘，自然希望实现自身梦寐多年的政治及经济权利诉求，但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并未获得改善。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几十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话，他说：“邱吉尔有一个很荒唐的想法，他要把基尔库克和摩苏尔这两个‘油井’连在一起，但种种因素却把这两个‘油井’隔开了；他要把库尔德人、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联合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三部分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几十年过去了，这段话仍像昨天那样新鲜，而美国人在伊拉克重建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几乎丝毫未变。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将会出现一个美国式的伊拉克吗？抑或是伊拉克将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成为二十一世纪文明冲突的前沿？
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看到一种十分悖谬奇特的政治景象：一方面，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韧于埃及革命的自由军官运动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感召与影响，中东北非一大批国家几乎是用与埃及相同的方式，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专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战后的政治安排下，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始终秉持君主专制体制。两者虽然都是阿拉伯国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却往往水火不相容。前者社会体制较为开放，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体制，教育、文化、社会风尚较为开化，甚至说较为西化，经济上则多实行国有制，尤其是把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后者则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宗教统领社会意识形态，更为保守与专制，虽然因石油而富国，却并未取得应有的社会进步与开放。令人不解的是，前者（除埃及等少数国家）大多（如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张，甚至被斥之为所谓“邪恶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而后者（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却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这里，似乎存在着某些历史错位。“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吃惊地发现，本·拉登及“基地”等世界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成员的政治与财政支持，大都来自海湾国家，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考量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就在此次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东“民主多米诺骨牌”理论，表示美国将在伊战之后，以伊拉克为起点适时启动民主改造阿拉伯世界的计划。果然，伊战落幕伊始，美国高官即马不停蹄地造访中东国家，布什总统则明确提出了所谓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同时美国开始裁撤在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军事基地。就在此时，沙特阿拉伯发生了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侨民的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美阿的传统关系出现了疏离迹象。据传言，华盛顿还计划重建一条1948年废弃的输油管。这条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输油管，自库尔德人控制的摩苏尔，途经约旦，然后向西通往以色列北部地中海港口海法。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油管被废弃后，从伊拉克输入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石油被转而输入了叙利亚。只要打开地图即可明了，重启伊拉克—约旦—以色列输油管道后，伊拉克石油将绕过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叙利亚，通过约旦，输往中东极度贫油国家—以色列。该管道的恢复不仅将改变该地区的地缘经济结构，为伊拉克重建带来收入，同时将解决以色列的能源危机，并可成为改变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利器，排挤叙利亚，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长期的能源围困，建立以以—约—伊为核心的新型地区经济政治结构，可谓一石多鸟。控制伊拉克石油，使伊拉克石油重返世界市场，将会使美国有能力挥舞起“古巴比伦的石油鞭子”，抽打OPEC，抽打俄罗斯，抽打欧洲，抽打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们曾目睹了石油怎样具备了缔造或粉碎一个国家的能力；在今后的日子里，全世界的观众或许将会从一幕幕的电视直播中，一再地观摩由“石油相思”所导致的、如刚刚落幕的伊拉克战争那样的“血色的迷狂”。推进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显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手中挥舞的中东之剑此呼彼应的锋利双刃。
人类的历史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篇的，历史也绝不会在这里结束。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母亲河。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还有以撒之父亚伯拉罕（Abraham，father of Yitshaq），这位最为著名的苏美尔牧羊人，四千年前，从乌尔出发，辗转经过今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到达迦南（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遂成为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祖国，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得到三大宗教的共同采纳，而他本人更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尊崇为共同的祖先。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处像两河流域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战争的蹂躏。自苏美尔时期以降，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暨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暨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暨伊尔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方不列颠帝国，直至今日，战争仍是这一土地上最鲜明的主题。饱受摧残的美索不达米亚大地已伤痕累累，但依旧昂然卓立于两河之间。几千年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伟力，不断地夯实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废墟、文明的断层和失落了的古代天堂，积淀起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层累，使得她更具悲怆的庄严与魅力。历经万劫的两河文明犹如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冲天悲鸣，一再呼唤着人类的理智与良知。文化的生命力就是如此恒久而神奇。在这座由全人类的历史铸就的黄钟大吕的轰鸣中，今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冲突的话语，竟显得如此渺小与卑微。据《圣经》记载，巴比伦人一直想要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今天，两河流域的原野上就坐落着许多巨大的金字型神塔。显然，在延绵四千年的历史时序中，人们始终没有放弃造塔的努力。无论是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颓塔，还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萨迈拉清真寺的尖塔，都有环绕而上的阶梯，似乎是要请天上的神灵顺梯而下，抑或是地上的人民可以藉此在神灵的引导之下获得通往天国之路？
哲人黑格尔如是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欧罗巴，一般说来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它绝对是西方，亚细亚却绝对是东方。”如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历史的众神之车也是从东方到西方经天而行的。苍茫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旷野，正是人类文明的朝阳初升之地。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后，在两河之地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却被上帝视为邪恶，降洪水灭之。义士诺亚（Noah）造方舟带领人类避过此难，并放飞和平鸽探知洪水消退的消息。那洁白的和平鸽终于衔回了新嫩的橄榄枝芽，带回了绿色和平的消息。这时正值黎明，太阳重新升起，依旧是那么新鲜、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