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师爷和他们写的书

作者：李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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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历经清朝一代，降至民初，在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官府衙门中，活跃着一批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人物。
　　“师爷”是一种俗称，正规些的叫法应是“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为广泛，也最为今人所熟悉。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织兴师爷 ”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几近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代有句谚语，叫作“无幕不成衙”，意思是：一个衙门，若是没有幕客，即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了。也就是说，有衙门必定有师爷。这句谚语，反映了师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兴盛的实况。
　　师爷是地方官府中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他们从主官(幕主)那儿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师爷“佐治”的内容，包括帮助主官判案、摧收钱粮、书写信札文告等等，因之师爷又有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书启师爷等名目。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所著的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写道：“什么叫作‘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作幕”，就是佐治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
　　师爷是官府衙门中极为活跃、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代，不谙文治，只会马上功夫的八旗子弟占据了地方衙门的众多官位，他们对地方行政极为陌生，面对繁杂的刑钱文书，往往一筹莫展，而那些科甲出身，素来只习八股，脑袋里除了“起承转合”就是“子曰诗云”的汉族地方官，也对刑钱等事务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般。因之，非得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衬乃至替这些满汉地方官当家不可。这样，师爷便被幕主“倚为左右手”，成为不可或离的人物。师爷本身虽然不是官，却“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名义上虽是“佐官以治”，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代官出治”。他们是一群没有官位、官品的实权人物。师爷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府县两级的师爷是低级师爷，所办的事务主要是刑名、钱谷等基层政务。他们的刑钱专业知识多在亲属之间传承，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所办的多是军政大事，所写的文字常常与朝廷大政有关。这些高级师爷多有功名，其中许多人有真才实学，甚至是有名的文人学者。
　　师爷的存在，给明清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而言，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就说“屡败屡战”这个有名的掌故吧。清朝某将领作战总是失败，给皇帝上奏时便如实写上“屡战屡败”几个字，他的师爷看到了，提笔将这四个字改为“屡败屡战”。这一改，意思全变了，“检讨书”成了自我表扬信。而“屡败屡战”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掌故，它是清朝“师爷笔法”的一个典型。清朝师爷，善于舞文弄墨，写滑头文字，类似“屡败屡战”的点睛之笔极多。有个叫黄慎之的师爷，替主将代拟招降告示时，写了这样的话：“本大臣于三战三北(败)之余，自有七擒七纵之计。”这不是“屡败屡战”的另一个版本吗?某大臣犯罪，内阁初拟的文件中有“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一语，意在开脱其罪，但被一权臣改成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结果，犯罪的大臣被杀。这一改，语意全变，开脱之语成了索命之词。改动这话的人虽然不是师爷，但用的却是地道的师爷笔法。由此看来，“屡败屡战”已成为清朝师爷笔法的一种“型”——“屡败屡战型”，也就是随心所欲地颠倒文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师爷的滑头文字，类型极多，若用于害人，便为利器。在清代，涉讼者都怕师爷，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爷善以滑头文字害人。“文革”时期，“整人狂”们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师爷笔法，把整人害人之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曾说到，他在牛棚里写思想汇报时，不论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总是要被专案人员挑出毛病。因此，季先生发感慨说：中国真不愧是个“刀笔师爷之国”。季先生的感慨，可谓一下子掐住了“文革”整人术的一条历史血脉。
　　清代许多著名人物和民国以来的许多名人的先世或亲戚，都当过师爷。这是师爷曾经广泛存在的鲜明的历史印记。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李恕谷当过桐乡县令郭子坚的师爷，名幕兼学者汪龙庄当过十六位幕主的师爷，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都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之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志士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父亲，都当过师爷。鲁迅先生家族中也有十多人当过师爷。例如，其表兄阮和荪长期在河北、山西等地当师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谋事，《鲁迅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就有七十余处之多。鲁迅的表弟阮久荪也在山西当过师爷，后患精神病来到北京，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很有些阮久荪患病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位当过师爷的阮久荪就是“狂人”的原型。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和外祖父万青选也都当过师爷。
　　师爷，不论是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讲，还是从许多名人与他们的关系讲，都是值得史家认真注意、好好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都不是好人，而是一群心术不正、阴险奸滑、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的家伙。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师爷也被派为反角，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偏概全的误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师爷是有良莠之分的，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幕”；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中“良幕”居多，清朝中期以后，师爷逐渐“劣幕化”，坏师爷越来越多。但即使到了晚清，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若是把师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就更可以看出，对师爷是不能笼统否定的。“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谷、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的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陈垣、周作人等学者、文人就曾搜集过名幕汪龙庄的著作、信札。蔡元培在《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龙庄先生，循吏也，亦史学家也。现代史学家陈援庵先生得其手书七札，甚珍重之，为付装潢，而征跋于胡适之先生。”汪龙庄不仅是个好师爷，后来做了官，又是个循吏，在文化上他又是个出色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对他的信札极为重视，不但加以装潢，还请胡适为之做跋文。晚近著名史家郑天挺先生也曾说过，应当对汪龙庄的著作好好地加以整理。
　　师爷虽是中国的土特产，但人们真正认真地研究他们、认识他们，通过他们去认识中国社会，还只是近年的事。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做；选编师爷著作，是其中的工作之一。我主编的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是编选工作的一个尝试。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这我不信。我信胡适先生的话：“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所以我尝试了一下。这尝试是否成功呢?还要请读者来评定。
　　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