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望尽天涯路
作者：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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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1998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1928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像当年这位二十三四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庇尔、丹东、哥代（又译哥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以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巴金抵达巴黎是在1927年2月19日，离开这里回国是在1928年底。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看那少年浪漫时
到巴黎去，并非巴金心血来潮的决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国求学，而是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
从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阅读新报刊，并很快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起，巴金仿佛就注定要走出来，要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分子——虽然这个革命渐渐被人淡忘，因时代变迁而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但对于他，那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环节。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成了所有流亡者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大革命的传统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使这个国度敞开胸怀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亡的列宁、托洛斯基来到过；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来到过。巴金自己便说过，他在巴黎时，就曾和不少来自苏联、波兰等国的流亡者见过面。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法国也成了中国许多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前往的首选地。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是到法国及周边国家勤工俭学大军中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巴金的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也在他之前来到巴黎。
现在，巴金也来了，在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寻求新思想的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之中，又多了一位将在历史上大笔书写的青年。
1927年1月15日，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船离开上海。此时，他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决不是那种只是渴望远涉重洋去留学的莘莘学子，更不是仅仅满怀闲情逸致而好奇地去漫游世界的富家子弟。二十三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少年轻人告别大学走上社会的年龄。可是，当年的巴金却不。从十五六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到二十三岁过后前往巴黎，他已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办过多种政治刊物，写过许多诗文，翻译过不少著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俨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将了。
关于少年时代如何接受到五四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有过许多回忆。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他所渲染的早年的浪漫和陶醉，常常让我对他所经历的历史场景充满想像。
从巴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被克鲁泡特金点燃热情的少年巴金，曾和朋友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夜未央》剧本，他们甚至排演过。与此同时，他还读到了俄罗斯女革命家、流亡西欧的高德曼的文章。巴金这样回忆过：“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这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从俄国历史与文学中汲取力量。巴金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最初接触《告少年》和《夜未央》那时起，反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民意党人反对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和创作，都曾深深吸引了他。
巴金的精神之旅，从十五岁那年起，就以与世界性的思潮和外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开始了。这是巴金独有的道路。我们看到，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同的是，少年的这一次亲密接触，竟会持久不变地影响巴金，进而塑造巴金。可以说，少年时的青春萌发，为他瞭望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方向就不再改变。他的历史见识，他的精神成分的构成，乃至因此而酝酿的文学气质，从他站到这扇窗户面前那时起，就按照一条清晰可见的直线发展了。
真没有想到，少年的陶醉、少年的梦在巴金生命中竟会延续得那么长久。陈丹晨先生在描述巴金一生时，以“巴金的梦”作为传记的书名，的确非常贴切而具概括力。
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我倾向于相信，一次“偶然”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所谓的“必然”。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对信仰的确定，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活细节而决定。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写信”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
巴金不善言辞，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在去巴黎之前，巴金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在他的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细细解读。
1920年，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收信人不是别人，而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
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他渴望有人帮助，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他按照《告少年》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回忆说：“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就清楚地表明：从思想上讲，他希望有人指引；从性情上讲，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
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开始拥抱社会，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发展？又譬如，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热情，然后，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1925年年初；地点：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