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散步、口语与哲学

作者：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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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是身体最松弛、精神最自由的时候，最容易进发出灵感的火花，生发出创造性的思维。危坐不动、神情严肃、全身紧绷的姿势，也许是物理意义上打猎的最好姿势，但绝对不是捕捉思想猎物的最佳状态。苏东坡就极喜欢散步，而身体的移动和四肢的忙碌恰恰让大脑从抽象的思考中挣脱出来，让视觉从枯燥的文字符号中解放出来，给精神自由以最大的空间，在灵魂松弛时直觉人生真谛，一首《定风波》词，活脱脱就是一幅苏子行吟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散步中，伏案思考时很难派上用场的听觉、视觉、触觉、平衡觉都被激活而警觉起来，相互作用，刺激着大脑，所以才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感悟。散步，有主动，也有被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放逐，也是一种散步，尽管这种散步是被动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感悟就是在这种伟大的散步中获得的，所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伟大的千古绝唱《离骚》正是在这样的散步中，而不是书斋中诞生的。《天问》也与散步有关，据载：“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见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补注》)。所谓“彷徨山泽，经历陵陆”，不也是一种散步吗?
　　偏于直觉感悟的文学活动是这样，侧重理性思辨的哲学活动也是如此，最现成的例子就是苏轼传诵千古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哲理意味无须多说，它无疑是在游历散步中触发的。法国学者丹纳总结说：“哲学在希腊是一种清谈，在练身场上，在廊庑之下，在枫树间的走道上产生的：哲学家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众人跟在后面。”(《艺术哲学》)这里，不仅指出了散步在灿烂的希腊哲学中的地位，还提示了古时大家的学问多为口授，很少笔传；以听觉为主的口语，而非以视觉为主的文字，在古代学术及思想的传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古代哲学家都是口语表达能力极强的人物。古希腊三哲之首即为苏格拉底，他本人没留下任何亲自著述的痕迹，其学说大都保存在其弟子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录中，另外他的思想在色诺芬、克塞诺封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保存。其中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申辩者，一种口语表达之方式也。这有力地表明，苏格拉底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师徒对话，一边走，一边说，弟子蜂拥随后，而非伏案挥笔；其姿态，是站立，而非正襟危坐。由此，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那时的哲学、思想活动都是在散步、移动中完成的。因为散步时明显不具备书写时所必需的坐姿与书案，只能想到哪儿就说到哪，有了灵感就赶紧说，否则稍纵即失。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一派索性被人称为“散步学派”。对古希腊人来说，所谓真理，不过是他们在散步中偶尔捕捉到的野禽，在空间移步换形中邂逅的猎物，多一些，少一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让大脑“在事物的峰顶上旅行”，让精神“亲吻事物的精华”(丹纳语)。他们喜欢行猎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到达终点。
　　讲述，口述，而非伏案写作，是西哲们的心有灵犀之处。大学者歌德谈理论最著名的一部书就叫《谈话录》；大雕塑家罗丹著名的《艺术论》，实际为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而成；稍微看一眼他们散步的环境，就可明白灵感为什么总是喜欢光顾他们：“从我们所在的高处观望，只见一片广大的地面。那边，是塞纳河，映着两岸高大的白杨树影，形成一个大银环，流向塞弗尔壮丽的河桥……更远些，是圣克鲁白色的钟楼，倚着翠绿的小山，是须莱纳如黛的山地，是笼罩在如梦的雾霭中的瓦列利恩山峰。”葛氏在《序言》中写道：“去年，在晴朗的五月的一个黄昏，丛树隐蔽着那可爱的小山冈，我和罗丹在树下散步的时候，向他说出我的心愿，想借他的口述，写下他关于美术的见解。他微笑了。”书中充满睿智机锋的灵感闪烁，无不伴随着散步的惬意、松弛——“在深水池的边岸上，两只美好的天鹅朦胧欲睡。在我们经过时，它们伸展长颈，向人作出忿怒的叫声。由于它们的野性，我不禁说出我认为这一类鸟儿是缺乏智慧的。‘它们有线条的智慧，这就够了!’——罗丹笑着回答。”
　　西哲学问多源于口述，中哲亦然。我国几部传世经典都出于记述，所谓“先王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明，无论是出言者，还是记录者，都无专门著述之意，所谓经典不过是对先王口述的记录。换言之，口述者有思想，但却不亲自写作；记录者无思想，却是笔录意义上的“作者”。这是古典学术的重要特征。先秦诸子也大多不自己写书，多由门人弟子集纂而成，弟子中有再传，也有三传、四传的。所以，从现代人的写作观念看，完成一部书的时间跨度往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庄子》一书，就很难辨明哪些是庄子的“原装”，哪些是后学的阐发。对此，吕思勉先生一锤定音：“明乎此，则之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凿求。若更据诸子中记事以谈古史，则尤易致误矣。”(《论读子之法》)“述而不作”，不仅是原始儒学一家的规范，也是诸子百家的共性。所谓“述而不作”有两层涵义：一、述，承袭、因循；作，创始、更新；谓只沿袭因循，而不自立新意；二、述，叙述、陈述；作，写作、创作；谓只口头陈述，而非自己拿笔写作。这两种意思在《论语》中均有体现。第一层大家谈得很多，第二层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实，这一层也很重要，它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当时诸子的学术活动均以口头讲述为主，当时能达到“子”的地位的人很少自己费力刻竹简写作。
　　在散步中“即事言理”、“感物触怀”的例子在《论语》、《庄子》中也俯拾皆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都是散步者，足迹遍布山川大泽，在游动中感悟自然宇宙的真谛。《庄子》中就有两篇以“游”命名：《逍遥游》、《知北游》。他还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外物》)庄子本人的思想火花也是从“游”——广义的散步中迸发的。如著名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命题，就萌生于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欲使他去做官，庄子持杆不顾，曰：“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繁茂，却无人砍伐，于是发了一番“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的感慨。庄子那大匠“运斤成风”的典故，也是发生于“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的具体语境中。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庄子，作为散步者的庄子，以及作为口述者的庄子，是如盐在水，难分彼此的。就连他将死，诸位弟子想厚葬他，庄子也辞之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至死还想生活在他曾“游”过的大自然中。庄学尚无为、亲自然，所以喜爱户外散步，边走边说。原始儒家亦然。《论语》中那么多“子曰”，就是中国学问源于口述的最好证明。一篇《史记·孔子世家》，就是一幅幅夫子颠沛流离的图画；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都不允许他坐下来写作。据载，一次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有点着急，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可见，“述而不作”，亦隐含只口头叙述而不动笔写作之意，起码孔子学术活动的事实是如此。而思想的口语化，无疑与散步这种筋肉松弛方式有着亲密联系。口语，只凭借声带的振颤和空气的流动，是灵感最快、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思想的加速器；而散步，则为这种加速器提供了最佳能源。孔门弟子曾点崇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户外生活境界，孔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可见他内心深处对散步、移动的向往。实际上，他的诸多名句都是在户外散步中完成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等等，无论如何不会是室内书斋的产物。散步中的感悟脱口而出，形之语言必然是通俗易懂，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论语》中的话却句句晓畅明白，恐怕与散步的口语化不无关系。
　　散步的哲学，必然是口语的哲学；反之亦然：口语化的哲学，一定有散步的因素在内。拉杂写来，略无诠次，视为一次思想的散步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