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
作者：张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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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正在挑战人类一切的现代性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乃至基本的生存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未来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明的冲突，人类必然会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预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虽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1。困扰当今世界的三大“过剩”问题——人口过剩、技术过剩、消费过剩，都是从生态危机角度提出来的。其中对技术的反思是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话题之一，因为技术已成为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力量。
一、理性神话与技术统治
科技是人类从“神魅化”社会走向“世俗化”社会最重要的武器，也是现代性主体得以确立的基础、理性神话的来源。依靠科技确立起来的现代性主体首先就是要抢占上帝和自然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重新书写人与神、人与万物的尊卑关系。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巨大享受和力量，使得人类相信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笛卡尔宣称，科学探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仰仗技术，人类就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甚至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技术使人认为重要的不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而在于改造这个世界。现代人给予了科技前所未有的赞誉。在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墓碑上就刻着出自教皇之口的赞词：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夜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一切变为光明2。
因为这“无所不能”的科技，现代人取代了耶稣成为救世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赛先生”是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经常歌颂的对象。郭沫若礼赞轮船烟囱“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戴望舒、施蛰存等现代主义者更是鼓吹文学应着力表现“汇集着大船舶的海港，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大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赛马场”等等科技带来的“现代生活”3。
科技万能的神话导致了人类陷入到盲目服从技术意志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卢梭很早就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也提醒我们：“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4
二十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科技展现出空前魅力的时代。据统计，在二十世纪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目前在发达国家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时，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十年就增加一倍；七十年代，五年就增加一倍；八十年代又缩短为三年；九十年代的速度更快。与此同时，知识的更新也在加速，十八世纪为八十年至九十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三十年；最近半个多世纪为五年至十年。而且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上世纪初一般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六七十年代的激光与半导体从发现到应用只有两年至三年；上世纪末的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甚至只有几个月!人类可以夸耀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技术进步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几百万年总和的多少倍，但是，我们计算过没有，这一百年我们用新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我们用新技术新发明杀死同类的速度与残酷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因为技术而消失的物种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技术淘汰带来的工业与消费垃圾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1950年全球人均淡水储量将近一万七千立方米，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遭遇水荒。由于人口增长、工业用水和污染，到1999年全球人均淡水储量下降至七千三百立方米，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几近水荒状态，到2025年将上升至三分之二的人口陷入水荒。由于人类燃烧各种能源（尤其是煤与石油），大气含氧量在迅速减少，目前大气层的含氧量在人口稠密区已降至百分之十九，在大都市上空则降至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七，若降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之间人类将无法生存。而与之相应的是，两百年来人类燃烧石化燃料和砍伐大片森林，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剧增，目前已超过百万分之三百五十，南极上空产生了“臭氧层破洞”；大气变暖，从1975年到1999年，地球平均温度从摄氏十三点九四度上升至摄氏十四点三五度，从1866年开始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二十三年都出现在1975年之后……到现在，人类每分钟失去二十一公顷（五十二英亩）热带森林，流失五十吨肥沃表土，大气中增加一万二千吨二氧化碳（主要来自每分钟燃烧的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五桶工业用和商业用汽油）；每小时有六百八十五公顷（一千六百九十六英亩）具生产力的旱地沙化；每天有二十五万吨硫酸以酸雨形态降落在北半球。技术是人类文明的象征，然而，人类文明终将发展到野蛮的程度。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说，不是野蛮促进了文明，而是文明推动了野蛮。在动物眼里，也许人类才是最野蛮的敌人。他们不断侵占它们的家园，他们以“文明”的技术繁殖、加工、生产动物，然后将它们集体屠杀、精心烹饪、出售推销……杰克·伦敦笔下那只受尽人类折磨的狗最终回到荒野变成了一只强悍的狼，这“野性的呼唤”是自然对人类暴力的宣战。如同卡夫卡在《审判》中所讲“有了法律就必须有犯罪”一样，福柯向我们展示出理性与文明“疯癫”到了压制一切异端的地步。由此看来，不是有了非理性才需要理性的看护，而是有了理性的“规训”欲望，就会建构发明出“非理性”，这就是现代性的逻辑。
然而，当科技开始发挥其巨大威力时，人类也开始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从帕斯卡、卢梭到德国浪漫派哲人，如席勒、谢林、狄尔泰、海德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重要的现代性思想家几乎都对理性化社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他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代理性是如何导致人的感性维度的丧失的，几乎都认为技术科学是造成现代困境的关键。在康德等人看来，完善的人应该是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是，现代技术世界以数量化的唯理主义、工具理性标尺来衡量一切，使得现代世界被物化，现代人日渐失去其丰富的自然本性，成为机械化的“单面人”。因此，针对笛卡儿以降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的逻辑，帕斯卡提出了心灵的逻辑，卢梭呼唤重返人的自然天性，席勒提出以审美的“游戏”来解决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的感性自然的解放力量。狄尔泰深感自然科学对人的价值追求的侵害性以及对人性探究的不良影响，因此倡导要给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划界。海德格尔则认为技术科学把人带入无保护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技术引导人们去征服大地，而征服大地不过是无限掠夺的第一步，是人与自然关系错置的开始。海德格尔甚至认为，技术理性的泛滥始于苏格拉底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传统将人引入歧途，忘却了人的本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存在被遗忘了。霍克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启蒙主义带来的理性精神并未使人类进入到真正的人性状态，相反却使人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而造成这一不幸的原因正是理性化统治对现代人的异化，科学成为新的神话，科学按照理性化的工作方式对付人民的经验，不注意它们的性质而只考虑它们的功能。“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改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5所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
技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五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而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就变成地球的致命寄生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的手段，实则已经成为世界的构造,“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术”6。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技术使得事物不是作为事物而存在，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为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技术的展现及其与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对事物的损坏、损形和毁灭。由于技术意志，一切东西都成为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变成为单纯的原料。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海德格尔预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资源，有计划地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今天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已经离此预言不远了。当一切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资材料时，也就意味着世界的齐一化，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主体性被消灭了，技术使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一个“人工园林”发展，技术的最大成果就是没有个性的现代化都市。事物不是因其本性而存在，而是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因此，技术使得一切被功能化、功利化，自然成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而能源争夺必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夺目的标志之一。总之，技术将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剥夺了事物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计算的影子和格式，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技术制造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技术，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东西作强迫性命令和统治。所以，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敞开的形式，同时，技术对自然与事物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又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错置7。
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秩序，技术破坏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双重生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官僚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与安逸掩盖了技术与统治、合理性与压迫的融合关系。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舒舒服服、安然自得的不自由的集权主义社会里，因此，技术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控制力量。“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8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的一切技术和机械生产率，才能够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不仅带来技术至上的观念，将人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而且，“唯科学主义”常常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其实，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集权与专政9。
二、发展主义与“现代化陷阱”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一切都决定于人，决定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难以限制的技术意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技术意志对地球和自然带来的伤害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行为的泛滥，现代社会受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为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成为最佳选择。英国学者帕·查·斯诺在1959所作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批评了一些人过分渲染过去田园牧歌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认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传播给许多贫穷的人10。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科技并未消灭贫穷，甚至在制造新的依附与贫穷。现代军备竞赛、绿色革命、发展与消费需求、企业竞争、追求长寿等等，使得技术沦为政治和商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行为中，技术不是给世界以解放，而是给世界以新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