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美好新世界
作者：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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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欧洲，逐渐到美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高峰。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新中国巨大的物质成就、感动人的集体化运动、乐观向上的真正的民主精神、红色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以及种种符合人道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建设。那些受邀访问红色中国的记者、专家们，又像三十至四十年代去延安或边区的前辈们那样，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代表未来的“美好新世界”；在那些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几乎成为现代的“道德理想国”。他们希望以中国为背景规划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他们的真正用意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利用中国形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如意的现实。
一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美好的中国形象一夜之间转变成五十至六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这种戏剧性突转再次发生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那个一度令人憎恶与恐惧的“红祸”的中国，摇身一变又成为昭示着未来进步希望或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美好新世界”或“道德理想国”。这种一再发生的两极间的转变令人惊讶，也让人深思。
十多年前美国反思所谓“丢失中国”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批判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化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想入非非地怪诞化就是想入非非地理想化。十年以后，中国形象从美好到邪恶转为另一个极端，清醒的人发现，这一次又错了。大众传媒再次虚构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人民的心态与美国政府的决策。1964年，费利克斯·格林在《无知的帷幕》中说：
美国正面临着失去记忆的危险。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它的历史，而历史意识的基础，是容不得错误的信息和情感用事的。
对我们来说，中国之所以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中国遥远，而是因为一遇上中国问题，我们就容易偏激。我们很少能够不带任何主观情感色彩地讨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许多年前，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只要谈中国，就必须以对中国表示友好为前提。今天，我们又必须只说中国的坏话。似乎中国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从我们与中国最初交往的时代起，美国对中国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不是无以复加的敬仰，就是彻头彻尾的疑虑，我们在两种极端间摇摆，禁不住地感情用事，从未能够真正客观……1
格林认为，美国这种忽左忽右、偏激极端的态度，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美国的传教热情、市场神话，恩抚主义与普世正义激情，曾经使他们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过分的热情与期望，导致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中国形象的美化。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中国的剧烈变动以及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彻底打击了美国文化的自信与价值观念，于是过分的期望导致过分的失望，最终酿成某种极端化的仇恨与恐惧。格林指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现在与过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费利克斯·格林在美国工作，持英国护照。作为英国记者，格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他发现他所见到的中国与美国传媒报道的中国形象完全不一样：
美国绝大多数人——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的传媒提供的中国消息，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普遍的苦难，都是由共产党造成的；中国的内战是一群坏蛋把好人赶走了；好人失败了，被迫流亡，支持这些善良的流亡者反抗残暴侵略性的暴君，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这些暴君正迫使中国大众忍受了难以言传的屈辱与苦难。
最近几年里，我曾两度去中国（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又第三次到中国。见《北京后记》——原作者注），我相信美国传媒上勾画的那番景象，一点都不真实。西方其他国家与共产党中国有较多接触的人，也不会接受美国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样不会同意上述观点。然而，正是这种虚假的中国形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在很多重要领域里，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中国观念上。2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版本上提出的美国的中国观的四种类型，前三种明显是否定的，最后一种，所谓“社会研究”或者说“汉学”，是肯定的。他在十年以后的修订版中删去了这段话，或许认为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研究，已经取代了前三种神话式的中国观。可事实证明，这十多年的美国的中国形象，同样是某种异想天开、感情用事的虚构，只是虚构的形象从好到坏罢了。这种虚构还不仅限于民间大众，根据费利克斯·格林的分析，美国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像阿尔索这样深孚众望的评论家，实际上也是在想当然地虚构中国。格林列举了过去十年间阿尔索有关中国的十多项重大评论与预测，发现全属于无中生有3。
二
美国人沉浸在某种迫害式的狂想中。恩抚主义直接导致中国丢失论与麦卡锡主义，加上朝鲜战争与后来的越南战争，美国的中国经验非常沉痛。中国尽管在地理上非常遥远，而且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到中国，但在心理上，中国却非常迫近，似乎就是美国人身边的某种邪恶与危险。相对于西欧来说，美国的中国形象可能更邪恶也更真切。格林反复说明自己具有欧美双重背景（生长在英国，受教育在英国，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但住在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家庭，关心美国事务），他意识到欧洲与美国的不同背景，可能意味着中国观念与想象上的某种差异。他描述的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比如说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争的黑白片式的场景，大概很少出现在西欧人的想象中。如果以同样的善恶冲突模式描绘西欧人想象中心目中的中国场景，可能是带有东方情调的优雅神秘的“满大人”与苏联肃反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冲突。法国人、意大利人的中国在心理想象上的距离比美国人、英国人遥远也更自由。美国人的中国想象背景可能是一代人的经验，英国人是一个世纪的经验，而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可能就是将近一个千禧年的经验，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吉兰到中国，处处寻找那个带有东方城市的喧嚣与人情味的传统中国，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到中国，她的感触与想象竟是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终点上的中国革命。
西欧之红色中国的形象，要比美国温和得多。美化红色中国的倾向，最早也出现在欧洲。吉兰说，新中国给他的最大感想一好一坏：坏是人所共识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强制，已使任何一个还想作为人而不是变成机器人的人，都感到窒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绩，从正面效益看，完全可以为他所取得的惊人的物质成就而自豪”4。尽管吉兰认为红色中国摧残人性扼杀个性，但他毕竟还是承认新中国的经济成就。他在1955年“看到”的中国形象，并不像同一年里沃克在他的学术畅销书《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中描述得那么黑暗，至少中国已经不挨饿了，真正的工业化时代开始了。1955年法国著名作家、女性主义者、萨特的终生情人西蒙·波伏娃也来到中国。她认为吉兰的“蚂蚁山”或“蓝蚂蚁”的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5。中国的物质成就并不是以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为代价的，恰恰相反，物质成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的基本保证。在波伏娃的笔下，红色中国最光明的形象，拖着两千多年漫长历史的身影出现了：“……新中国代表着历史上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人们一直苦苦梦想的人道，终于开始有可能变成现实。”革命打破了中国停滞的历史，“中国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就是它的未来”。中国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6。
波伏娃的《长征》，标志着西方重新美化中国形象的开端。她认为中国刚刚结束了它的革命的史诗时代，而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许多是马尔罗的《人的状况》留给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建设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红色中国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启了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的庞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农村，波伏娃看到了集体化劳动最初的成就及其对社会经济与家庭伦理结构的影响，看到了妇女的解放。波伏娃说：“在这个领域（家庭与妇女——引者注），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一方面表现出许多落后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先进之处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7中国在农业基础上开始了国家动员和控制的规模庞大的工业化运动，它不仅迅速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吉兰等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是以人道关怀为代价的，经济进步有益于国家无利于人民。当工厂与高楼竖起来的时候，精神的花园却被夷为平地。这种对中国思想专制的指责，是重新美化中国形象的最大障碍。波伏娃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她用很长的篇幅讨论红色中国的“文化”。她认为红色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够理解的“启蒙文化”。启蒙的意义是在民众中普及知识、破除迷信、建立新道德新观念。在波伏娃看来，中国共产党政权更像是文化的革新者，而不是破坏者，共产党在作家中的组织机构，也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只是要求作家们为启蒙大众写作。她预言：“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中西之间将不再有截然不同之处，大家都将是世界文化的一分子。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中国也将屹立于未来，中国将在创造生机勃勃的未来的过程中自新……”8
波伏娃在启蒙的中国看到启蒙的理想，同时她也在启蒙的理想中看出启蒙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初的几年封闭之后，开始邀请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记者进入中国采访。这些人都带着自身文化的期待视野看待他们期待看到的。作为旅行者，他们或者期望自己能够发现一些“不同俗见”的新东西，或者希望证实自己已有的某种看法或某种猜测。他们的旅行与报道，不管出于上述哪一种动机——经常同时出于两种动机——都会改变当时在西方流行的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由这些旅行记者创造的新的红色中国形象，也多多少少都是他们期望中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可以证明他们的恐惧，而美好的中国形象，则可以证明他们的欲望，或者说是理想。他们谈论中国的时候，实际是谈论自身，谈论西方的社会问题与理想。波伏娃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解释红色中国的问题，但她真正关心的，仍是革命是否能够促成历史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与人的幸福，而红色中国似乎证明了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一直有待证明的这个问题。
红色中国的美好形象，首先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欧洲，它是作为对过分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的批判出现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对话关系。波伏娃的《长征》主要针对吉兰的《六亿中国人》代表的观点：即使红色中国的物质成就值得肯定，那也是以摧残人性为代价的，中国人民成为中国进步的牺牲品。波伏娃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及其国有化经济形式，是建立在人民意愿基础上的。马尔罗的《人的状况》，使波伏娃可以理解镇反，而她在中国的考察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消息，又使她确信中国共产党不是在 “洗脑”，而是建设一种以文化普及为基础的大众文化，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她认为那不仅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也适应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
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在西方几乎被乌托邦化了。尼尔伦夫妇1958年初在中国访问，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他们将自己的观感写成的著作，命名为《美好新世界》（Beautiful New World），语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爱丽儿的赞叹：“啊，多么令人惊奇！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人！人类多美好！啊，美好新世界……”1932年A.赫胥黎（A. Huxley）的乌托邦小说书名也用了《美好新世界》。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稳定，生产增加，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工厂、桥梁、学校、住宅区、文化中心及康复医院竣工……”到处是成就，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他们被感动了，就像年轻的爱丽儿重回人间，年老的浮士德看到开拓自由与生活的民众那样，恍然间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们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