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学术的尴尬

作者：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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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理上说，大概谁都知道，做学问需要寂寞、需要沉潜，更需要孤独的心灵在寂寞中陶冶和升华。这是治学的不易之理。范文澜先生说：“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钱锺书先生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然而，“冷板凳”、“素心人”之类的字眼在今天看来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几近被世人遗忘。古时候读书人所羡慕并追求的那种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苦心孤诣，如今已显得有些迂腐不堪，但其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学问孜孜以求而不为外部条件和外在诱惑所动的精神，可能并未过时，而是仍不失其启发价值。
　　现在做学问讲究的是“短、平、快”，是“多快好省”、“大干快上”。于是，今天的学术界看上去热闹非凡，一派繁忙又繁荣的景象。我们似乎进入了学术上的“大跃进”时代，那种劲头儿丝毫也不亚于当年“赶英超美”的冲动。有数字为证，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这些年出版了多少学术著作，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举行了多少学术会议，确定了多少研究课题，颁发了多少成果奖项，成立了多少研究机构，设置了多少出版社，晋升了多少教授副教授，新建了多少博士点，增加了多少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多少研究生……这可都是有案可稽的，这是以前能比的吗？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证明学术的空前发达吗？眼下的人们总喜欢拿硬指标和确切数字说事，让人觉得言之凿凿、无可置疑。这叫所谓“定量分析”，据说它比那种模糊思维要现代得多。但令人纳闷的是，我们今天又涌现了多少传世之作，诞生了几位学术大师？记得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曾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当时的欧洲的确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云集的时代。那是人家欧洲的幸运和光荣。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同样面临着一个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在学术上“需要巨人”的时代，但究竟是否“产生了巨人”，尚有待时间来回答。学术界难道不应当反省吗？难道不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吗？人们就学术现状所能列出的一堆堆数字，除了进一步助长浮躁，以满足虚荣心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和意义呢？过去是一位学者白头到老，出版一本书就算幸运了，此所谓“一本书主义”；可是到了今天，倘若一个人一生只出一本书，早就会被淘汰出局。不少学者几年不见，已是“著作等身”，让人刮目相看。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儿”，但眼下不兴这个。现在不是比“慢”，而是比“快”，因为人人都在拼命追赶。进化论的逻辑提示人们“适者生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头来目标变成次要的，追赶本身倒成了目的。更可怕的在于，这种对速度和效率的崇拜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为体制设计的根本动机和原则，从而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如果说，这种偏好符合经济学规则的话，那么把它运用于学术领域则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学术泡沫的生成。君不见，抄袭剽窃者有之（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买卖学位者有之（可以“批发兼零售”）、附庸风雅者亦有之（似乎什么人都有发表欲）……当今学术界之种种怪现状，甚至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学术原本是天下之公器，然而学术界已不再是一块净土，所谓“学术腐败”是也。这不能不让那些真正关心中国学术和文化命运的人揪心。
　　我们过去有一种偏好，就是喜欢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这大概与我们这个民族的革命和战争经历有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部门，我们非得叫它“各条战线”不可。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也愿意称之为“进入攻坚阶段”，还有什么“打一场……的人民战争”、“阶级队伍”、“战斗堡垒”、“突击队”、“先锋队”、“战斗队”、“大会战”之类，不胜枚举。现在我们又从这种军事思维一跃转向了工程思维，做什么工作都喜欢与“工程”挂钩。几乎是一夜之间，什么“菜篮子工程”、“民心工程”、“安居工程”、“形象工程”、“人才工程”、“×××（数字式）工程”……突然间冒了出来，让人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对什么都拿“工程”来加以类比和喻指，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在无意识层面隐含着现代技术模式对人们的活动和选择的宰制。“工程”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具理性＋实用目的”，这正是现代性所特有的致思取向。可怕的是，这种工程思维已经渗透到学术管理当中了。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学术建设和学术管理自然也难以幸免。工业管理的逻辑被移植到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人们把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此。其实，即使按照工业管理的尺度，现在统治学术管理的也只是那种最为原始的“泰勒制”，即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变成一种“驯兽”式的奖惩游戏。这究竟是对人的颂扬还是对人的贬低，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对学术的伤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工程思维的产生，原因固然复杂，但体制的原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最具象征意味和典型意义的大概莫过于清华大学的变迁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干脆取消了文科，立志把它办成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然而，建国以来这所著名大学很少培养出来大师级的科学家，只是训练了一大批工匠式的技术专家。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其中有不少人又进入管理领域，成为各级官员。这里我们援引一位清华老校友的感慨，或许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曾昭奋在1994年4月回母校参加校庆时，看到一群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流连细语于校内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左右，结果发现“在碑前瞻仰徘徊、拍照留念的中年人中，有好几位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¹。他不由地感叹：“四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²这种感慨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其实，除了体制原因之外，这种工程思维及其管理模式还有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原来以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其实不然。如同所有时髦的玩意儿一样，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实在不足以原创如此严格科学的体制，它是一种舶来品。我们今天所热衷的管理模式，同样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在不少人眼里，西方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这当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因为“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态势是：西方文化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文化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³。谁让我们当了人家一百多年的学生呢？然而问题是，当西方人开始批判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在实践上也的确遇到棘手的难题时，我们却缺失了选择的能力，以至于盲目地模仿和亦步亦趋地重蹈覆辙。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倒不是西方文化的直接产物，而是西方人所具有的那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和勇气。即使如此，那些热衷于西方化的人仍然有说辞，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反省，因为我们尚未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人家是吃黄油面包吃腻了，正想寻点儿野味呢！咱们还饿着肚子，有什么资格对人家评头论足？”其逻辑同当年胡适替科学所作辩护的策略如出一辙：“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⁴殊不知，这种辩护所隐含的逻辑本身就是进化论的，而进化论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超越它的逻辑前提，那么又何以有能力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呢？
　　让我们来看看被当作我们楷模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现代化国家的情形吧。在英国，一些地方的教育当局为了提高学校的行政效率，派遣专业管理顾问到各学校，办培训课程，把工业管理的模式及不同的管理学论述引进到学校管理上⁵。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是，“评审制把诸如品质控制和如何量化工作表现等逻辑，延伸到学府”。其结果是：“‘天眼’恢恢，疏而不漏，评审制令教师感到监视无处不在，自然不敢越轨半步。此外，评审要量化工作表现，等于将教师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收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⁶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在物质利益上可能得到了某些好处，但它的代价却是丧失了自己的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更深刻的陷阱和危机在于，这种体制引导人们把学术动机转向了非学术目的和功利考量。
　　美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按照J.里茨尔的措辞，就是学术的“麦当劳化”。所谓“麦当劳化”，它包含了对于可计算、可点数和可量化的事物的强调。这种快餐式的模式使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已形成了对于可量化现象的日益强调”⁷。在美国，这种强调量化考核的做法也渗透到了学术和教育领域。“可量化因素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研究和发表上头”⁸。此即所谓“不发表就死亡”。在这种体制下，特别关注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多少、发表成果的出版社或杂志的知名度的高低、被引用次数的多寡，诸如此类。“根据这样的系统，一位在期刊发表物方面得分三百四十的教授可以说比仅得一百七十分的教授‘好’了两倍”⁹。同样，“他们会发现一位社会学者的作品被引用了一百四十次，而另一位学者则被引用仅七十次。于是，人们又可以得出结论说第一位社会学者的作品质量是第二位学者的作品的质量的两倍。”¹⁰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学术作品的影响是否可以还原为一个数字？”¹¹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以便发挥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然而，这种体制除了迫使学术研究走向“快餐化”和“泡沫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出路。这无疑是对学术尊严的亵渎。其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听听美国人自己的说法吧。美国学者承认：“这种对于数量的强调具有不幸的后果，如促使教授去发表质量不高的作品，在著作尚未成熟之前就急着拿出去发表，或者以同样的思想或发明仅作稍微的变化一再地拿来发表。”¹²另一位美国学者肯尼迪·库珀则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揭露了学术的麦当劳化的弊端和危害。他指出：“我希望我们可以同意从数量的意义上来用研究成果作为任用或提升的一项标准是一种不合适的思想……平庸学识的过度生产是当代学术生活的最为夸大其辞的做法：它会因单纯的篇幅而隐匿了真正重要的著作；它浪费了时间和宝贵的资源。”¹³我们今天的大学和学术界不是正在重演着这一切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其结果是“把经费与产品及表现挂钩，鼓励学术界体现企业精神，给予大学管理层更大自主权，学生需支付部分学费以接纳‘市场力量’的导引”等等，这些政策“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管治理性与行为”¹⁴。它的实践后果证明，这种企业管理式的模式牺牲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内涵，使其离开了目的性追求，迎合并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实用及功利主义目的。因为“过分狭窄和功利的导向”必然妨碍文化和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定位¹⁵。更为深刻的在于，这种体现企业精神的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以那种把人预设为或塑造为一个功利之徒作为根本前提的。它只要是有效果的，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被管理者已经变成一种仅仅关心学术以外的目的——倘若还关心学术那也只是把它作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予以关心而已——的存在。
　　同这些发达国家的情形相比，我们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的学术管理日益“科层化”、“数字化”、“表格化”、“技术化”、“技巧化”……这类“机械”、“机事”，又反过来塑造和培养了多少“机心”？对学问的目的性追求，对学问作生命观，在今天几乎成了遥远的回响。从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在数目字上的管理”，到尼葛洛庞帝说的“数字化生存”，都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社会对数字有着格外的敏感和特别的偏好。其历史因由何在？对效率的追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权衡、商业上的算计，以及理性精神所要求的“定量分析”，都参与了对这种偏好的孕育。应当承认，这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乃是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的体制化的原因和温床。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体制究竟是学术大师和学术经典的“助产婆”还是“扼杀者”？数字掩盖不了平庸。我们可以满足几乎所有数字指标上的要求，但却就是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和传世之作，经典和大师照样缺席和难产。这是颇耐人寻味的。现代人更相信金钱的力量，似乎一切都可以拿金钱来兑换，真可谓“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然而，金钱在学术面前往往难以奏效。某些学术管理者总是天真地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也是“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所有的考核都以奖惩相利诱，似乎只要设计了功利陷阱，就不愁不出顶尖人才，不愁不出一流成果。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安排，恰恰遮蔽并扭曲了学术的本性。记得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说过，当年如果实行学科带头人制度，陈景润肯定不能入围，因为当时谁也看不出他有比别人优长之处，当年被看好的人后来并没有做出像陈那样杰出的成就，陈却走在了数论的最前沿。在学术上，有大成就者往往大器晚成。所以，事先很难先验地确定谁能成功，谁会失败。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究竟谁笑到最后，这不是事先评选“评”出来的，也不是事先打赌“赌”出来的。它只能靠事后的实践结果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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