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自相矛盾的金庸先生

作者:李廷华

字体: 【


  国内一些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最近揭晓,金庸先生排名第二,位居鲁迅之后,钱锺书之前。金庸先生对此事是相当热情的,虽然他谦称“我的小说不是多么重要,它还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消遣读物,是不能和胡适和陈独秀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1。前言尚未落音,后语便自相矛盾:金庸先生也选了自己心里的十大偶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这十人里面的梅兰芳和齐白石不是以“娱乐”为业吗?看来这“世纪十大偶像”之事在金庸先生心里真正是“舒窈纠兮”乃至“劳心悄兮”,他一口气又报出了“只论个人喜爱”的十人: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 朱光潜,这里面的吴清源和裘盛戎不又是“娱乐”人物?金庸先生那一番谦词可以照单收回了。其实,“娱乐性人物”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至大,如果评选“五百年以来中国第一文化偶像”,也许曹雪芹当选的可能性最大。曹雪芹不是“娱乐性人物”么?只是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仅娱乐了后人,在其生前是连举家食粥也难乎为继。成为“残酷之对照”的是,今天的“十大偶像”中健在的金庸先生还正在为投资、为版权、为开茶馆奔忙,还在收获不投资的广告的价值。如果“十大偶像”都活着,那就热闹了。即使陈独秀和胡适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团结起来向前看,鲁迅却绝不会买梅兰芳的账。鲁迅喜欢的是“社戏”而非“国剧”。 “性相近,习相远”,这是最没有办法勉强的事。说来说去,这“偶像”评选,得大欢喜的只是金庸先生一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世界确实是被金庸先生占尽风光,他也就乐得见人便打躬作揖,凑趣于“娱”而“乐”之世界。他还大度能容,又引荐几位,以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侠气氤氲,足可让偶像崇拜者荡气回肠。不过,“名与位不可轻许人”,该计较的地方他是一丝不让的。他对传媒说:“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这句话被《南方周末》作了大标题)他还具体地表示:“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2他居然追悔自己当年不该写小说,不该办报纸,闹到今天“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并进一步说:“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3这样的言语,就无法用“自谦”来形容了。如同一个中了七合彩的暴发户,对着满地的钞票自言自语:“卖烤地瓜多实在啊。”金庸先生向往学问,还具体地说明他心目中的学问家就是“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这样的学问家,哪里用得着跑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去投拜,“十大偶像”里排在他身后的不就有一位钱锺书吗?可是,他推出的 “十大偶像”名单,有两套之多,偏偏就没有这钱锺书。“愧列王后,耻居骆前”,三代之下的好名者,发展到金庸先生,蔑以加矣。这也可以提醒我们,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锱铢必较。既然他这样崇尚学问,也就不妨拿“学问”的态度探讨其“谈话”。所谓“学问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吧?
  金庸先生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的。”4和金庸先生这样的大作家辩论文学是否可以表现思想和意义,确实近乎荒诞。历史上有不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没人敢说“这不是文学”;也有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金庸先生就敢说“这不是文学”。文可以不载道,没有人可以“抓壮丁”、“拉郎配”似的逼文载道;文也可以载道,金庸先生却敢说“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小心翼翼,看似轻言细语,看似没有一点狂妄,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规律不放在眼里。此狂非彼狂也。
  金庸先生进一步说:“ 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5可是,他立即又批评张艺谋说:“《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识,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6不久之前,张艺谋面对批评,就曾经辩白说,他的《英雄》就是表现美的,什么真,什么善,不是他的电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今天的文艺观点本来是一家,不知道是哪来的大水冲了龙王庙。看来,文艺想不“载道”也很难,非但文学,连电影也不能幸免。金庸先生对张艺谋的所有批评,都是“载道”之言。标榜“娱乐”,化解“载道”,自己却藉名而布“道”,借“道”而扬名谋利。如果说,人心之道,“真”与“善”绝不比“美”的价值低,如果说金庸和张艺谋的艺术都曾经得到欢迎,那是因为“真”“善”“美”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应该是艺术家永远的功课,金庸与张艺谋,所学不同,却都完成过这样的功课;如今又都要“反其道”,可见盛名之下,其不学趋同。 昆德拉的名言这些年传得很广:“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上帝不思考,人们就发怒。”偶像,偶像,汝当自重。
  金庸先生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中间最有成就的一位,此话没有任何揶揄成分。他的十多部武侠小说,风行全球,从创作的数量、作品发行量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频繁比较,鲁迅、钱锺书、沈从文、巴金都没法和他比;他还长期主持《明报》,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金庸先生自己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邓小平才会邀请我访问大陆。”7金庸先生讲的是历史事实,他之受到尊重也正是因为他在那时候有独立思考的条件,也有独立思考的勇气,甚至可以说,那一时期的金庸先生也正是因为思想而激发出文采,因“真”和“善”而极于“美”。那一时期也有另外的作家如韩素音,同样有独立思考的条件,却写了大量的为“四人帮”捧场的文章,所以,金庸先生当时之所为,可圈可点。金庸先生也应该知道,在他写那些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文章之时,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却是没有写这样文章的基本条件的。张志新可能没有金庸先生的文采,却也有“不平则鸣”的表达,她的文章从来没有印刷发行,她自己却被割断了喉管。长达几十年迥若宵壤的残酷对比,这成功者在欣幸之余,也该悲从中来。
  金庸先生是一个老报人,在充分享受了新闻自由的快乐之后,他希望“内地的新闻媒介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8。这又是金庸先生的一个矛盾。在金庸先生喝着咖啡为《明报》写时评的时候,大陆的新闻界还远不敢自称“媒介”。那时候,不仅是新闻界,连文艺界,也是和“解放军一样”“拿起笔作刀枪”的。金庸先生自己反对“文以载道”,却希望别人以血肉卫道,这也真是几十年文化专制和隔绝演绎出的怪事奇谈。十多年前,有位台湾作家颜元叔批评《中国环境报》的记者发表了“长江正在变为黄河”的文章,认为这是“糟蹋你自己的祖国的坏蛋”,好像他比大陆记者爱国一百倍。几年之后,长江不仅还在变成黄河,并且发生了淹死人的灾难,惹得朱基总理面对长江边上的“豆腐渣工程”痛骂王八旦。那位颜元叔还曾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五十二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他与她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9从文字里品味,我怀疑这位颜元叔是在拿大陆开涮,可是他偏偏曾经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典型。金庸先生自然不当和颜元叔同,但是,他们给大陆新闻媒介开的方子相同。然而,这发明权却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人,“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10今天投票选举“十大偶像”的大量青年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样响亮的语言出于谁口,金庸先生不应忘记。历史转了一个大圈,金庸先生可能也不会相信,他的语言怎么会和那样一个人相似乃尔。其实,大量忝为新闻媒介或者文艺从业人员者,也正是要服从自己的良心,才必须表现社会的真实。当年,像彭德怀、邓拓这样的冤狱发生时,大陆的媒介没有发出哪怕一丝正义的声音,而落得“海外人士”的专美。正是希望改变这样社会良心集体缺席的可怕局面,吾侪才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争取新闻的改革,使得它真正成为大众的喉舌,而不是变成不拿枪的军队。可以略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报道“长江正在变成黄河”一类事实的新闻起码已经没有被打成“卖国主义”的恐惧了。以新闻一道论,金庸先生所谓“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之计,显然也是越来越没有市场。随着民智渐开,政治渐进,人们终会发现,为金庸先生建立政治功业的原是些人人能言而不可言的大实话。一个因为大实话可以有人掉脑袋,也可以有人得大名的社会,绝不是正常的社会。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可是,社会如果发展到人人可以说大实话,金庸先生这偶像也会打折扣了。金庸先生所以这样反常识的摈弃“真”与“善”,厌弃“文以载道”,或者和他今天的身份不无关系。有报道:金庸最近到杭州待了几天,每天是高官大款轮番陪宴,他住的行馆是杭州市最漂亮的观景房间。他举办宴会的“黄金时段的游船”“需要市领导打招呼”,这样的煊赫,是从里到外都需要特殊保护的,这就难怪金庸先生会希望把新闻媒介和解放军等量齐观了。“文化偶像”人人心里可有,表现行藏却大是不同。且不要说死于忧愤的鲁迅,死于贫困的陈独秀,就是胡适和钱锺书,算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他们的行为终于都是“文化”。胡适至死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理想;钱锺书对那些“经济搭台”唱出来的“文化戏”片言而揭其老底:“花些不明不白冤钱,请些不三不四闲人,说些不疼不痒废话。”与“废话”异曲同工甚至更加乏味的就是颠三倒四的话,自相矛盾的话,不负责任的话。纵观金庸先生荣膺“偶像”之后的谈话,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些“话”么?
  
  注释:
  〔1〕〔2〕〔3〕〔4〕〔5〕〔6〕〔7〕〔8〕《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第21版。
  〔9〕《防左备忘录》,书海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29页。
  〔10〕江青:《谈京剧革命》,转引自叶永烈著:《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