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战争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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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都不喜欢战争，或者可以说人人憎恶战争。指挥了伊拉克战争的美国驻海湾地区前最高指挥官汤米·弗兰克斯上将也说：“没有人比士兵更痛恨战争！”1而和平主义者的激进口号是——消灭战争。伊拉克战争使战争成为公共议论的焦点，在战争期间反战人士呼吁立即停止“肮脏而罪恶的战争”。为什么肮脏而罪恶？反战人士说，难道你喜欢看伊拉克人抱着他们受伤或死亡的孩子哭泣吗？美国人强大就可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随意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吗？可是战争还是爆发并很快结束了，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时态了。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悖论，人类讨厌战争，但战争恐怕要像不可预测的瘟疫一样将与人类的生存共始终。瘟疫是外在于人类的，而战争是内在于人类的，因为所有战争都是地球人自己发动的。而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战争又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因此，把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现象，思考战争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义是有价值的。
战争的缘起恐怕要追溯到远古的蒙昧时
代2。在大自然的生存竞争中，人类必须与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搏斗——抵抗和争食。当初如果人类不残酷，而像食草动物一样“善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文明的人类。鲜血种植的文明很残酷，但与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除了依靠残酷外，还依靠智慧。而智慧——文明之树的最初种子就是在残酷猎杀动物的盘算和演练中开始萌芽的。原始人的智力大概只比野兽高出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借此把自己的自主性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人类成为高等的动物，与一般动物不再“平等”，通过智慧（如使用火把）战胜野兽，便把自己变成比猛兽更残酷的猎手。吃动物的脂肪、肌肉、内脏和骨髓，人类的大脑因此就逐渐地沉重起来，发达起来。地球生命经历了约三十五亿年的历史，只是通过近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人类的智力才逐渐地得以进化，脱去代表野兽痕迹的皮毛和尾巴而露出日益健美的皮肤，才有今日选美比赛中人类得以展示躯体的美丽和高雅，才有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的发生、发展、成熟，以及人类基于长远“人道主义”的“生物道主义”——为保存生物多样性制定法律。人类的英雄主义的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原始人的兽性，这是生命的生存竞争遗留的痕迹。
在原始人群中，“爱情”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可以想象早期人类的行为也有与动物相类似的情况，一如动物用嬉戏和爱意的追逐来实现交配。动物为获得配偶也有争斗，基本是“非暴力”的。但人类的“智慧”使得他获得“爱情”的手段与动物相比有时显得文明些，有时却更加残酷。部落之间缔结婚姻显然比部落内部通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有益处，如果婚姻能够通过协议达成当然比动物文明；如果不能通过协议达成就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如战争，这显然比动物残酷。在文学作品如童话故事里也发生动物之间的战争，在真实的世界里动物个体的狩猎行动更是普遍的，而群体动物之间的“战争”很少见。战争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流血的战争使一些人失去了生命，也使一些人获得了比祖先更有智慧和外表更健美的生命，因为与外邦女子的血液融合显然比近亲繁殖更可能诞生优秀的后代，这一点早期人类肯定经验到了。这种经验或者保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的某些片段之中——我们对亲族人的“爱”与对非亲族异性的“爱”完全不同。这种因婚姻引发的战争直到荷马记录的英雄时代依然存在，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所劫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而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为种族延续而大肆抢劫萨宾妇女，罗马人也不惜要和萨宾人大动干戈。战争对于人种的优化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作用，最初人类文明的交流就包含着血缘关系的交流。文明早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语言的种族之间，战争是实现其文化融合、血缘融合的方便快捷的高效率方式，尽管是残酷的方式。由此说来，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可能流淌着几滴“蛮族”“强奸者”的血，不管你是自视何等高傲或圣洁，是无法做得了祖先的主的，这就是人作为历史性的人具有的自出生来必须承接而不能选择的历史性脐带。远古祖先的历史遗存像冰山之水面下部分潜藏在人类楚楚衣冠背后的深处——这是弗洛伊德关于历史存在保存在人类个体潜意识中的观点。古罗马的角斗比赛因东方老人（一位人类文明的圣徒）阿利马修斯的劝阻和牺牲才被罗马皇帝霍诺留于公元402年下令废除，可当今世界的重大拳击比赛往往吸引数亿人的目光。指望全世界人都成为圣徒显然是不明智的，只有青年们血气方刚的激越豪情在经历适当的释放之后，他们才能眺望到理性哲学的修道院。这是一个难于抄近路抵达的过程，正如人类文明史的路程一样。人类的欲望固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渊薮，可是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动力，是一代复一代人类不枯竭的激情与进取精神的源泉。
人类的征服欲和复仇欲显然比单纯的生物性欲望高级，生物性欲望只是停留在对于饥饿、性欲的满足。某些动物（如大象）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的复仇欲，但毕竟比较微弱或短暂，容易淡忘。它们（如牲畜）对于我们与我们祖先对它们与它们祖先的屠杀似乎没有记忆，也就不可能激起它们的仇恨与反抗。人类的征服欲不断激发与释放的结果是通过人类之间的征伐把人类个体归属为一定地域内的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而部族、而民族、国家；而人类的复仇欲其实反映了人类对于正义的渴望，没有复仇欲所激发的对正义的渴望，人类的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国家内部法律和国际条约以及普遍的道德律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的征服欲与复仇欲交织出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复杂矛盾，而且作为其矛盾极端化的战争本身和结果往往超出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征服欲和复仇欲的满足，文明融合似乎是战争的副产品，而其实是主要成果，这好像是上帝的巧妙而神奇的安排，如同人类传宗接代这样重大且繁难的事件通过男女之间欲望满足——肉体引擎的简单机械运动来实现一样，儿童的诞生显然不是爱情的副产品。古代城市文明的兴起聚集了分散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融合，城邦国家之间的大范围文化交流与融合依靠贸易，也通过战争。围绕城市所建立的坚固城墙本来是为抵御入侵的，但没有一座坚固的城墙不因战争而毁灭，胜利者又在废墟上建立新的城市，新城市仿佛期待新的征服者。欧洲学者试图寻找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城的遗址，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立克（Hissarlik）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经挖掘发现文明遗存竟有九层之多3，这意味着在绵延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特洛伊有九种文明经历了建设与毁灭的轮回过程。人类所有的物质文明最终总因战争或自然灾害而毁灭，惟一幸存的似乎只有历史文本里的寥寥数语。假如人类文明历史中没有战争，那将使文明大失光彩，很难想象中国的《史记》、古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犹太人的《圣经》、荷马的《伊利亚特》等文献在战争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时将是什么样子。可能这些伟大的文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类历史学的历史使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成为审美的对象，战争尤其是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因为广义的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著作，也是民间艺人说唱的话本和偏远地区戏台上帝王将相的演义，因而是美和崇高的古老象征。古代庙宇和帝国的光荣固然因战争而不复存在了，但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太平洋岛国上的人区别开来的是前者记忆中的历史。人类所继承的历史文明本身其实就包含着战争的遗产，我们无法把战争的野蛮从文明遗产中捡出来扔掉，战争的记忆使和平成为理性的向往，这种向往的可贵是因其根植于历史的资源，所以区别于野蛮人的天真。
代表人类科学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的发起人瑞典的诺贝尔先生（1833～1896）的成功和诺贝尔奖的名声典型地比喻了人类战争与文明的某种关系——火药毁坏了生命财产同时也赞助了科学研究。诗歌、音乐、绘画所歌颂的一切伟大爱情如果没有人类性本欲的支撑就无法实现，这说明我们人类无论显得多么高尚还是不能把自己和动物截然分开。战争激发起英雄崇拜，伟大的爱情总是钟情于恺撒、拿破仑，而不大可能钟情于栖居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尽管亚历山大在躲开照耀第欧根尼的阳光后不无羡慕地说——要不是帝国繁忙的公务，我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第欧根尼。战争说明人类不是天使，战争说明人类就是他本身——精神性的高级动物。当然我们人类和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有图书馆，它们没有。
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西方媒体公认的伊拉克战争造就的谎言家）有一句话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们的祖先制定法律的时候，请问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你们的祖先在哪个山洞里吃肉呢?萨哈夫的意思是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制定《乌尔纳木法典》、古巴比伦人制定《汉谟拉比法典》的时候，欧洲人以及生活在美洲的美国人（欧洲移民）还处在野蛮时期4。然而古代文明的光荣除了历史的遗迹供人们凭吊外，其本身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汉谟拉比法典》无论如何不能约束美国的第三机步师向巴格达挺进。
文明的中心在世界历史上总是飘忽不定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各文明古国在公元前的五千年里此起彼落、争奇斗艳。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仅就其声誉来说甚至远胜过现代美国已经倒塌的纽约双厦，亚述人的军事力量在彼时世界历史中可比拟现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人工建筑，它曾经是使入侵者望而生畏的中国的“NMD”5；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傲视世界，地下法老的咒语依然无比威严——死亡将张大翅膀飞向敢于打扰法老安宁的人6。在公元后的两千年里，中华汉唐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轮番扮演世界历史舞台上文明的主角（中国汉朝及欧洲罗马在时间上都是跨越公元前后的帝国）。然而就像花朵最艳丽的时刻也就预示着它即将枯萎一样，文明之花似乎也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季节开放凋零、凋零开放。在此过程中，战争总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
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完全以超越的态度否定战争不是理性的态度。应该对具体的战争有所区分——“罚无道”的正义战争与非理性的邪恶战争，也许某些战争二者总是兼而有之的，但为了看清历史的脉络，应该首先建立这样两极鲜明的坐标。
武王伐纣是典型的“伐无道”的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战争周武王号召起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部族，促进了民族间文明的融合，再次夯实了华夏文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周武王的愤怒、阿克琉斯的愤怒、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愤怒虽然起因不同，但都是理智的愤怒，而不是狂暴者的愤怒，是人类历史中正义和善的元气。在荷马史诗中，阿克琉斯不满统帅阿伽门农的专横贪婪，发泄愤怒，威胁退出对特洛伊的战争，使联军遭到几场战斗的失败，阿伽门农不得不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并最后向阿克琉斯妥协。有学者认为阿克琉斯的愤怒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先声，荷马通过阿克琉斯的愤怒教育了希腊人，民主政治因此缘起7。然而对于周武王来说，他面对的纣王可不是阿伽门农，而是无道残忍的暴君，纣王无道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把任何批评建议都当作对自己的猜疑，其心理已经严重变态。他不仅把敢于直谏的比干（纣王叔父）剖心而死，而且传说其“酒池”、“肉林”的行为以当时的历史标准衡量也都是大悖人伦的。周武王何尝愿意发动战争，但对于如此野蛮的异类，不发动战争何以显示上天的正义呢！周武王行军途中天降大雨，有人向武王询问天意，他瞭望天空回答说，这是上天为我们在讨伐残暴统治者之前把我们的兵器先洗一洗呀。武王简洁的话语“雨洗兵”8真可谓天籁，伟大的激情因此荡漾在士兵的胸中，武王坚定的精神力量使泥泞的道路变得平坦而神圣，兵器的闪光让军队显出正义和庄严，残暴的商纣王的死期注定了。像荷马史诗教育了古希腊人一样，司马迁无韵的史诗也教育了中国人，中国人正义而悲悯的天性与这种教育有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讨伐罪恶统治者的战争中，“伐无道”典型地反映了有别于西方民主意义的“东方民主”意识。
如果说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的战争，那么希腊波斯战争对于希腊而言可视作是“卫道”战争——希腊人保护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战争，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抵御了强大波斯人三次大规模入侵。在那时，波斯帝国的威胁曾增强了希腊各城邦的凝聚力，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盟对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城邦民主政治对古老君主制的胜利。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是被爱琴海的飓风打败的；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挫败大流士第二次进攻，显示了希腊人的威力，直到今天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中可以记起雅典报捷战士那句感人至深的话：“雅典得救了!”这是雅典的福音，也是人类文明得救的福音；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发动了空前规模地入侵希腊的战争，斯巴达人防守温泉关失守后，雅典统帅地米托克决定主动出击，他设计把波斯舰队引入萨拉米斯海湾，希腊舰队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把庞大的波斯舰队全歼了，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萨拉米斯战役雅典拯救了希腊，从此雅典在希腊崛起。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为人类文明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星斗，在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