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雪拥蓝关

作者：王开林

字体： 【大 中 小】

　　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由两百多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境内，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地方官理应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云南巡抚岑毓英为人险躁，对这些不速之客表面上热情款待，并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事后，岑毓英又以不实之词谎称马嘉理为当地野人所害，意在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干休的，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他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弄了个水落石出，证明曲在我方，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年（1876年）秋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共计十六款的《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借路给英国（一是由缅甸入云南，二是由西藏到印度），中国向英国商船开放多处内地口岸。此外，还有一项附加要求，清政府必须派出一位一、二品实授大员远赴英伦，向英国政府当面道歉。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屡屡吃亏认栽之后，虽羞忿交加，但好在尚未失去最后那点理性，决定将坏事变好事，干脆就汤下面，任命这位出使西方的谢罪大臣为首任驻英公使。当年，这差事可不是一个抢手的香饽饽，谁得到了它，就将遭致千夫指戳万人唾骂，往坏处想，甚至可能声败名裂。满朝文武莫不视之如畏途，谁会愿意在此群情汹汹的当口，去充当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冤大头？但令朝野惊诧的是，居然有人挺身而出，送肉上砧板，他就是“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的兵部侍郎郭嵩焘（1818～1891）。由于郭嵩焘曾针对“马嘉理案”弹劾过云南巡抚岑毓英，指责岑不谙事理，“持虚骄之气”而“贻累国家”，建议朝廷重惩此人，以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因此，委任状一发表，郭嵩焘即刻变成了箭垛似的人物，招来如蜂的利矢。在郭嵩焘的故乡，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强烈，他更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有人撰联以阴损的语气责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联语引经据典，作得精彩之至，骂得也痛快淋漓，却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晚清算什么“尧舜之世”？英国人也不是嗜血的恶魔。郭嵩焘不乏胆气，他敢撄众怒，上疏批评那些浅见短识的士大夫，“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恃虚骄，于国有害无益”，郑重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其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迄至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的国门被洋人的重炮轰开已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却依然是幼儿园水平，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才派出自己的第一位驻外使节。按说，郭嵩焘破天荒地出任驻英公使，即算不是喜事一桩，也不是什么丧事，可他的家人却将此行看得十二分晦气，满门老小没一个脸色晴朗的。惟有郭嵩焘本人颇为乐观，他早就想知己知彼（“通知洋情”），不愿夜郎自大，做一只趾高气扬的井底之蛙。
　　清朝早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前后赓续，却是换汤不换药，更形象一点说，无异于“漏船载酒泛中流”。既然船（中学）是破的，人再聪明酒（西学）再好，又能受用几时？可悲就可悲在，当此紧要关头，力图自强自救的国人却没能及早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却仍在“夷夏之辨”——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¹——的八卦阵中兜圈绕弯，不得其径而出。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全摆在明处：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华夏为尊，夷狄为卑；华夏为上，夷狄为下；以夏变夷为顺，以夷变夏为逆。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势和惟一的遮羞布，无人置疑，更无人将它戳穿撕破。按照这个逻辑，满清发迹于关外，原属夷狄，征服关内、统治中土应算是以夷变夏，所以明末清初一些崇尚气节、严夷夏之防的知识分子（诸如顾炎武和王夫之）抵死也不肯承认满清为正统王朝。然而，满清二百余年君临天下，早已积怯为勇，积健为雄，不再疑惑，不再尴尬，敢自居为天朝上国，对更远更外的异邦持一种盲目的轻视之心，甚至当国门被洋人当成了厕门之后，这种可怜而又可笑的优越感仍然毫发无损。在他们看来，论船坚炮利、铁路轮机、声光化电，西方远胜于中国；论典章制度、政教道德，无疑是大清帝国更为完美，洋人难望我项背。李鸿章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且与洋人接触频繁，他的见解却不过尔尔：“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²张之洞也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他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³有这样尊贵的衮衮诸公作大护法，“天朝中心”的童话更歧变为“西学中源”的神话。不错，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火药，却只知用它造鞭炮做礼花，洋人却用它制成了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利器；中国人也老早发明了精密的罗盘（指南针），却只知用它选墓址卜宅基，洋人却用它航海探险，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后，被动挨打的清王朝其忿在色，其怯在心，外交上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驼鸟政策”，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当局“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妄肇衅端（杀马嘉理、杀外国侨民、杀传教士等），其结果必然是“贻祸天下”。洋务派有求变图强之心，可是舍本逐末，只在“造船制器”上下功夫，对僵化偏枯的政教，对根子上的症结却视而不见，讳疾忌医，不肯或不敢狠下“虎狼药”，痛下手术刀。这样偏瘫着办洋务，虽然办得热热闹闹，又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郭嵩焘语），中国地利尽丰，人才尽足，没有好的政教，纵然具有富强的表象，仍是白搭，何况连这个表象也不具备。洋务派的领袖们对大本大原不敢触及，对政教风俗不敢变更，只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点点缀缀，郭嵩焘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郭嵩焘是一位怀疑者，一位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标本兼治的“药方”。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便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是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准自己正确的定位。他认为，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很难顾盼自雄。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他的话显然是针对国内洋务派领袖们而言的，他们对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郭嵩焘对中国浪费人才的现状尤其痛心，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之不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而“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因此要挽回一世之心，兴办实学乃是当务之急。可是天朝上国的办事效率实在教人不敢恭维，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有此议，可延宕至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官方才创办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难怪郭嵩焘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开列进度表时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也有悲观，他认为中国至少得用四百八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可望成为世界上的富强之国：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的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学校，一百年方能树艺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年趋于大成。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一位出了名的急性子，然而这一回他居然变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低调，如此有定性，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煞费思量。
　　郭嵩焘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汉官威仪，觐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同时，他勇于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一律行握手礼；听音乐，看曲目单；游甲敦炮台，穿西装；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使馆开茶会，让夫人（梁氏）出面接待。郭嵩焘公使这些通权达变的行事方式却都是刚愎自负的冬烘先生刘锡鸿副使看不惯的，他在寄给满清朝廷的报告中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还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似乎只有他这位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副使才是天朝尊严的坚强卫士。
　　郭嵩焘的言行思想的确不合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在朝野名士的眼中，他始终是个异端。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洋务派领袖们主张工商业官办，他却主张工商业民营。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他基于“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的认识，将自己出国途中备述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成册，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对国外的政治、军事、科教和民俗多有赞语，相比之下，对国内情形多有微词，这下可就惹恼了那些天朝完美论者。须知，朝廷中不乏嗅觉灵敏而又“深明大义”的铁笔御史，他们早就看得郭嵩焘鼻歪眼斜，正愁手头没有上好的题材，这下他自动撞进网来，还能不严章弹劾？不说“叛臣贼子”，单是一个“有二心于英国”的罪名，就足以让郭嵩焘吃不了兜着走。就这样，清政府勒令将此书毁版禁印不说，这年年底还解除了郭嵩焘的英、法公使之职，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前往接替。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