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谁有迷魂招不得？
作者：林子明
字体： 【大 中 小】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