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作者：丁 东 高增德 智效民 谢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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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这一时期，随着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不断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步开阔，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引发了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认识，在思想史、科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些研究所带动的相关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历程，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想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来推进我们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最早是何家栋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何先生说：“‘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几岁的差异。”
智：近年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对于“一二·九”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来完成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足够的丰富性。尽管这一群体最后的思想倾向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他们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谢：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件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历史的完全真相。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说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为基础，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高：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丁：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在抗战期间和以后形成，而且那基本上是以一个学术为主的群体，到了四十年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杨联陞、邹谠、何柄棣他们，当然就有了留学的可能。“一二·九”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起来救亡的，国家都快要亡了，还谈什么留学，就这一点而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很感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当年那些思想倾向居中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在运动之后去外国留学了。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就说过运动之后，蒋梦麟虽然开除了一些学生，但暗中又给那些人送了一些钱，好多人就是拿了那笔钱去留学的。还有参加“一二·九”的一些学生，最后是去了西南联大，像王瑶。当然“一二·九”的领导人物，如黄敬、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李昌和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的经历，但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一批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说过，八十年代初，一些当年留学美国成了科学家的人都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谢：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看，“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四，第二次就是“一二·九”。而每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她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青年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不过，“一二·九”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比他们要复杂得多，因为五四的领袖是大学教授，而“一二·九”的领袖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则倾向于暴力革命，这与他们深受俄国马列主义的影响有关系。参与“一二·九”运动较深的大学教授如张申府、杨秀峰都是有革命经历的。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五四的启蒙，最后被救亡压倒了。
智：五四以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思想抬头，胡适他们那时已对青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九·一八”以后，因为胡适低调，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批评，这可以吴世昌给他的那封信为代表。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青年的思想倾向。千家驹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帮了很大的忙，但他后来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都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可见那时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我要特别说一句，五四是没有组织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说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留学问题，可能与清华1925年改制有关。过去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她的学生肯定是要出去的，而改制以后，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当时有一种倾向是，认为清华改制以后，就不必留学了。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其实我们后来许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都可以从“一二·九”中找到源头，比如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路的思想，“到农村去”的口号，就来源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
丁：“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唱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当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了六寄《北方青年》，都没有改变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全文引了顾准当时以吴降枫署名的一封信。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1937年1月7日，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给王芸生的信，可以说是有组织背景的。
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而言，近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见识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因为顾准是受难以后才成为思想家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多数走上了学术道路，特别是徐高阮和王永兴，后来都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1957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王永兴对自己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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