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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
作者：吴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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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何事?想来不会是什么军国大事。老宫人们多年幽居深宫，隔绝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无多。闲话的主题怕是宫中琐事、饮食起居、春花秋月，诸如李隆基和妃子们的交往啊，虢国夫人的美艳出众、淡扫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亲自”冒着严寒酷暑演奏乐器啊，等等。
现在我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些琐事，类似这种闲话。当时我是一般的编辑，报社高层大事，诸如事业的擘画、人员的升迁，绝少与闻。耳边吹到的一点风声，也不宜形诸笔墨的。因此，本篇所述仅为当时见闻的一些琐事，为喜欢搜罗《大公报》轶闻旧事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些谈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报》，从1902年到1949年，约经历半个世纪。近年来对其历史功过聚讼纷纭。好在有近五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可以复案。近读曹聚仁回忆《立报》的文章(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称《立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评价颇高。文章说，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天津《大公报》，《立报》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可见这位作家、老报人对《大公报》的充分肯定。又据闻，天津市近年社会上有把“南开(大学)、永利(碱厂)、《大公报》”列为天津市人文三宗宝之说。可见，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心向背，不可轻忽。我这篇短短的闲话，只叙述解放初期《大公报》的一些琐事，无力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插几句话。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雨雪霏霏》，叙述我和一些《大公报》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书的开头，我简述了《大公报》的历史。出版以后，一些读者来信评论这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报》的问题。有人问，《大公报》现在如何了?有人问，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迫停刊，为谁所迫?又是怎样停刊的?等等。
《大公报》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报人因为常常提及这份报纸，曾被讥讽为阴魂不散。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忘，阴魂之说未免有伤忠厚。我所能告诉读者的，是《大公报》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陆被迫停刊的过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是被红卫兵勒令停刊的。那么红卫兵是个什么东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威?那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只能留给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这里所说的《大公报》，特指上海《大公报》北迁和天津《进步日报》于1953年合并组成的《大公报》，到2003年，适值五十周年。两报合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两报合并初期，《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时筹划在北京建房，准备搬迁。
据传达，当时报纸接受的任务有十六个字：“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经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的国内联系范围是：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担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
报社组建初期，领导层人员设三长四总。三长是：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四总是：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孔昭恺、李光诒、赵恩源。
合并初期，报社虽然设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门的指导。王芸生和李纯青两位社长坐镇北京办事处，另一副社长孟秋江则在京津间穿梭奔走。可以说北京办事处是报社的指挥中枢。
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间，具有相当规模。不久，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
北京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社长办公室设三位主任，主任为刘克林，副主任为潘静远、姚仲文；三个编辑，为贺善徽、王昊天、吴永良，一个秘书，为廖毓泉。国际组组长张契尼，副组长苏济生。贸易合作组组长蒲希平，副组长萧离。工商组组长姚仲文，副组长戈衍棣。进入1954年，副刊组(组长刘北汜)、资料组(组长张篷舟)也迁到北京。天津编辑部只余下总编辑张琴南和副总编辑孔昭恺、赵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总编辑李光诒则坐镇上海，兼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二)
1953年两报合并之初，《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设在王府井大街北口兹府胡同一个小三合院里。北屋一个大通间，记者们集中办公。西间是王、李两位社长的办公室。东间为单身汉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参加刘北汜领导的婚姻法宣传小组，这个小组里还有王鸿、萧凤等几位。我从这个时候起就得以时承王芸生社长的謦咳了。
王芸生的大名，对于我这个抗战时期在四川读过书的重庆《大公报》读者来讲，可以说是早已如雷贯耳。抗战胜利以后，随学校迁回上海，接着看上海《大公报》，看《大公报》的社论，看王芸生发表的署名文章，诸如《我的人生观》、《我看学潮》、《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统与均权》、《北归杂记》等等(参看周雨著《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文笔犀利，汪洋恣肆，关注国事，忧心民生。其主要观点是贬斥专制，鼓吹民主，我以为这是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的主导观点。虽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在《一统与均权》中，为秦始皇式武力统一的独裁者们所做的精神画像：“集权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1947年春，他访日归来，倡导反美扶日，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师生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名人。他由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亲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报》人萧乾陪同，在学校大礼堂演说。敦实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讲话语调平缓，措辞坚定有力。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讲话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当他说到要打击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时，挥动着右臂说：“你们看，要打击左半边，不是要挥动右臂吗?”
从1947年到1953年，六年过去了。王芸生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
记者临时集中使用的大办公室，由几张桌子拼成两组，条件比较简陋。王芸生几乎每天都踱步到大房间来巡视一下，有时候会问刘北汜：“北汜，这两天工作进展如何?”身材高大、曾任上海市文联副秘书长的刘北汜，这时总是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笑着说：“王先生，您请坐，我给您汇报一下。”然后有条不紊地汇报记者们采访了哪些对象，得到了哪些材料，预计可以写一些什么稿件，讲得十分详细。王芸生常常插几句话，表示可否。
小组的记者后来写成了一些稿件。他听说以后，一天下午，走过来要了几篇稿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戴上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修改起来。他改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改后，还要对记者谈谈意见。一次他改完萧凤的稿子，让萧凤坐在一旁交谈。他夸萧凤的字写得好，问是不是练过赵体。然后他夸奖萧凤文字隽永，就是虚字用得多了些，说：“我删了近两百字，都是虚字。”其他人的稿件，他都坦诚地作过指点。
搬到史家胡同以后，房屋宽敞了许多。但他和李纯青二位仍然在西院最后一排北房中各占了一小间，而且是里外间，李占里间，王占外间。社长办公室则占同排房的西边一大间，和他们相隔一间会客室。
社长办公室逢周一有例会，两位社长必来参加。王芸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听各组汇报。虽然财经报道的业务性强，相当枯燥，但他总是认真听，毫无怠意。
对碰头会上落实下来的重要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询问下落。分到他手上审改的稿件，及时处理，从不拖延。即使是节假日，有稿件需要处理时，他一样到办公室值班。他黾勉奉公，视报社如家，深受大家的尊重。
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组织全民讨论，成为全国当然也是报社的头等大事。王芸生踔厉风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他曾经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他盼望了一辈子的大事。对宪法宣传，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他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从拟订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一上班，还常常翻阅稿件，把认为需要亲自处理的拿走。《大公报》老作者的来稿则必亲自处理。
一次，报纸刊登了《大公报》老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家沈尹默的文章，稿费没有及时开付，老教授来函询问。王芸生手持沈的信件，在办公室和大伙说笑话：“沈尹默来信查稿费，先别给他开，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他的字很值钱的。”那段时间，他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对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满怀热望。彼时彼地，他可能已经淡忘了自己对封建专制作过的犀利分析，更没料到其后几十年间宪法的种种际遇吧!
那两年，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静，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在蓄势待发阶段。报社内部少有大型集会和听政治传达一类事情。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报社忽然集合全体，在用玻璃隔扇围成的走廊里开会，由王芸生作传达报告，而且事先并未透露内容，令人稍稍感到空气滞重。
会议开始以后，王芸生严肃地站起来，传达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听到的精神，并且宣布纪律：不许外传，不许记录。那一天他传达的内容，即著名的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他站在那里两手空空，全凭记忆，叙述得却十分详细。他讲了会议开始时，梁怎样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整个过程王芸生传达得有声有色，令人有亲历之感。
不过，那天大会传达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细节。毛泽东在批判梁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后来听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曾宴请毛泽东。酒宴上，毛、王有过这一段对话，至此时隔已经八年之久了(参看王芝琛著《百年沧桑》中《大公报》与重庆谈判部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还听说，王芸生当天开会回来向少数大公报老同事转述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内心十分惕息，但不久即平静。真正令他惶惶不安而又幸免于难的是“反右”和“文革”两番暴风雨。在1957年反右以后，他就被通知不再参与报社业务领导，那已是后话了。
1954年秋天，我奉派到重庆采访，半年后回京，已是1955年春夏之交。报社形势丕变。副社长李纯青和总编辑张琴南相继离去。中共上海市委的官员杨永直进社任副社长，主持全面工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前院的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王芸生离开了多年桴鼓相应的老友李纯青，茕茕孑立地坐在原来的小屋里，虽然还担任社长职务，但已不大过问编辑业务了。
(三)
1953年和王芸生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李纯青，时年四十四岁。上海报社的年轻同事称他为李先生或纯公，年纪相近的则直呼其名。他生于台湾，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经考试进入《大公报》，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现身新闻界。
李纯青中等身材，步履安详，衣冠简易，一望而知是书生型的人物。和王芸生同时出入，他总是走在王的后面，从不越雷池一步。
熟悉他的同仁都认为他的工作很有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对经手的稿件常常苦改不已。《大公报》的才子之一刘克林，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有一次，他把王、李二位社长修改稿件的情况加以对比，说：“王先生改稿子，圈圈点点，稍作删削，我喜欢。李先生把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令人欲哭无泪。”刘善于夸张，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我确实看到过他所说的改得体无完肤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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