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一种痛苦的灵魂
作者：吴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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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流传于国内，引起国人甚至一些党内人士的震动。
斯维特兰娜在她的两本书里，通过对家庭往事真诚痛切的追忆、反省，呈现出铁幕政治下一个正常人追求人性时辗转哀号的痛苦，以及她何以在中年抛子弃女，离开家国叛逃西方世界的精神历程。身为“红色公主”本可养尊处优，过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为此而一生付出沉重代价。但她的选择却完成了一个人对自由理想价值精神的追寻。
这两本书的价值意义，绝不仅为一部特殊的家史。其丰富而详尽的资料，为历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时期，乃至前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留下了重要的材料。
昆德拉说过：“个人的悖论和历史的悖论惊人的一致。”环境制约个人，现实格局人生，斯维特兰娜命运的磨难也是历史的荒谬和不幸。
自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握政权到其去世的前苏联时期，他到底杀了多少人？这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据有关资料披露，除早期的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洛维也夫被关的关、杀的杀而外，清除行动在1937年、1938年达到高峰。被消灭的光红军指挥员和政委就有几万人，被清除出党的党员有二百一十万人，因政治原因逮捕的有五百多万人。向一切想象中的敌人开战，这便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疯狂时期。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很难想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总书记竟如此仇恨共产党！从对肉体到精神的专政，让每一个公民恐怖，把每一个人变成战战兢兢的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最成功的政治。这种杀戮与恐惧甚至走进共和国的“第一家庭”。首先是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神秘自杀。死前她给斯大林留下一封遗书，很快就被毁掉。据家里人后来告诉斯维特兰娜，那是一封充满了可怕控诉和谴责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封政治决裂的信件。在此事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斯维特兰娜的巴维尔舅舅自杀，斯瓦尼泽舅舅被捕几年后被杀，玛利亚舅母狱中闻讯死去，姨父雷斯登被捕杀，还有因为“知道得太多”的巴维尔孀妻被捕，安娜姨妈被关疯，更不用说战争期间哥哥雅科夫之死和嫂嫂尤丽娅被关押。这一连串亲人的黑色死亡，对青少年时期的斯维特兰娜不能不留下巨大创痛的阴影。而心灵的阴影会跟随人一生不可抹灭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便是她中年成熟后写成的。她在书中说到了母亲和亲人的死亡：
我常想，如果她没有死，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她是一只绑在战车上战战兢兢的鹿。
在父亲的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落入这个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
关于斯大林的残忍动机，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追求荣誉、优越感，实现和扩张个人意志，其根植于人的灵魂深处的便是情欲的满足，而情欲所特有的兽性就有着毁坏性的力量。正是权力把斯大林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使得权力不受约束，产生了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或超人，才是遭受恐怖政治的真正原因。从希特勒到中国秦始皇，他们都是制度的产物，他们都是一些出色的刀斧手而已。
斯维特兰娜虽贵为“公主”，何尝又不是刀斧下的一只羔羊?她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一名犹太裔的电影艺术家，初次品尝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恋，仅仅才和艺术家在莫斯科大街上溜达了几次，那位倒霉的恋人便以间谍罪被关押十年，永远逐出了莫斯科。
像母亲一样，斯维特兰娜有着俄罗斯女人的敏感、善良，她热爱音乐、文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为她日后成熟理性反省人生有极大帮助。成年以后，这位有着丰富人性的俄罗斯女儿越来越睁开眼睛，认清了社会的悲惨现实，灵魂与情感离开残暴的父亲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决裂。她三十七岁那年，在有两次失败婚姻的情形下，认识并嫁给了一位衰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辛格出身王公贵族，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气质，并为她带来了甘地“非暴力”、“坚持真理”、“不与人恶”的印度智慧，以及来自苏联以外世界各地的自由精神之气息。这是一个和她父亲完全异质的共产党员：凶狠与善良、暴戾与宽厚、虚荣与朴实、权力的力量与灵魂的力量。也许是对比太强烈了，斯维特兰娜被温和略带忧郁气质的辛格深深吸引。就是这个辛格告诉她，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的一些事件，是法西斯的重演。此时斯大林去世已十年，斯维特兰娜的身份却并未有多大改变。而对他们的结合，苏共当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极力阻拦，直到三年后辛格死去，也未正式批准斯维特兰娜和辛格的婚姻。她的心灵又一次遭到制度粗暴的蹂躏。后来她在《仅仅一年》中写道：“我们真没想到，居然和国家干上了。‘青铜骑士’重重地抡起铁拳，朝着那个安安静静带角质眼镜的人冲过去。在沉重的铁蹄下我们是无处逃生的。”
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的不幸，亲人们的死亡，使斯维特兰娜不无柔弱的心创深痛巨。她从自身血泪斑斑处，认识到了事情的本质缘由。待辛格死后，她借送骨灰回印度之机，叛离苏联，完成了对人性、自由生活的追寻回归，难道不是情理之中的事么！
生活与现实，人性的逻辑，比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或主义更能照亮人的眼睛，打开通向真实的道路。当一种理论或主义的实践致使千百万人遭受痛苦和灾难，它有什么理由要人依然供奉它如神明？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的尊严、良知和道德的价值至高无上，世间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戕害无辜生灵更为罪恶卑鄙的呢!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说：“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斯维特兰娜饱经辛酸，中年以后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内心起了更大变化。宗教中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戒杀”的律令，还有对仁慈、谦恭、平等爱人的教义，使她找到真理、灵魂存在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
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别人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的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的人们，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我，从精神囚禁中获得解脱过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过程顽强不懈进行着。真理滴水穿石，透过了花岗岩。我不仅逐步对父亲的独断专行有所认识，而且也对他亲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万无辜牺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渐渐明白，不管那些同谋犯如何煞费心机，他们也不能逃脱罪责。这时，那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大厦，一下从上到下散了架。
野蛮也许可以打败文明，暴戾也能残害无辜，专制可以置异端于死地。然在谎言和暴力肆虐的同时，天地间有一清明之气，我们仍然确信还有一种高于一切的力量，那就是对诚实、仁爱和真理的信仰。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消长进退中艰难前进的。冥冥中，上帝找到一个女人为他的代言人，斯维特兰娜的这两本书便是人性战胜暴力的宣言书。拒绝谎言，说出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特殊的证词，她竭尽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