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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人生（三）

作者：魏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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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与扬二车娜姆
　　
　　大雨猝然而下，街上的行人纷纷躲到就近的商店里。这时，一位浑身湿淋淋的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躲进费城百货商店。年轻的职员菲利注意到了这位老妇人，他对她说：“夫人，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老妇人莞尔一笑：“不用了，我在这儿躲会儿雨就走。”然老妇人另有所悟地在商店里转悠起来，想买点什么，以便给自己躲雨找个理由。菲利看出了老妇人的心思，安慰她说：“夫人，您不必为难，我给您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门口，您坐着休息就是了。”雨过天晴，老妇人向菲利道了谢，并向他要了张名片就走了。
　　几个月后，费城百货公司的总经理詹姆斯收到一封信，写信人要求将菲利派往苏格兰收取装潢一整座城堡的订单，并让他负责自己家族所属的几个大公司下一季度办公用品的采购任务。詹姆斯为此震惊不已，因为这一封信所带来的利益，相当于他们公司两年利润的总和。当他以最快的速度与写信人取得联系后，方知这封信是一位老妇人写的，而她正是美国亿万富翁“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母亲。
　　詹姆斯马上把时年二十二岁的菲利推荐到公司董事会。当菲利收拾好行李准备去苏格兰时，他已升格为这家百货公司的合伙人。几年后，菲利以他一贯的踏实和诚恳，成为“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左膀右臂，进而成为美国钢铁行业仅次于卡内基的富可敌国的灵魂人物。
　　与菲利有着类似传奇经历的，是来自云南泸沽湖畔摩梭族女子扬二车娜姆。据说，娜姆初到美国留学时，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到餐厅打工。一天，一个面容憔悴、神情凄苦的老人，为躲避外面的狂风走进娜姆打工的餐厅。娜姆就像菲利做的那样，搬了一把椅子给老人……两个月后，这位老人交给娜姆一封信和一把钥匙，信封里装着一张巨额支票！
　　一篇文章，把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讲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爱所带来的“丰硕果实”，这样就不免给人一个极坏的错觉：只要你及时行善、随处使美，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鉴于人皆有惟利是图之心，我要说的是，当你看到类似故事时，切莫以为每把椅子下面都有金矿。通常的情况是，你搬动了一千把椅子给人坐，也未必能得到你刻意所求的东西。届时，你的心理很可能就会失去平衡，就会恨那些接受你美意的人——而你所恨的人，或许人家压根就不需要你的椅子。
　　回到菲利和娜姆的故事上来，我想他们当初或不曾想获得什么回报，只是出于一种爱心的自然流露罢了。既使这样说，我们也不妨给这两个美好的故事（包括其他笔下的真善美的东西）一点怀疑。我的看法是，菲利和娜姆的故事，其蓝本或许是有的，然也不能排除“滥美主义者”为了文本立意的需要，而把“草本故事”加工成“赤金故事”（一些写手为了稿费，常常编造一些所谓美的“教义”去害人）。给了这点怀疑后，两个故事中的椅子也就不致于像诱饵那样，使人误入“行善→无果→失望→憎恨→厌善”的圈子里去了。我想，人活得正常点、自然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坏处。
　　
　　鲁奉节与蒂布帕
　　
　　这是两个有趣儿的故事¹，一是余秋雨讲的，说在1957年6月27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被盗，除丢失首饰和相机外，更有两页重要军事绝密笔记被撕走。案件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派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前去侦破这一军事谍报案。然而，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案情却毫无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这时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此人祖上数代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又到英国学过现代侦探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恰在此时，鲁奉节正陷入“右派分子”的政治麻烦中,只好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到那位被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点就召集会议宣布了自己的判断结果：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盗窃案，而且与军事谍报没有任何关系。
　　当大惑不解的人们问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时，鲁奉节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的那两页笔记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比如作案人内急，用它擦了屁股。听者哄然而笑。第二天查证的结果表明，鲁奉节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两页绝密军事笔记，确被小偷充当了手纸。
　　第二个故事是德国的黑贝尔讲的，他说一个来自军队里的陌生人，走进塞格林根的一家酒店，样子很不好惹地对老板说：“给我找个理发师来！”老板诚惶诚恐地即刻找来一个理发师。陌生人对理发师说：“给我修修面，修好了，大爷我赏你四块钱；可如果刮破我的脸皮儿，我就一刀捅死你，要知道，你可并非头一个哟。”说完，把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放在一旁的桌子上。理发师一听就吓跑了。老板又找来理发师的大徒弟，大徒弟一听陌生人的威胁，也吓跑了。最后，老板很是无奈地找来了理发师的小徒弟，陌生人照例威胁了一番。结果，小徒弟蒂布帕二话没说就开始给陌生人刮脸，他根本就没有去想那四块赏钱跟身家性命的关系，一会儿就把活干完了。陌生人站起来，在镜子里把自己端详了一番，心甘情愿地赏给蒂布帕四块钱，然后问道：“小伙子，是谁给你胆量替我刮胡子的？你的师傅和师兄都吓跑了啊。须知，你只要刮破我一点儿脸皮，我就会一刀捅死你。”
　　蒂布帕笑嘻嘻地说：“老爷，您才捅不到咱哩，只要您一哆嗦，就说明咱把您脸皮儿刮破了，那时咱就会抢在你前头，用剃头刀在您的喉管上一割，然后拔腿就跑。”陌生人一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心想：我的老天爷，原来自己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理发的呀！他庆幸那个小徒弟有一个从容不迫的心态，才使他免遭一劫，于是又赏给蒂布帕四块钱。
　　读完这两个故事，你不认为它们有某种联系吗？以我看，这联系就在于：一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上来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而另一些人（极少数），一上来就把别人弄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先说第一个故事，仅仅“苏联军事专家→失窃→绝密军事资料”这几个要件，就足以把问题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复杂程度，人的思维一旦上升到顶极层面，就不会再有既定思维之外的判断，实际也就是主动丧失甄别力，这叫意识自阉。沿着这个思路走，问题只会向更复杂、更宽泛无边的层面升级，诸如国际形势、军事动向都成了综合分析和判断的对象，而且每一分析和判断几乎都不容置疑。想象一下那种紧张的气氛与盗窃案真相，就会使人忍俊不禁。
　　后面那个故事是同样的，老道、富有人生经验的师傅、师兄在面对复杂局面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多余的考虑，径直朝永远的退路跑去，这不仅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也与问题的症结背道而驰。小徒弟蒂布帕判断事物的角度很低，因而解决起来既简单又易行，最后反倒把那个野蛮的陌生人吓出一身冷汗，并使之折服。
　　鲁奉节没有被那种先入为主的强势思维所牵引，同样，蒂布帕也没被师傅和师兄的逃跑所左右，这二人均沉着冷静地在自己的视野里完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一个人只要在强势面前能保持独特的判断力和行为方式，那么他的事业可以说就成功了一半。而许多人之所以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往往容易在强势面前人云亦云。
　　
　　希拉克与施罗德
　　
　　说希拉克（法国总统）与施罗德（德国总理），我这里纯粹只是一些个人的观感，而且时间仅仅锁定在2003年1～2月。
　　事情的起源是伊拉克问题，即美国决心诉诸武力，德国则坚决反对。德国反对的因素很多，表层地去看，一是布什上任后搞单边主义（“9·11”后更是如此），激怒了欧洲，德国表现出的怨恨尤深；一是2002年施罗德搞连任竞选打出的一张牌（反对对伊动武）。为了表明德国政府在对伊政策上的连续性，施罗德及其外长在各种政治场合不遗余力地宣称，德国反对单方面对伊动武，并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即使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德国也绝不参战。这种政治性叫板，美国肯定不悦，因为无奈，也只好由人家说去。不过施罗德最后发现，无论他怎么反对，并不能动摇美国对伊动武的决心，因而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施罗德越向美国叫板，美国对伊动武的外交斡旋和决心就越大，而施罗德就越感孤立无援。这时的施罗德想到了他的邻居希拉克。
　　一月下旬，希拉克让他的战士们准备好履行国际义务，这暗示他将与“双布”（布什和布莱尔）一道，对萨达姆实施武力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施罗德与希拉克会晤，施氏对希氏说，法国在对伊问题上，应该和德国站在一起。希拉克还真就抛弃自己的新主张（与“双布”同道），和施罗德走到了一起，两国（同时也是两人）结成反对对伊动武“同盟”。美国在此后的伊拉克问题上，便处处受到德、法的掣肘，于是，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气之下，在1月下旬，把欧洲一劈两半。拉姆斯菲尔德告诉记者：“你们把欧洲当作德国和法国。我不是。我认为那是老欧洲。”《华盛顿邮报》就此撰写的评论可谓精彩之极。文章说：
　　破坏整个欧盟一直围绕着“法德轴心”制定的政治计划，他不能再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了。碰巧，他说的还是对的，大概比他知道的还要对。尽管有关各方面都大声地予以否认，事实上欧洲正开始——慢慢地、参差不齐地、但明显地——分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²
　　对拉姆斯菲尔德新老欧洲的说法，法国“深感苦恼”，德国则“愤怒不一”。这也导致在协防土耳其的问题上，北约因德、法的极力反对而几经磋商无果。最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启动了默认程序，即2月10日中午12点，如果没有北约成员国提出反对，那么北约向土耳其提供保护的程序将自动生效。关键时刻，法国第一个打破了这一沉默程序，比利时跟上，最后才是德国。这真是一个颇令人玩味的顺序。
　　紧接着，拉姆斯菲尔德再次愤怒地刺激施罗德，他把德国划入古巴一类。同时，美国务卿鲍威尔还威胁说，如果北约不能就土耳其防务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将另作安排，即和北约的另外十几个国家，共同担负起保护土耳其的任务。其间，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一则不为人注意的消息（奇怪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渲染），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对法国和德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个消息出笼没多久，北约就“巧妙”地在2月16日这天绕开法国，通过了北约对土耳其提供保护的决议。怎么“绕”的呢？这个决议是北约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德、比两国是积极参与者），而法国在1966年就退出了该委员会，它自然没有赞同与否的权力了。2月17日我在央视的《中国新闻》上看到这条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施罗德大大地给希拉克一记耳光。而希拉克对施罗德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还没回过神来，施罗德又反手给了希拉克一记耳光：2月17日（央视《中国新闻》2月18日早间报道），施罗德在欧盟会议上对记者说，虽然我们反对对伊动武，但欧盟就伊拉克问题，无论再有什么决议，德国将都不再设置障碍（大意）。施罗德潜意地表达了他对伊动武的态度。这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无疑将他的同盟法国、盟友希拉克置于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处境！写到这里，我甚至不怀好意地去推测，是施罗德把反美（对伊动武）的重担巧妙地从自己的肩上移到了希拉克的肩上。我们说，这么做无论基于何种考虑，都缺乏盟友之道。
　　但我也很快发现，即在对伊动武问题上，虽说希、施二人所进行的旨在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外交斡旋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却很少看到两位领导人就他们的态度和主张向各自的国会作出更多的解释，当然也很少听说两国的国会有这样的政治诉求。回头再看美、英两国，它们的领导人包括外长、国防部长，总是不断地被要求去国会或议院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听证，口干舌燥地作出他们的解释。在美英两国，解释、批评、赞同并存，这对于某一问题可能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具有防微杜渐和尽量减少偏差的作用。反观法、德，至少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这种交待，有的只是，希拉克想好了，也就那么去做了；施罗德想好了，也同样那么去做了。虽然不至于说“老爷说的都是对的”，但我们也基本上没有看到多少反对意见。从一个侧面这也反映了法、德两国各自稳定的政治局面。然历史地去看，政治的过于稳定，必定导致政治格局的僵化。换个思维就是：选民以及代表选民的国会对政治兴趣的丧失，直接导致个人（国家领导人）行为替代国家行为，而最终受辱受损的，又往往是其国家和选民。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忧虑的问题。
　　
　　樊金堂与陆虎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一带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大英雄，叫樊金堂。那年月，同是打日本鬼子，樊金堂却打出了“花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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