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悲壮的理想

作者：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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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上又看到戈尔巴乔夫，香港凤凰台的访谈节目，阮次山这回找上了那位曾经风光一时的苏联总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第一夫人赖沙·马克西莫夫娜不幸于1999年仙逝后，这位一度乃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倾四野的人，彻底地老了，他不再像当年那样神采奕奕，尽管还在谈论着“如何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过上更好生活”，但他的言词、理念与陈述的语气，都已如他额上的白发，已经陈旧而苍茫无味了。故时曾为万人景仰，今日不过无关紧要闲客，一位政治家的寂寞晚年令人叹息，戈尔巴乔夫在探访者面前的平和令人感觉更多的是无奈。在永远地丢失了权力的魔杖之后，一切理想都已是悲歌一曲，谁还会理睬一位“烈士”暮年的“壮心”呢?
　　在戈尔巴乔夫“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他便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所效力的这个国家的世态炎凉：“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新上台的掌权者，还是一般百姓，戈尔巴乔夫都已经是该翻过的一页，不值得再度提起了。失败者是容易被人忘记和轻贱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六年内(1985～1991)，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二点三跌至负百分之十一，外债从一百零五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二十亿美元，黄金储备从两千五百吨降为二百四十吨，货币汇率从一美元等于零点六卢布变成一美元等于九十卢布，肉价从每公斤三卢布猛涨到一百卢布。“当苏联老百姓发现自己的钱袋和餐桌上的食物也像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一样空空如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再也没有人支持了，他的政治命运就谁也挽救不了了。”¹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不会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继续维持？两极格局会不会终结？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后，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询问这些问题。一个曾经有过无限荣光、主宰过半个地球的大帝国，顷刻之间化为历史，难免会引来人们无限的感伤、嗟叹和猜测，人们又不能不把疑问聚集在帝国的领导者身上，特别是最高掌权者在其中的作用。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晚期苏联帝国的命运，全系于戈尔巴乔夫一身？无疑，低估领导人物对国家、世界与历史的影响，是错误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加速历史中本就存在的那些活动因素，从而看起来，像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中本身就已存在的机缘，又会不会因这样那样的催化剂，导演出类似的过程与结果呢？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又并不太公平，虽然它很省事。
　　
　　一、“理想主义”政治家
　　
　　如果一定要从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的角度来透视苏联解体，那么，戈尔巴乔夫身上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注定了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最后失败。
　　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契尔年科老迈而逝、戈尔巴乔夫继任成为老大苏联帝国的掌门人后，正值盛年的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积弊丛生、衰像流溢：“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百分之十六，而是百分之四十！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二十。两百五十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两百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积焉已久的官僚体制，已经高度利益化集团化，早就失去了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改革！这位帝国的新掌权者，感觉正处在一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而自己的使命，就是去推动转折。
　　一个丧失了活力的国家，通过变革发奋图强恢复青春，自然是需要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这位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如“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等等等等，给他治下的人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对他刮目相看。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他不遗余力，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识到，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他破天荒地将苏共的权力移交给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思考着，中央集权是反现代文明主流的，因此他积极推动权力下放，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努力令人惊讶，有哪个君主、哪位政治家会愿意自我放弃手中的权力呢?但戈尔巴乔夫的确做了，看不出来他有多少被迫的成分。他这样做，合理的解释便只能是他自己内心的信念，即对一个自由、民主、人道、透明社会的理想与期待。他希望在挥舞着理想的旗帜、描绘着美好社会的蓝图的时候，一夜之间，苏联国家就由他心目中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天翻地覆”，多少人都这样去向往，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
　　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冲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政治改革，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的场景同样需要改变。在他当政期间，“全人类利益”成为他口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而他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而且，要“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筑在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上。1990年，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说：“我从这里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式的努力，世界政治的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美苏签署削减弹道导弹条约；原先苏联的那些卫星国，纷纷脱离了帝国的控制，在经历动乱后成为“民主”国家；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了统一。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与此同时，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苏联帝国，却也逐渐在此过程中分崩离析。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他所泛泛而言的“全人类利益”实现结合了吗？
　　
　　二、现实世界的诘难
　　
　　戈尔巴乔夫是从愿望而不是从现实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这一点从他的回忆录中仍可见一斑。在他的理想中，苏联社会是差强人意的，而美利坚民族的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苏联还要严重，“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戈尔巴乔夫期望在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理想世界。他也把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他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然而现实的世界又如何呢？
　　当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西方朋友，是在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着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劳瑟默在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地位岌岌可危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每一天，就是使苏联进一步垮台的的一天。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帮助他继续掌权。他在击退（保守势力）方面所作的事情，比(国务卿)杜勒斯所能梦想的还多。”²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曾经受到西方的热烈喝彩，在他所到之处，上至政治家下至青年学生，都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这也给了他继续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访问美国，被里根与老布什奉为上宾，他也把后者视为值得打交道的“朋友”。按照那个专栏作家的推崇标准，美国就是为戈尔巴乔夫树立一个千百吨重的丰碑，也不为过，在与苏联集团争霸、并将其摧垮的过程中，谁能比苏联自己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的作用大呢！然而，一旦时过境迁，使用价值降为零，谁还来看重你、记得你？
　　在与那些精通权术的政治家的争斗中，戈尔巴乔夫节节败退：在国内他输给了叶利钦及其他苏联的葬送者们，在国外输给了里根、布什、科尔等“文明世界”的首脑。1989年，在两德统一前夕，苏联政府还把自己的政策基调放在维持德国分裂上，认为这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也一再向戈尔巴夫保证：西德无意与民主德国在短期内统一。然而，在保证“只过了两周”后，科尔便“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被重重地欺骗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自己的所谓“理想”，对自己的国家和本人意味着什么。在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戈尔巴乔夫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实际上，一个美满的世界从来只会存在于想象中，而不可能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出现，那么，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残酷与斗争的现实世界，就几乎永久是人类生活之常。
　　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苏联消亡对原苏联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十余年里每年减少一百二十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的商业精英的百分之五十八、政治精英的百分之七十一，平均数可能是百分之六十一，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国内经济³。再一个就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格鲁吉亚的内乱同样令世人侧目，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三、改革，及其限度
　　
　　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当然不是坏事，没有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仅仅在道德上高尚、有理想主义冲动，却远不足支撑起一个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一个政治家是否合格称职，归根结底还是要询问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确实能够造福于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将都不过是花拳绣脚。换言之，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灾难，那么，这样的政治家同样不能免于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是看他是怎样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下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道德，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绝对化的理念所产生的，往往是反道德的结果。在深明这一层道理的人们当中，那位既做过出色的学者、自身又曾经是一位亨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此就感慨甚深。作为一位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人，这位智者在卸职之后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⁴在基辛格眼里，“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⁵。基辛格似乎说中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恰恰是按绝对概念来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纲领，他更像学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⁶，但戈尔巴乔夫分明是在为“永垂青史”而强制了每“一个瞬息”，他忘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里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跨越的局限。作为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因此不能说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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