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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知识分子与士风

作者：葛春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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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池月先生的大作《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书屋》2003年第1期)，对自秦汉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脸谱进行了一番审视，读后使人感慨、使人警醒。但由于全文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这种粗线条的勾勒难免有点武断，甚至偏颇，其中尤以对明代知识分子的论述显得粗糙和片面。
　　其实，画出中国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知识分子”一词不是中国所固有的，而是英语“intellectual”的翻译(余英时先生非常欣赏日译的“知识人”，因为它突出了“人”的尊严)，它源于俄语“intelligentsia”(出现于1860年)，英文中“intellectual”大概是法国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u)在1898年首次使用。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是一个出现得比较晚的概念，指的是近代“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种不同集团的支持，他们现在只有在学术思想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的人¹，这一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标准，恐怕是一个问题。大家把战国时代的“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至于后世“士”中的优秀人物，大都“学而优则仕”了，“士风”和“仕风”便纠缠在一起。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的待遇，这在明清是一个遥远的梦。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雷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感叹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冯保的不宽容。其实，雷先生自己对明代的知识分子又何曾宽容，姑且不论他的“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外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有多少科学性，单说明代的知识分子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百八十年的明王朝，到底有没有“有自尊、有廉耻、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都熟悉的方孝孺就是其中的典型。我们且看看《明史·方孝孺传》中他和明成祖的一段对话：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于市。
　　本传中虽然省去诛灭十族的对话以及株连八百七十三人的记载，但方孝孺那种义无返顾的悲壮精神和不屈于强权的无畏精神，还是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讥笑他“迂阔”，但不能不为他的不屈和悲壮所感动。
　　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也能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非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明武宗是明孝宗的儿子，他二十九岁病逝时，没有子嗣，堂弟朱厚熄(即嘉靖帝)是孝宗的弟弟兴献王的惟一儿子。嘉靖帝即位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生父。以顾命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强烈坚持嘉靖帝以孝宗为“皇考”而以兴献王为“皇伯考”，嘉靖帝不愿自己的父亲绝嗣，坚决不予同意，甚至向文官集团求情：“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平心而论，嘉靖帝两全其美的方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杨廷等坚决反对，他们开始是抗旨，封还御批，继而是上疏辞职，最终是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嘉靖三年七月，参加抗议的一百三十四人被抓进监狱，其中十七人被杖死，其余的遭到戍边和罚俸的处分，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也被贬到云南，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件事中，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虽然显得有些迂腐，但却看不到他们有一点点奴颜卑膝的味道。
　　此外，海瑞在皇帝面前的大义凛然，李梦阳的反抗刘瑾，杨继盛的反抗严嵩以及杨涟、左光斗的反抗魏忠贤，都是可歌可泣的。
　　不可否认，明代确实有士风疲软的状况，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还是“皇帝老儿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知识分子也就无法自爱”呢?看一看明初，朱元璋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我们就知道了。严密的文字狱，使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据吴晗统计：“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贲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²同时，对于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便进行残酷打击，他杀气腾腾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³高启就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因为不愿和新王朝合作，他被朱元璋找了一个借口给腰斩了。当悲叹“杯酒朝欢，矛刃夕加”的颤巍巍日子；当空望着过一种“所以贤达人，高飞不下避网置”的生活；当看到“城头飞，城下宿”的“空城雀”自由自在地生活，便发出“不须羡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树林。一朝身陷虞罗里，回首空城不如尔”的感叹，他那一份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便活脱地画出了明初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明初的官场是危险的，正如高启所说“杯酒朝欢，矛刃夕加”，官员们没有一点安全感，经常被“廷杖”，这既伤身体，更伤心灵。清初的胡承谱《续只麈谈·廷杖故事》对此说得比较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⁴这样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人都会害怕，它对被杖者和旁观者的人格摧残都是严厉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所载：“明祖……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是无法使人格健全的，况且和前代相比，明代知识分子们甚至连选择归隐的权利也没有，如果不想死(比起后来连选择死的权利都没有的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由)，就只能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他们过着一种“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尊严不是自我剥夺，而是残酷的被剥夺。
　　以上说的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民间思想的守望者”留下的资料有限，难以窥见全貌。不知道仅做过胡宗宪幕僚的徐渭能不能算，读《徐渭集》时，常常被他诗歌中“伤残的飞鸟”意象所震撼，即被伤残的不仅是他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一颗被残酷的社会所损伤的心灵。
　　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比较接近的应该是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他们自食其力、不献媚于权贵的精神难得可贵。唐寅“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自勉自励，正体现了知识分子渴望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取得思想自由的努力奋斗的精神。
　　晚明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张岱甚至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美婢”、“娈童”，但“狎妓”、“蓄童”的社会风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恐怕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种情况，在现代又何尝少呢?它未必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产物。
　　至于说“明朝知识分子早就对朝廷失去了利害与共的责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为。不捞白不捞，权力过期作废。政权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统治者，是普遍心态。”这恐怕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专利。雷先生称，明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屈膝称臣”，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在明末，降朝和死节的官员，再加上遗民，总数应不到百分之五。这个结论不知作者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我们只要翻一翻赵园的《朝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士人是如何轰轰烈烈地死了。
　　
　　注释：
　　〔1〕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3〕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289页。
　　〔4〕转引自王学泰：《说"士节"》，《随笔》2003年第4期。本文引用时，对原文标点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