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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
作者：石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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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申年，也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亡国的三百六十周年。
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朝亡国的历史功过，作了批判性的论述。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末期，郭先生面对日寇猖狂、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系于千钧一发的情势，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黑暗腐败统治，已断其必然没落；惟一能寄托救国救民希望的，只能是革命进步的势力，即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力量。但郭先生当时对农民革命，似乎存在着“远虑”式的隐忧。所以，他在文章里着重论述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并指出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后的种种重大失误，以之作为历史的鉴戒。其为文的一片深心，可谓心藏丘壑；其洞察历史的眼光，亦可谓目光如炬。虽然郭先生在建国后的许多“时日”之颂与“美新”之词，大失学人风范，不免贻身后之疵议，但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至今仍然是一篇好文章。
可是，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重新探讨明朝亡国的历史，却不能不看到，《甲申三百年祭》的论断，于明朝亡国，主要归罪于崇祯对臣下之苛察、猜忌及其轻躁与无能；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则主要归罪于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杀害李岩。这样的功过评量，虽然不为无据，却因为过于侧重个人行为责任的春秋笔法，忽略了对当时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分析，不能不使人感到有“重于衡人、轻于论世”之憾。因而，关于明朝亡国及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甲申三百年祭》还留下了没有涉及到的许多问题。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在明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继承他哥哥（熹宗）的皇位而做了皇帝的。当时，在东北崛起的满族，原先是由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起来的“后金”，国势日益昌盛，与蒙古的几个部落结成联盟，已经迅速发展为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北方之雄。在崇祯即位以前，后金军已多次向南进攻。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以六万之众大败十万明军；并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乘胜攻占沈阳，席卷了辽西大片土地。五年后，把沈阳改名盛京，定都于此。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的军队在进攻宁远时，被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受创，随后死去，由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改革了国家体制，完善了国家机构，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整军经武，秣马厉兵，借与明朝议和的时机，东征朝鲜，西略漠南蒙古，进一步扩张了版图，才于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清；同时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和汉族知识分子，为南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并用“借刀杀人”的巧计，离间明朝君臣，使崇祯帝惨杀了袁崇焕。所以，在崇祯帝登基之后，北方的边患，已使他寝席难安。
而这时，国内的情况，更使崇祯帝难于应对。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陕西、山西的大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尤其陕北延安、安塞、冀城等地，饿殍遍野，惨象纷呈，饥民把草根树皮吃尽，已到了“爨骨为炊，人自相食”的境地。为饥荒驱迫，饥民不能不走上“死里求生”的反叛道路。于是，府谷人王嘉胤在延安首倡起义，饥民群起响应。一时间，各地的起义军，都在其头领的名号下啸聚起来，形成了如闯王、闯将、八大王、曹操、革里眼、左金王、紫金梁、老回回，以及神一元、小袁营、一斗粟、顺天王、蝎子块、横天一字王、撞天王、乱世王、浑天王、独行狼、满天星、关索、过天星、翻山鹞、金翅鹏、黄老虎、小红娘、一丈青、不沾泥等等名号的队伍。仅明遗民查继佐《罪惟录》中列的就有八十余家，共推闯王高迎祥为盟主。他们攻城略地，不两年，即已成燎原之势。在闯王高迎祥死后，李自成接替了“闯王”的名号，原先起义的各部，并小为大，并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部，各有数十万人。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几乎尽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此时，崇祯皇帝非常明白地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的草寇，而是直接威胁明朝统治地位的敌手，自己只能采取用大兵“追剿”、“阻击”的方式。这样，他的王朝，就明显地处在“外有强胡、内有群寇”的两面夹攻之中，不得不兵分两路，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部署，以求达到“安内攘外”的政治目的。
可是，崇祯从他哥哥手里继承下来的江山，却是一个“朝政紊乱、官风腐败、农村凋敝、民怨沸腾、财源匮乏、经济拮据、军备不修、兵饷不继”的烂摊子。面对这一局面，即使崇祯帝自己不算昏庸，也已无力回天。因为，事实上，明朝的江山，在他的祖父（神宗）、父亲（光宗）、哥哥（熹宗）三代人的手上，已经形成了败亡的大势；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已经亡掉了一大半。只不过，那是亡在骨子里，还没有亡到皮面上来而已。所以，崇祯帝登基，只好像是历史派定他来担任一个“亡国之君”的角色。他救不了祖宗基业，救不了皇族，救不了国家人民，也救不了他自己。他最后以“自杀”的一幕，来结束自己的演出，在民间获得了“毅宗烈皇帝”的谥号，可以说，是由于他在演“明朝末代皇帝”这个难演的角色时，尽了最大的努力，赢得了明代遗民和野史作者的尊重与同情，才创造了“亡国之君而得美谥”的历史纪录。
二
明朝，和它以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同有异。同者，即同为封建专制时代，都有开国时的征战，都有治乱兴衰的过程，都有明君、昏君、忠臣、奸臣，都有内忧外患，也都是由于国势日衰、战争失败才导致最后的亡国的。异者，是明朝的由盛到衰，特别富于戏剧性。它不但出了许多至今在中国民间的戏剧和小说中还非常有名的大奸臣，如刘瑾、严嵩、魏忠贤等，还出了一个浪漫得出奇的“耍耍皇帝”（自封“大将军”，常年出游，在“豹房”里淫乐无度的正德皇帝），一个一心想求“长生不死”的“仙家皇帝”（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一个“将近三十年不理朝政”的“怠工皇帝”（神宗皇帝），一个继位后三十天便糊里糊涂死去的“短命皇帝”（光宗皇帝），一个昏得任凭太监专权的“傀儡皇帝”（熹宗皇帝）。在神宗最后六年到熹宗继位时，还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由这“三案”导致了朝廷内部分裂、太监魏忠贤惨杀“东林党”大臣的“党祸”。所以，明朝的衰亡完全不同于历朝历代“在昏皇帝手里亡国”的规律性现象。明末的几个昏皇帝，把国亡了一大半，却都平安无事地“升天”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让继位的崇祯皇帝来作垂死挣扎。所以，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在《登极诏》里面，对明朝亡国有这样一种看法，说：“君非甚暗，孤立而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就是说，亡国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太昏，而是由于朝里的臣子们，尽是结党营私的人，公正忠实的人极少，皇帝陷于孤立，政事被臣子们背地里搞坏了。当然，李自成的《登极诏》，不一定真是他自己的意见，很可能出自明朝降臣的代笔，但由此也可以窥见，在明朝亡国的当时，对崇祯帝的责难并不是很多的。“崇祯亡国”是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后来，明朝的遗民李逊之在他所著《三朝野记》一书的序言中，更表现出一种迷惘不平的情绪，说：“呜呼！以哲皇之优柔蒙蔽，而犹幸承修袭安；以烈皇之英明刚毅，而竟至国亡身殉，岂遘会不同耶？抑蕴毒在先，而溃败在后耶？又或治乱有时，气数有定，不可测识耶？”李逊之是明熹宗朝阁部大臣、东林党名士李应升之子。他觉得，明朝在“哲皇”（即熹宗）的时候，本来该亡而没有亡，使熹宗那样一个昏皇帝，居然平平安安过了七年好日子，而崇祯皇帝那么精明能干，却反而得了个“国亡身殉”的结局，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机遇”呢？是前朝的昏乱留下了败亡的恶果呢？还是天数注定明朝要灭亡呢？
三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皇帝高度集权下“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从明太祖朱元璋确定了不设宰相之后，朝中只用几个大学士主持阁部，被称为“辅臣”。虽然到永乐皇帝时，设有相当于宰相的“首辅”，却没有宰相的实权，“首辅”、“次辅”都只相当于参政议政和执行皇帝旨意“拟诏书、备咨询”的名义上的首席文官。九卿（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都不由阁部统率。权位较重的部院，如吏部主持官员的选拔推荐，吏部尚书被称为“太宰”，都察院主持对官员的考察与参劾，都察院左都御史被称为“总宪”，地位都与首辅差不多。各部院都直接对皇帝负责。阁部的辅臣只能就各部院的奏疏提出处理意见，提供皇帝作决断时的参考，谓之“票拟”。都察院的御史，随时可以对阁部大臣进行参劾。各部院群臣对朝政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也要奏请皇上决断。所以，明朝的中央权力机构，可说是事无大小，都要直接由皇帝批示。朱元璋甚至把皇权提高到“生杀予夺”可以任意为之的程度，废除了历朝历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制定了皇帝可以对臣下施行肉刑体罚的“廷杖”，与不经刑法审判直接按皇帝命令监禁臣下的“诏狱”。还设立了由皇帝亲信统率用来侦察、缉捕和监察臣民的“锦衣卫”特务组织，和由内廷太监掌握用来执行秘密刑讯的“东厂”特务机构。这样一种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能够长期奉行而不出毛病吗？皇帝“日理万机”自己能受得了吗？皇帝真的能保得住“大权”不会“旁落”吗？可以说，这种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从它开始的那天起，自身就已经酝酿着危机，自身充满着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
果然，朱元璋以为可以传之万世的“皇帝高度集权”体制，到英宗时，就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皇帝宠幸太监干政，在太监王振怂恿下亲征蒙古部落，以致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兵败被俘的事件。在正德、嘉靖两朝时，又先后出现了刘瑾、严嵩“权奸误国”的乱政。到神宗（万历皇帝）时，这种体制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因为神宗登基时才十岁。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能管天下大事而且要对一切问题作出决断呢？当时全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一面为皇帝执掌政事，一面教他做皇帝应该懂得些什么。幸而，张居正是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十年内，致力于严肃纲纪，祛除积弊，裁汰冗员，制止靡费，清丈田土，推行“一条鞭”税法，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又极力赈济饥荒，治理黄淮；用名将戚继光练兵，平息了倭寇，加强了边防。《明史纪事本末》上说，当时“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达四百余万两”。《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可见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不仅扫除了正德、嘉靖几朝乱政所遗留下来的积弊，而且，阜财强兵，颇有使明朝中兴的气象。神宗就在这位首辅执政的时期，过了十年的太平天子。
可是，张居正是利用太监冯保与首辅高拱的矛盾，取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排挤掉高拱，才当上首辅的。张居正执政时，由于过于专权，处事严刻，因而结怨颇多。他的骄矜自负、炫耀权势与奢侈生活，也暴露了其弱点。在太监冯保被劾后，张居正随即也遭到了廷臣参劾，并有人诬以谋反。此时，神宗不仅给张居正夺官夺谥，而且抄了他的家。从此以后，没有张居正的明朝，便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方面，神宗在张居正被劾以后，对臣下便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另一方面，继张居正当首辅的申时行，便学乖了，一反张居正严正的作风，采取所谓“宽柔任事”、“调和折中”的态度。同时，由于张居正被参劾以后，原先反对张居正的官员，纷纷被起用复职，原先拥护张居正的官员，则大都受到了降、调、罚、黜的处分。文官班子里的衅隙已开，门户之见，朋党之私，就渐渐在演变中使“内斗”发展起来了。
后来，神宗宠幸郑贵妃，想立郑妃所生的“三皇子”常洵为太子，而朝廷中的大臣们，则大都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认为皇后无子，应该立恭妃（王氏）所生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才是合乎祖制的。群臣与皇帝意见不合，便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愈是滥用专制权威对群臣施行降、调、罚、黜的处分，群臣便愈要坚持以儒家“礼法”和明朝“祖制”来制约皇帝的行为。一个“请立东宫”的臣子被罚了，便会有五六个人出面疏救；神宗连续罚黜了一批“请立东宫”的臣子，下面“请立东宫”的奏疏仍然像雪片般往上飞。继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在皇帝与臣下对立的情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既要对上顺旨，又要对下循情，只得便事事都采取调和折中、因循保守、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时，他便教给了神宗对付那些奏疏可以“留中”、“不报”（搁置宫中，不作批示答复）的缓冲办法。
神宗也懂得了，对这些儒臣，如果老是给予惩罚，那就反而会使他们因直谏受罚而成“忠直”之名。他不动气，别人反而会称颂皇上“大度”。后来他觉得这是臣下故意与他为难，便采取了一种名为“默摄”的怠工方式，与群臣对抗。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他就不上朝，不出席讲筵（听大臣们讲习儒家经典的例会），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说这些都是“故事”（老一套）。阁部大臣请他每月上朝或出席讲筵一两次，他也推脱有病。就这样，和群臣“斗气”式地僵持着，把“立太子”的事，不声不响地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