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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

作者：张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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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独特的责任，尽管知识分子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²⁰，尽管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²¹，但在其职业之外，他还是应该“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毕竟“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应该长期存在，不管在什么制度下”²²。这其实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借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不得不为的事”²³。确实，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良知、有胆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是不必要的，反而很容易让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思古之幽情”和借题发挥。以“公共知识分子”自称，实际上其意义就在于免却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式的自作多情与无可奈何的愤世嫉俗，并希望借树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ideal type）来寄托对自己身处边缘的不满和不甘，以获得走向中心的机会。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社会学家米尔斯“基于对权力的现状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吸引当权者注意，是愚蠢的乌托邦幻想！”²⁴
　　既然如此，“有志于道”的知识分子何不就做个“介入的旁观者”？借用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话就是：“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²⁵
　　
　　注释：
　　〔1〕见（美）刘易斯·科塞(L.Coser)著：《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目前见到的比较好的梳理，当属台湾学者蔡锦昌的《从概念建构检讨西方的"知识分子"研究》一文，见《思与言》第三十四卷第1期（1996年3月），第111～ 168页。不过，也有别的"知识分子"的产生系谱，如法国史家勒戈夫就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十二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十三世纪起在大学里流行。"参看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4～7、148～149页。
　　〔3〕〔21〕〔22〕见（法）雷蒙·阿隆著：《阶级斗争》，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98、198、200～202页。
　　〔4〕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是费孝通先生的提法："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知识观察社1948年版，第12～13页。参看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五十六期（2002年5月），第6～7页。
　　〔5〕见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6～15页，又参看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其《权势转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3页。
　　〔6〕〔8〕参看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二十一世纪》第六期1991年8月号，第15～25、16页；又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其《权势转移》，第191～241页）。
　　〔7〕参看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见《二十一世纪》第十七期（1993年6月号），第11～22页；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1～28页。
　　〔9〕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0〕参看（意）帕雷托(Vilfredo Pareto)著：《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8～304页；参考帕雷托著：《精英的兴衰》，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法）布尔迪厄（Bourdieu，Pierre）在其《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深刻地剖析了电视等媒体和知识分子互相借重的关系：一方面，电视等媒体为知识分子提升其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媒体又利用知识分子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共赢"。电视等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通过"评选最佳图书"之类的节目的策划和实施，来消解文学艺术自身的自律性和优秀标准，进而以某种"象征暴力"手段来改变知识界或文艺界关于优秀的标准，并使之适合于商业化的价值，同时获得经济效益；而知识分子则通过在媒体上展览自己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和象征权力。
　　〔12〕〔14〕见（英）鲍曼（Bauman，Z.）著：《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23页。
　　〔13〕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23页。
　　〔15〕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5期，第80页。
　　〔16〕参看（英）保罗·约翰逊著：（Paul Johnson）：《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看索飒、（墨）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分别载《读书》2002年第5期，第31～37页；《读书》2002年第6期，第72～77页。
　　〔18〕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19〕〔24〕见（美）米尔斯（C.Wright Mills）著：《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9、208～209页。
　　〔20〕〔23〕见（法）布尔迪厄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94页。
　　〔25〕见（法）雷蒙·阿隆著：《雷蒙·阿隆回忆录》，刘燕清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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