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作者：达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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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朔
在王朔出世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阅读方式，一种据说是任性而为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与写作，把作者尤其是把读者从英雄、正义，甚至从真、善、美的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明显地把相当一部分假正经和假崇高拉下了马，比如一本正经的表白，比如雪白的后脖子，比如评奖、比赛，比如学者，比如哲学名词，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中，自己是否一直在上当受骗？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代表着上帝、道德与良知的教会人士等大倡禁欲，又像封建时代的中国，所有上流人物的嘴边都在大叫伦理道德。于是，以德为美的下层民众严格遵守着，甚至为这些付出了生命，上层人物却在一边风流快活，一边窃笑不已。西欧教会不是出现过第一流的教会人士同时拥一对母女为情人，并在权力斗争中杀死自己外甥的事吗？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认为王朔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态度是一种风景。然而王朔是取舍分明的，从来不写杂文或更为理性一点的文章，至多是在文化圈内打情骂俏，尽管掀起的浪一波不如一波。由此，一般人便认为他缺乏社会正义感，没有同情心，属于皇城根文化下的明哲保身行为。但是，王朔的文化自阉，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其本人或许认为，以飘浮为特点的浅表文化人的油控，想搅动整个社会，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在今天，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更确切地观察王朔及其现象。也许某些社会学家曾经想到过，也许连普通民众也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包括王朔）迅速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负面效应，那么多的肮脏和卑劣，那么多的失望和沮丧……而恰恰在这时，王朔仍然大行快乐与享受之道，于驼鸟遇险藏身之爱好让世人哈哈大笑，以君子爱财取之文化的变戏法手段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以极度的玩世来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在于玩心跳，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凡此种种，必然在一个非常大的文化背景下，引发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之讨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一点颇像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倡幽默闲适还是提倡横眉冷对之斗。这样的结果，应该才是王朔之流在更深层次上的意义──使提倡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者有了放枪的靶子，有了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也更有了说服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犹如创世纪的关键阶段，我们的民族正处于思想转型的前夜，如果从来没有人愿意或敢于进行实质性的思考，民族精神定然会萎缩的。试想，假如没有王朔者流，假如没有“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年轻一代，假如没有整天嘻嘻哈哈的这一“族”那一“族”的，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深层忧虑，恐怕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因为没有王朔，我们还真以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还在“文革”的思痛中深沉反思，在伤痛文学的感染下以泪洗面，在现代民主法制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呢！却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怎么社会上净是些“小资”、POP、IT、宜家、玩车一族……要不就是人家几亿人观看的电视台都播出节目了，比如野蛮拆迁队、残酷收容所、处女强奸犯之类的，然后杂文家们才蜂拥而上——唉，其实都是从王朔者流那里搬过来的同类型低级幽默啊！只是这等幽默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在那里笑道：我们已经甘愿当成靶子了，你们就不能来点别的节目吗？
王小波
这个已经逝去的人，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人们，优秀的思想还有一种更妙的表达方式。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他的杂文是写得很捧，所倡导的价值观颇有慧眼独到之处，但正确了一大堆，并不意味着事事正确。若奉为神明，则触王小波心灵者几稀。王小波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一者叫自由思想；二者叫科学；三者叫文明的生活方式。关于自由思想，王小波说得很到位。而关于科学和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则离真理越来越远了。
王小波对科学的看法是，科学这东西不骗人，不会玩虚弄假的，比如拿刀片做超声波，结果却收割了一茬茬的屁股；比如拿土炉炼钢，结果却炼出了牛屎。这笑话那年月的人都知道，但他是说走了题的。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总是迷信科学，科学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回报中国人。关于这东西的真理总是在变，在哥白尼之前，地心说是真理；在日心说被推翻之前，哥白尼也是真理；在牛顿以前，亚里斯多德是真理；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是真理；爱因斯坦也被推翻之后呢？当然也可以这么说：科学无止境，人类总在不断进步。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呢？而且，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都架在每个人脖子上了，为什么这个号称崇尚自由思想的人却浑然不觉？如此看来，一个大力宣称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框定的圈内，痴迷于其中，洋洋自得。故此，我们也就看到在王小波文中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观点和话语。比如罗素那句“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就说了有二十多次。
此外，关于科学，他还说过一些更为出奇的话。他认为，工业生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农业生产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是这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依我看来，他说的不是环境污染，只是自家的厕所和楼道里那点臭气。至于那点臭气，臭臭也无大碍，更要命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东西：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食品污染、核污染。众所周知，工业，尤其是在我国遍地都是的初级生产，绝对会造成污染。如果照王小波的逻辑，污染是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那么工业污染的现实恰恰是：它只会糟蹋，不会收拾。根本就不是愿不愿收拾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收拾！一个自称喜欢人文知识的理科生，却因为理科生的痴妄而时时背弃人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王小波的知识体系里，除了理科那一套外，主要是罗素等理性主义的著作，当然也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我奇怪的是，他只看到了其反乌托邦的一面，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其中所藏匿的对科学的深深恐惧？在西方世界，在卢梭的笔下，在马尔库塞（他也提到过这个名字，但语焉不详）、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的笔下，到处都描述着科学的可怕，一个热衷科学的人怎么能不看看那些反科学的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和那些喜欢某某主义、却不允许别人指出某某主义有哪些缺点的人，究竟有何区别？
关于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高知家庭氛围下养大的胖小子，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讥讽农民的生活方式，这很正常。但这种讥讽出于王小波笔下，似乎就有点不正常了。然而细一想，还是挺正常。当然，该种讥讽是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从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那些知青们叫唤：那（下乡时的农村）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是他们想过没有，给他们提供粮食、种植蔬菜的农民，一辈子都是呆在那种地方，入土方安！
王小波也谈到过人不能呆在那种地方，但他附加了一句：人应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它。站着说话果然不腰疼。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每一个人都想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苦于无路可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两种结果：一是他们把苦难当成了一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拣破烂，拾拉圾，下矿坑，收拾那一亩三分地，养那一口猪，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地、一口猪、一堆垃圾；二是走出大山，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变成民工或盲流，受尽歧视和凌辱。连王小波不也是在说，在某条胡同，住着外地来京人员，脏、乱、差的水平可称为苍蝇乐园。连现在的北京人，也说北京人的素质多高多妙，治安不好全是因为外地人。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一群不讲良心的人，他们吃了偏饭，还要说别人饿得乱抢，不守秩序。历史上有个白痴晋惠帝特仁慈，听说国家有饿死的人时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吃点肉呢？在王小波这里，我看到了类似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懂得整洁呢？
捎带谈谈到那个什么“王小波走狗同盟”，王小波一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散了为妙。为什么呢？一个人固然喜欢让别人崇拜，但是崇拜成这种模样，和追星的感觉类似，一头栽在别人消化过的粪池子里，自身还会有什么建树？还能有什么“思维的乐趣”？中国有句古话叫“狡兔死，走狗烹”，王小波去了，狡兔却没去──民主法制建设、真正的科学意识建设、文明生活方式建设，都还需要我们去奋力追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要做一条走狗，就做一条民主法制的走狗，真正科学意识的走狗，文明生活方式的走狗，简言之，别做哪个人的走狗，一定要做真理的走狗。
王小波的存在，逼迫我们进行如下的思考：一是，居于文化首善区的知识阶层，他们关心下层民众的思考，为什么总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是，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为什么一直以来，不被思想界所接受和关注？不被文学界关注和接受？这里面的症结是什么？如果这种反思能从王小波和思想界同时进行，则善莫大焉。
朱学勤
朱学勤在中国学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中国，把硕士帽、博士帽仅仅当成一顶帽子收购与兜售的风尚之下，如果一旦有个把象牙塔内人居然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那就和发现了活宝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学勤频频出没于流行报刊，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朱学勤在写作上是颇为自得的，有时还极力创造自己的术语。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痒”。可惜任何术语的产生，绝非如流行歌词或俏皮话那么简单，因为真正的术语都是搭建在体系大厦上的有机分子，并非无根飘荡之物，也非衔草垒窝可比。
事实上，朱学勤把自己的文章称为学术类和短线类，学术类就是指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类，而短线类即指高稿酬的千字或二千字文。朱学勤的文章，无论长短，其文风和思想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哪怕只是一家之言，哪怕非要把卢梭看成是欧陆法统和法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源头……学术上的争论，搁下不提。
唯学院味太浓，在知识的海洋里已不是泛舟，而是迷航。且看他设置的所谓“学术纪律的底线”：选题之前尽可能检索中外文献；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引文必须注明出处；论著附有文件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方索引齐备。读此五条，不由让人想起诸葛亮先生于江东舌战群儒时所言：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再细一看，朱学勤自己先违反了第二条，前后矛盾之处多多。朱学勤曾谈到清初的文字狱。正是由于清初文字狱横行，使得诸多学人如阎若璩等专务于考据训诂，吃故纸堆的本事足能气死老鼠。可朱学勤的这般做法，难道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要来一点世故，来一点狡猾，来一点什么什么吗？其实观其文，张扬之外另有显学倾向，尤其对于英美传统与法俄传统之说，甚至有投怀送抱之嫌。由此观朱学勤奋之为文可知三点：
一是，现在虽然外部文化环境大变，但承袭下来的文人陋习没变，这些本应该建设如伏尔泰、卢梭之大业绩者，却本能地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以为人生的至乐——以彰显学院派之知识宏富，学养深厚。偶然抬头看看世间，手也不知道该往哪伸，就只好在文化脂肪里面抹两把。本以为是对文化的高超运作，却不曾想，除了自己揩了两手油之外，别无他效。他们要失去多少快乐啊，在搬弄古厕烂砖、梳理西洋鬈发的同时，定然会失去真正学问建树的快乐。
二是，如果照朱学勤“学术底线”的说法，那么，庄子奔放，卢梭激昂，柏杨奇文，李敖妙笔，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弗洛伊德的医书，因为都不是学院派笔法，就要被拒绝于象牙塔外矣。举卢梭为例，朱学勤对卢梭颇多微词，集中见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其实他要能真正走进卢梭的心里，就知道错不在卢梭，错在卢梭之思想有着“登临意，无人会”的千古伤怀，远非一句激进与保守、革命的不宽容（房龙语，特指暴政）所能了得。看来，不懂卢梭真义者，远不止罗伯斯庇尔一人。卢梭曾经说过：“当一个人高升到可以号令别人的时候，一切就来竞相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了。”而这句话，正是出自罗伯斯庇尔始终放在书桌上的《社会契约论》。以政府表现来怀疑该政府所举的旗帜和思想来源，是最可笑的书生之见。斯大林的表现要怪马克思吗？蒋介石的表现要怪孙中山吗？故尔，让走出学问泥潭的人认为学问果真是无用的东西，让走出学院樊篱的人再次笑得发颤！
三是，容易滋生出一种裆内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圈内文化。圈内文化与裆内文化的共同点在于：裆内如何舒服，怎么美妙，只有其本人享受，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一时发晕，要是掏将出来，就闹了大笑话了；圈内也一样，如何舒服，怎么美妙，也只有圈内人知道，外人无从知晓，依旧做生意打牌看长长的电视剧，可有人还要掏将出来，一样为世人所笑。换言之，一旦裆内居然形成文化，必见笑于贩夫走卒——不就那点破事吗？有什么文化可言？同样，圈内一旦形成文化，必见笑于中学生乃至高年级小学生——不就是那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余韵吗？怎么老用一种腔调重复个没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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