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
作者：文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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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１毛泽东服曾国藩的什么呢？一言之蔽之，服他将古人高扬的“三不朽”集结一身，也就是“内圣”（立德、立言）与“外王”（立功）的完美结合。
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乎未定。”２因此，他给自己设计的道路是求学。但后来的发展并不是他所设想的那样：先组织私塾，然后出洋求得“西学大要”３。在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０年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前，他的活动方式与当时的知识者、启蒙者相似：教书，办刊物，撰文抨击时弊，寻求国家出路。但是，与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等人相比，同是采取启蒙者姿态，关注的焦点却不同。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纛，倡白话废文言，张扬立于天地间的“个人”，反儒家文化，学西方文化，关注的是中国的文化建构和中国人的精神建构。而毛泽东虽然也涉及了精神建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４不久又申明：“本报纯粹学理的研究，社会的批评，丝毫不涉及实际的政治。”５这显然是毛泽东的言说策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毛泽东一个人写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二十四则，还不包括创刊宣言和启事。这二十四则文章，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大多是“社会的批评”，如《我们饿极了》、《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女子革命军》等，但还有好几篇写的是德国、阿富汗、美国、英国的一些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因为陈独秀被捕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政治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一代是启蒙的一代，也是探索的一代，在这样一个思想启蒙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介绍、取向显然有性质、层次之分，但总的说来是想为中国人寻找一条走向现代化的路途。每个人从个体的视域出发，看到了不同的道路。毛泽东寻找的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建设方略明显具有实用理性的特征，由理论提倡可以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样一种关注焦点和建设方略，也就为他后来走向共产主义一途奠定了内在的选择起点。１９２０年，毛泽东接受了共产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随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相对于毛泽东的“大联合”，共产党可以说是一种“小联合”——政治精英的“小联合”。毛泽东似乎有这样的道理：要实行民众的大联合，首先要有政治精英的小联合。“联合”，不仅是民众要走的道路，也是毛泽东个人要走的道路。
二
在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的年代，毛泽东的选择，也就注定了他要与战争结缘。如果把１９２８年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作为他指挥战争的正式起点，那么，他是带着话语建设的实绩上井冈山的。所谓话语建设的实绩，是指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的命名工作。从此，毛泽东便生活在战争中，直到把老蒋赶到台湾。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成长是一种战争性的生长。在这里，毛泽东的成长，不是指他的生理成长，也不是指他的政治成长和军事成长，而是指毛泽东作为话语建设者的成长。这种成长不仅整体地置于战争之中，而且战争本身也成为毛泽东话语建设的制约机制，战争本身也是其话语的建设性因子。战争对毛泽东话语建设的功能，常常是潜在的、隐性的，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得以完成。这种形式就是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在战争性生长和政论白话文写作的互动中，一个话语建设者的毛泽东最终走向丰满和成熟。不过，话语建设者的毛泽东，由于战争中时势的需要，很快向权威转化。
权威，《辞海》上的释义有两个义项。第一是“权力与威势”，这是中国古代已有的意思。第二，“源于拉丁文ａｕｃｔｏｒｉｔａｓ，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上的权威集中表现为政权。”６从这里可以看出，“权威”中有权力的意思，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之上。”７权威诚然是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力量的聚集体，但在人们世俗的言说中，常常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以个体命名的方式在言说中存在的。解放以后，在“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样的口号中，“权威”必须落到实处，就被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替代。抛开政治上的权威不说，话语权威可能是一种符号化的权威。“上帝”是一种权威，并且是绝对权威，绝对权威拥有绝对权力。但上帝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Ｈｅ”的绝对权威仅仅是在“上帝”这个符号形式中呈现。因此，毛泽东在话语建设者向话语权威的转化中，“毛泽东”已经是符号化的形式。
权威何以能够产生？德国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概括出权威的三种类型：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合法型权威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相信所制定的规则的合法性。传统型权威基于对古老传统神圣性的合法性上。魅力型权威依靠的是罕见的神圣性的献身、英雄气概，以及他个人的不凡气质８。韦伯认为合法型权威的理想类型是以理性为取向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权威是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又根据这种制度和程序来发布命令。因此，合法型权威依靠制度而产生，也是为制度服务的工具。传统型权威的理想类型是世袭的国君，因历史的传统而获得权力。魅力型权威的理想类型是在时代的关键处才会产生。三种权威的理想类型在现代社会很难觅取，常见的是几种权威类型的混合体。相对于“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来说，这种话语权威基本上是由合法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结合而成的。其实，魅力型权威恰好展示了毛泽东自身话语建设的业绩，而合法型权威则体现为战争的延安语境对话语建设者的毛泽东的合法性的给予，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部的，“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形成，与战争的延安语境对话语权威的需要密切相关。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一直在作话语建设的工作，随着抗日民族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毛泽东的话语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给现代社会的人进行了新的划分，也就是新的命名。这是一种在话语层次上的新秩序的建立：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概念，每个词都显示出一种关系，即每个词都意味着一个与自己相对的词的存在。所有这些名词通过一定的关系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对一个历史过程的叙事９。相对于卡西尔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毛泽东的话语建设无疑就可以表述为：人是阶级的动物。而阶级本身必须被形式化和符号化，才能进入话语的新秩序中。毛泽东这一阶段的话语建设表现为这种单一陈述的建设。到了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３年之间，毛泽东的话语建设工作表现为陈述群落的整体生长。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１０：这是毛泽东个人毕生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１９２１年他说提“改造东亚”不如提“改造中国和世界”１１，在他看来，改造了中国，也就改造了世界，因为中国本身就在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十年代末期，他设想中国的“超英赶美”，显示毛泽东总在想象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１２：对农民的重视，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深刻认识的表现。“农民”在毛泽东的言说中，实际上也是很宽泛的语词，比如中国的“工农兵”，有时候就是指的农民，因为工人也好，士兵也好，都来自农民；“农民”有时候也与“人民大众”等词语是一个意思。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１３：毛泽东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把知和行统一起来，对“知识”的生产作了自己的解释。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１４：认识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１５：这也是毛泽东毕生在做的事情。
“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１６：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建立的文艺政策。
“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１７：就人的特性来说，人没有自然性，没有动物性，理性也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特征。而社会是由阶级构成的，所以，人又是阶级的动物。
毛泽东的各种重要的陈述，在陕北的延安根据地蓬勃生长。他的每一个陈述，都会涉及不同的领域，涉及不同陈述的边缘，这也是我不打算从政治、经济、新闻、文化、军事等学科领域来组织毛泽东的陈述的内在原因。因为他的每一个最高一级的陈述，都会有许多次一级的陈述来支撑，如果把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作为一个最高级的陈述，则围绕这个陈述毛泽东做了更多的陈述：
抗日战争与农民：“全民抗战。”
文艺与农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知识分子与农民：“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历史与农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领袖与农民：“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
工作方法与农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文化与农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些层层叠加的陈述，构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但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一、这些陈述不是单一、孤立地呈现给读者听者，而是在适当的形式中被大众接受，这些形式实际上就是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的政治写作和政治言说；二、这些陈述要以“毛泽东思想”的关键词被认同，还应该得到一种合法性的认可，被某种体制赋予它合法性。
三
韦伯说的合法型权威的产生，先有制度规则的虚位以待，然后才有权威的应位而生，人居其位，便成权威。问题是等待权威的制度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权威参与创立的制度规则能成为合法型权威依存的制度规则吗？这似乎就成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当然，问题也许可以这样问：第一个合法型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因此，是否可以假设：第一个合法型权威的产生与合法型权威依存的制度规则是同步形成的，二者在互动中共生。而这样一种“动”“生”结合的形态肯定会呈现出多彩多姿，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历史语境中，合法型权威的生产方式会各具姿态。
毛泽东向权威的转化完成，其标志是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得以最终确立。但是，早在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延安解放区的人们，在自己的言说和意识中，已经有一个话语权威，那就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由于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一位思想意识上的领头人，一则是对国际形势的回应，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需要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应对这种国际时局；一则与国内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蒋介石相抗衡，这在政治上表现为谁是以后中国的合法性领导者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体系来设定中国的走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言说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话语方式来规范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行为姿态。因此，战争中的时势呼唤延安话语权威的诞生。谁能担承？就当时的情形看来，当然是非毛泽东莫属。但是，权威得以生产，还需要一套生产机制。就１９４３年延安需要一位话语权威来说，延安的生产机制并不符合韦伯所说的规章制度。在没有这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建构所生产权威的合法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另外，韦伯所说的权威生产的方式是否就是惟一的方式，也是值得探讨的。
１９４３年７月，“毛泽东思想”见之于《解放日报》，这个设制了以后中国历史形态的关键词，如何被提出的，现在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时势需要一个说法，需要一个关键词，以此作为言说的主词，造成一面话语的旗帜。这个关键词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则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便成为问题；但又必须是中国的，否则无法应对国际国内的时势。这个关键词不能用“中国共产党”来命名，“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而且它的所有思想资源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话，应对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并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用个体名字命名的，按照这一命名范式，这个关键词也必须是以个体名字来命名。马克思、列宁之所以能续之以“主义”，当然是基于他们著书立说的写作。而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一种典范，说他的政论白话文是典范，意味着这种写作范式已经具有言说的规约功能，规约不仅是对写作姿态、言说方式的规约，同时也是对价值认同和思维路径的规约。这个时势呼唤的关键词之一部分已经解决：以“毛泽东”来表述。那么，如何确定“毛泽东”的后续词呢？仍然用“主义”吗？１８用“毛泽东主义”不行吗？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在１９４２年，张静如就使用过“毛泽东主义”一词。既然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能称为列宁主义，那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当然也能够称为“毛泽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