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理论正确或事实正确

作者：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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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宁的文章博学而“文学”，《书屋》慷慨连载，作者有笔力，刊物有眼力。有关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不是没有人写过，但的确没有人像这样全面透彻地研究过。这一系列文章，不管别人如何看，笔者和友人们却是逐篇读过，而且常引作话题。如果不是最近偶然间又看到周宁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的头题文章《汉学或“汉学主义》，笔者也不想动笔写些什么。
　　西方的中国形象，据说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的两个极端间摇摆，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这种提法在理论上非常“后现代”，不管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文化研究的表征理论上看，无疑都“理论正确”。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些理论出发，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背景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必然会得出这些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在理论前提上已经设定了。但笔者关心的是，这些观点在“事实”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
　　笔者阅读这组文章，每每感到困惑，作者的论断让人信服，而作者介绍与批判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种种论断，也会令人感到信服。比如说，凯塞林伯爵关于“真正的中国”的描述、罗素对中国人的评价、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都可以说是客观中肯的，是事实。这样就麻烦了。如果西方人的那些观点令人信服，确实说到了中国的“实处”或“痛处”，那么，周宁的理论前提或结论就值得怀疑。即便说西方的中国观确有异想天开之处，那也不能轻易下“纯属虚构”类的结论。
　　不是西方人说错了，就是周宁说错了。不是“事实”出错，就是“理论”出错”，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是文本的权力，于是，总挑西方文本中的虚构处批判。国内目前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空前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汉学，从学术研究到知识普及，西方汉学都在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与研究。另一方面，又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批判西方的汉学，就像周宁在《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中说的，要警惕汉学主义。可是，真正要警惕的，不是西方的汉学主义，而是中国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时的文化心理动机，因为害怕被说到“实处”或“痛处”，就干脆拒不承认。
　　周宁的文章写得洋洋洒洒，阅读时总难不被他的雄辩文采所折服，只是事后回味，才觉得有些蹊跷。直到读完《汉学或“汉学主义”》，清晰地明白了隐藏在有关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系列文章后的理论前提，笔者才敢提出问题。西方的中国观，真是那么荒诞无稽吗？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虚构，多少是知识真理？一般小说与学术著作，是否应该区分，其间的互文性联系如何界定？笔者希望就教于周宁先生，就教于研究这方面课题的专家。因为《书屋》不仅是读书的园地，也应该是思考批判、怀疑讨论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