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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逝的记忆
作者：何云波 刘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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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列一本在二十世纪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外国小说，恐怕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莫属。曾几何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圣经》。几代人都是在保尔誓言的激励下，走上“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道路。而今，世界早已改变了模样。在当下的俄罗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部小说，知道的也认为它稀松平常，不能理解父辈当年的感动。知识界则更多地把它当做一个意识形态文本，而非文学经典。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这部小说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争论更趋白热化，有人戏称为“大炼钢铁”。不过，“钢铁”炼得火热，接受语境却已改变。欲重现当年的“感动”，恐怕也就有了人为“制造”的嫌疑。与其如此，不如静下心来，面对小说，去做一番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是一个关于英雄成长的故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是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时代造就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也造就了保尔·柯察金。这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能体现群体精神的英雄。也就是说，在主人公人格确立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我”和“我们”，所谓“小我”与“大我”。在主人公由“小我”而“大我”的成长中，充满了许多诱惑与考验。主人公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些诱惑，终于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坚强战士，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在保尔的成长历程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他的三次情感经历了。小时候读小说，最让人心仪的就是美丽的冬妮亚。刘小枫的《怀念冬妮亚》可说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但是，最让人惋惜的也是冬妮亚。因为她终于没能跟上保尔前进的步伐，却回到“小资”的老路上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意识到保尔与冬妮亚的感情，其实带有一种阶级征服的意义。保尔第一次引起冬妮亚的注意，是跟机务段段长的儿子、中学生舒拉打架之时。面对比他大两岁的舒拉的挑衅，保尔一拳就击中舒拉的下巴，把他打到水里去了。这引起冬妮亚的欢呼：“太棒了，太棒了。打得真漂亮！”１在阶级对立中，不驯服的被称为“小流氓”的保尔，反而有了独具的魅力。“他属于另一种类型，来自另一个社会。他的生活圈子是冬妮亚从未接触过的。”正是这种对“异类”生活的好奇，吸引了冬妮亚。这种情感模式，其实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无论是《红与黑》中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玛特尔小姐的征服，还是《泰坦尼克号》中穷小子杰克的艳遇，都是“贫贱”、“粗野”战胜了“高贵”。而保尔最终与冬妮亚的分手，也是因为冬妮亚的“庸俗的个人主义”终于使保尔“难以忍受”（其实也不过是冬妮亚参加保尔的同志们的聚会，喜欢穿得雅致、讲究点，无法融入到“同志们”中）。当保尔劝导冬妮亚“把束缚你的一切统统抛开了，站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一起去消灭那些老爷”，冬妮亚却没能听从这“神圣”的召唤，从而宣告了保尔对冬妮亚的阶级拯救的失败。当修铁路时保尔与冬妮亚再一次相遇，小说对“酸臭”的冬妮亚及她那位身为铁路工程师的丈夫，则完全是一种丑化、漫画化的笔调了（小说对知识分子阶层，从来就没有好感）。
面对革命与爱情，革命似乎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志同方能道合。“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然后才能属于党，那我只能做一个坏丈夫，因为我必须首先属于党，然后才属于你和其他的亲人。”对此，冬妮亚只能“惆怅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双眼泪水盈盈”。
尽管保尔虽然很遗憾没能成功地拯救“小资”的冬妮亚，但也毕竟避免了被对方拉过去的危险。保尔的哥哥便是一个生动的反证。阿尔青作为“世代相袭的血统工人”，不知为什么竟同已相爱三年的“缝纫厂的漂亮女工加琳娜”断绝关系，而娶了一个“很丑的”、出身“贫穷的农民”的女人。阿尔青每天从机务段下班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农活上，想重整衰败的家业，结果却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用一句曾经时髦的话说，就是掉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当阿尔青要求入党，同志们提出的疑问就是：“他为什么去种地？农业劳动会不会使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变得淡漠呢？”
这正所谓处处是陷阱啊！小资、小农……都有可能使人陷入到“小我”、“自私”的牢笼中，影响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对保尔来说，“钢铁”便是在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不断将“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炼成的。当在骑兵军中浴血奋战时，保尔深深体会的便是：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熔化在群众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给忘记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把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的幸福——都献给伟大的党，这就是保尔所昭示的人生之路。为此，甚至不惜走向革命的禁欲主义。保尔曾经几次与爱情失之交臂。例如，与冬妮亚，曾经有过少男少女的纯洁的情感。保尔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那一晚，他俩相拥着过了一晚：“多么柔顺的身体！……然而，青春的友谊超过一切。”其实手稿被删节的部分有更详细的描写：
是的，熟悉的，火一样的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她那如弹簧般柔软的身体是那样顺从……但是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比火更明亮。要抵挡这种诱惑是困难的，难于上青天。但只要性格坚强，友谊忠贞，那也可以做到。
这是典型的诱惑与考验。无论是骑士传奇中的寻找圣杯，宗教徒的寻找天国之路，抑或浮士德的寻求人生的永恒的美的瞬间，情欲，常常构成了寻求的最大考验。浮士德是在积极迎受各种欲望的诱惑的同时，又不断追求新的超越。这也许典型地代表了源于古希腊文化的一种人生态度。保尔的选择，却更多地带有宗教色彩。就以保尔与丽达来说，他们应该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了，但面对激情时，保尔还是逃跑了。“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的困扰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在保尔看来，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没有肃清，他就不找女孩谈情说爱，他要把世界革命的大火烧到美洲去。这种殉道精神、道德纯洁感、对待革命的朝圣般的情感，向世界传播革命“福音”的弥赛亚意识，使保尔既成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又是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产儿。
俄罗斯民族是个具有浓厚宗教意识的民族。人道主义、东正教、村社文化的混融，注定了这个民族更注重人的灵性、精神追求、道德完善，而非感性、人欲、享乐式个人主义。这种道德追求与自我牺牲精神，不仅体现在十九世纪一批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上，也在二十世纪的新型主人公中打下了烙印。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佳耶夫在《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思想》中认为：“俄罗斯的心灵是由东正教形成的，它获得了纯粹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形式一直保持到当代，到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保尔，便成了这样的一个革命的殉道者。
当然，在保尔对丽达的逃避中，固然有受牛虻似的革命的苦行、殉道精神的影响，但同时也可能与保尔骨子里的“拯救”意识有关。在丽达面前，保尔仅仅是一个在政治与文化水平上都需要启蒙的学生。也就是说，保尔完全是被动的，他似更愿意充当一个启蒙、教化者的角色。当保尔疾病缠身，有可能被“集体”遗忘时，他向组织提出的要求就是：“派些年轻人来吧，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都是属于需要教育的对象。
而保尔与达雅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需要把达雅从那种凡俗卑微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我注意观察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成长，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保尔以其圣徒般的“救世”意识，终于将达雅从小资产者的包围中拯救出来，开启了她的革命意识。他们婚后，失明了的保尔从事写作，“觉悟”了的达雅将自我的个体人格也融入了群体之中，“经常晚上很迟才从工厂里回来”，一回来，就躺下睡觉了。保尔一方面把这一切看做是意料之中、理所当然的事：“以前，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对他有更多的照顾、更多的温存。但是，那时她仅仅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另一方面，在他与写作助手加莉亚的相处中，反而产生了“人之常情”：
工作越接近尾声，他越难控制自己，那些平时被他用坚强的一直禁锢起来的各种感情都蠢蠢欲动，力图摆脱控制。忧伤，以及各种感情，他必须加以控制。他要是屈服于其中任何一种感情，那么事情就会以悲剧而告终。
这又是新一轮的诱惑与考验。而这诱惑常常并非来自身外，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作为普通人的凡俗的情感。这才是最令人防不胜防的。
二
尼古拉耶夫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２中认为，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真实事件与意识形态的强制、个人体验与革命者的道德律令之间的难以察觉的“缝隙”中创作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问题》３２００１年７、８月合刊上发表了伊·孔达科夫的《我们苏联的“一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该文详尽分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为它复兴新东正教，寄希望于多灾多难的人民；它叫人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创造，尽管历经磨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保尔也就成了一个俄罗斯圣徒式的形象。
但是，理想主义走向极端，却可能成为乌托邦。乌托邦作为高昂人类精神的一面旗帜，设计者可能是崇高的，而实施它的人却往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特别是当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建立在人人大公无私的这样一个假设上，或者寄希望于通过对人的思想的改造上，社会往往难免走向宗教式的乌托邦，走向禁欲主义。保尔往往把正常人的生活看做庸俗的生活。就像有的同志喜欢说点带浑的笑话，年轻人在跳舞中玩点爱情游戏，保尔把这一切都当做小市民趣味，认为“不成体统，荒唐可笑”。小说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革命者也需要“凡俗”的情感，正像丽达最后的那封信对保尔的劝导：“你不应当对自己过于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斗争，而且还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又都要被置于革命的道德律令之下。身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奥列申斯基，“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追求过丽达，丽达则认为奥列申斯基不可能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做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保尔第一次碰到丽达同志的时候，首先产生的也是“丽达是个女人”的欲念，但他马上反省自己，与这一“错误欲念”进行了斗争。
在阶级观与人生价值观上，作者可谓立场鲜明，但小说的局限也就在这里。就像那段关于人生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如何度过？小说却只提供了惟一的一种选择：“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而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上帝与羔羊的关系。解放者有一个预设的前提：“羔羊”们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且，解放者也从来无须考虑：被解放者是否愿意？这是一种“真理”的话语霸权。福科曾经说过：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致于是如何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展示的恰恰就是“真理”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人的过程的。保尔不属于那种思想型的主人公，正像董健先生在《“保尔热”下冷思考》４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保尔“苦大仇深”，“爱憎分明”，迷信政治领袖，一切服从“集体”，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是有可能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的。因此，小说对领袖的神化，对自我、个性的压抑，为斯大林主义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语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它与《母亲》、《铁流》、《恰巴耶夫》等作品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作为一种“成长—启悟”模式，主人公处在两个时代的边际，时代的发展启发了主人公的思想，而主人公的成长又成了他自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一种象征。这些小说对发展中的现实的揭示，它们所体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其所担负的文学的教育与拯救功能，使其一度成为苏联文学的主导话语。
正因为这些经典作品处在“中心”，便会不断有处在“边缘”的其他作品，与其“对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个情节：写保尔为了将自己的个性融在集体之中，曾参加到一个五个人组成的“公社”之中，大家同吃、同住，薪水、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在保尔对这消除了一切“私有性”的共产主义充满憧憬时，在这之前或同时代就有一些作家看到了“乌托邦”的荒谬的一面。如扎米亚金的《我们》（１９２１），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１９２８）、《地槽》（１９３０）等。《我们》（１９２１）所写的那个“大一统国”，“大恩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名字，而只有代号。“号码”们全部住在通体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彼此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连做爱，都必须持人手一份的粉红色分配卡，在四十八小时前提出申请，而后才能在规定时间里领到一个性交伙伴和一张聊作短暂遮掩的窗帘。就这样“我”全部被置换为“我们”。而《地槽》，写一群工人被指派建造一座可供全世界无产阶级居住的大楼。这些瘦骨嶙峋的工人疯狂地劳作，惟恐“被新生活拒之门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可以住进这栋楼中，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代表“全体无产阶级”。他们属于抽象的“人民”，但并没有作为“个人”的权利。苏维埃工会主席跟他们说：“社会主义没有你们不要紧，而你们没有它就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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