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历史的假面舞会
作者：邢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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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其他东欧卫星国一样，在莫斯科指挥棒引导下跳着狐步舞，纷纷在国内揭开大清洗的序幕。由于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的组合，捷克斯洛伐克把第一批清洗目标锁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战时同西方有联系的人和犹太人。大规模逮捕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民族主义者曾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事业浴血奋战；那些老战士更是不用说了，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走到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和西方有联系就把他们投进大牢似乎也不近情理；犹太人在战前、战中都是世界的弃儿，受希特勒现代化杀人武器的集体屠杀，有整个种族被填进绞肉机的悲惨命运。但多疑的斯大林把他们看做是危害革命和理想纯洁的阻碍物，比如像犹太人，斯大林把他们贬称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没有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当然在清理的范围内。在斯大林眼里，他们是细菌，而革命就像一个鸡蛋，只要有一丝裂缝，就会整个儿崩溃。
安全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专政铁拳像捣蒜一样把一切都捣碎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全国上下陷入恐怖和不信任的氛围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失宠并被投进监狱。安全机关的工作是高效的，敌人越来越多，布拉格区的几大监狱——庞克拉茨、鲁津、科洛杰伊城堡，随后是全国的监狱都因囚车每天运来犯人而个个人满为患。不过从幸存者的叙述来看，叛国、反党、反革命集团成批被揭发不仅应归功于安全人员使用的种种酷刑，同时也应归功于他们出于革命热情的无限耐心和精明能干。被捕的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坐牢期间曾被搞到这种地步：他会证明他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有人要求的话。在许多情况下，被判刑的人是如此深信自己有罪，以致后来宣布他们无罪时，他们深感震惊。冤狱是如此触目惊心，二十几年后，党的总书记杜布切克有权力观看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了解了二十年来迫害的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时，他失声痛哭，发誓不让这种事情在他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重演。
在这种大背景下，斯沃博达将军作为一个老革命工作者被捕。他的被捕经历无疑有着传奇色彩，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黑色幽默和伟岸力量。自１９４５年解放以来，他一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国防部长。清洗运动中，他并没有因为以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而幸免。他于１９５０年被不明不白地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升职为主管国家体育运动总局的副总理，一个老掉牙的程式——明升暗降，在完全搞掉一个人之前总会把他从重要的位置上调走。不久，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１９５１年被捕。
实际上，他的被捕是一场骗局中的骗局，被捕过程更是极富卡夫卡特色。不知是谁从莫斯科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头子科普日瓦发了一封伪造的电报：斯大林不信任斯沃博达。这就够了，当局立即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英雄直接送入监狱，作为送给苏联当局的一个大礼包。后来，他谈到当时扣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之一：他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成员。如果你相信安全机关对他的指控，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管军队的国防部长都成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真是匪夷所思。斯沃博达将军在鲁津监狱呆了将近两年，但从未有人对他真正审判过。他的“英国间谍”罪名已经下达，对他的审判是无意义而且是浪费的：应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在斯沃博达将军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官员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阿·朗登，外交部副部长；卡·什瓦布，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克列门蒂斯，外交部部长；瓦列什，内务部副部长；贝·雷岑将军，国防部副部长。从党的领导人来说，十九名州委书记中有六名被投进监狱，还有党中央国际部部长贝·盖明德，党的副总书记约·弗兰克，甚至包括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这只是整个名单的小部分。斯兰斯基一度受苏联老大哥追捧，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兄弟国家领导人政治胃口改变之快令人沮丧。当他在１９５１年欢庆五十大寿时，苏联人一反平常发出热烈生日贺电的做法，保持耐人寻味的沉默。布拉格当然还未正式得到他即将失势的消息，当天的《红色权利报》还粗心大意地报道说列托夫飞机厂的工人将这个工厂改名为鲁道夫·斯兰斯基飞机厂，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哥特瓦尔德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的感激和热爱”，哥特瓦尔德同志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三个星期后，《红色权利报》告诉广大革命群众，中央委员会已解除这位“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的忠诚的热情的战士”的总书记职务。不过，斯兰斯基还是活蹦乱跳了一阵子，十一月初在布拉格出版了斯兰斯基选集，标题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老是落后一步的《红色权利报》还发自肺腑地赞叹它“在研究我党历史方面和在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方面将进一步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胳膊真的扭不过大腿，月底，他被逮捕。四天后一份官方公报告诉无所适从的人民：“鲁道夫·斯兰斯基犯有积极的叛国活动罪。”
斯兰斯基被捕经历的戏剧性已直逼斯沃博达，搞笑程度和斯沃博达将军被释放也可以说是不相上下。１９５２年底，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馆为总统哥特瓦尔德同志举行隆重宴会，斯沃博达的女婿作为大使馆的秘书，有幸参加了宴会。会上为了体现阶级感情和友谊，他们不断为各种各样的事物干杯。一位苏军将领科兹洛夫斯基突然举杯说：我为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干杯。天可怜见，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正被苏联人的一个响指而剥夺干净，现在居然又要为他的健康干杯，这叫捷克人如何应对呢﹖有人勇敢地打破随后的沉默，向苏联将军说明了斯沃博达的困境。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马上叫他女儿给布拉格打电话说，苏联人相信斯沃博达将军，他是无辜的。不久，好心肠的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布拉格：请释放斯沃博达将军。这就够了，大清洗是斯大林发起的，既然他认为将军是无罪的，那肯定是别人搞错了。将军被放了出来，不过大家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谁也不能保证斯大林同志的记忆，毕竟他是个老人嘛——仍然和他保持距离。
斯沃博达将军找到一份工作，在特热比奇农场当会计。如果没有另一个苏联人的出现，他肯定会呆在那里一直到死。老天有眼，赫鲁晓夫同志来了，战时他们在乌克兰前线互相认识。１９５４年６月，赫鲁晓夫到布拉格参加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作为地球上最大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不满斯大林的暴政。两年后，他作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谴责斯大林搞“大规模镇压”，是个“迫害狂”，“他独裁专制”，屠杀最亲密的同事，制造清洗，使数十万人丧生……报告是如此之长，以致他气喘吁吁地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赫鲁晓夫要见将军，叙叙旧。尴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马上把他从特热比奇接了回来，斯沃博达又一次成为献媚苏联人的礼品。不过，对斯沃博达将军来说，苏联人的一次怀旧却成了命运的转折点，正如布拉格记者评述的那样：这就帮助将军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并获得了他的权力。
由斯沃博达将军遭遇及由此折射出的整个国家在恐惧中生活的情况，１９６６年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奖金得主瓦楚利克作了完美的概括。他说：“捷克人的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捷克人对苏联的霸权和他们不断干涉国家内政导致的“红色恐惧”进行了不间断的抵抗，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沙龙、朗诵诗歌，在士兵的枪筒里插上橄榄枝，用石块和砖头对苏联和当局的暴政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其他东欧国家也在遥相呼应。在１９５５年的波兰，首府华沙文学周刊《新文化》发表瓦齐克的《成年人之诗》，向统治制度和当局发起挑战。吹响反抗的号角时，波兰的文化沙皇和秘密警察头子雅·贝尔曼立即撤了《新文化》编辑霍夫曼的职务，并且召开一次作协特别会议要求把瓦齐克开除出作协，让他无法再公开发表作品。这样，对贝尔曼们来说，瓦齐克那张乌鸦嘴就无用武之地了。问题是作协不愿开除他，霍夫曼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会上说：“对于判断文学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为党服务的东西，什么是反党的东西的权力，贝尔曼想独自加以垄断。可是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的知识比他多，也有许多同志为党工作的时间比他更长，得的成绩也并不比他差。”他以此反驳贝尔曼的要求，打响了波兰党内第一场公开之仗。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当骚乱在捷克斯洛伐克扩大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６日通过一项决议，被称作是“罗马尼亚独立宣言”。该宣言的要点是：谁也不能代替别的国家和党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不能搞什么“老子党”和“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一个党不能拥有特权地位，不能把自己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然而由于布加勒斯特与莫斯科的距离真的很遥远，而且苏联领导人只顾摇头晃脑听着喧哗的赞叹声，莫斯科没有听到这些刺耳的反对声。
有趣的是，作为对斯沃博达将军冤案某种程度的补偿，他在１９６５年被授予“苏联英雄”光荣称号。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他在接受这一尊称时的心情，不过想来肯定是微妙的。苏联人、捷克人真是太搞笑了。三年后，出于各方面权衡，他被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出人意料的是，行使总统权威不过几个月，他发现在一夜之间，自己的国土上竟然是漫山遍野的苏军，苏军坦克傲慢地将炮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并且就在眼皮底下，苏军像抓蚂蚱一样抓走国家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理一干人等，生机勃勃的“布拉格之春”就此凋零，而他在历史的阴差阳错面前目瞪口呆。
斯沃博达是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如果他是中国人，那他是无法不产生庄周梦蝶或蝶梦庄周这样的幻象的作为捷克人，他也许会发自肺腑地认同他的同胞米兰·昆德拉先生在《玩笑》这本小说中所说的一段话：人们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计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上帝是喜欢开怀大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