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大学的中心在哪里
作者：刘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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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鸥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他的文章下笔流畅，气势恢弘。他的大作《解构与重组：试论大学的第三中心》〔１〕从论题到行文，淋漓酣畅，毫不拖泥带水，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文风，观点直接而新颖，富于学术的冲击力。他提出，当今时代，“知识经济犹如春雷，不但正在激活经济界的巨大潜力，而且正在激活大学校园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从只重知识的传播（教学中心），到同时重视知识的生产（科研中心），八十年代以来，各国大学科研重心进一步变化，由只注重理论研究转为更加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及其科研成果转化。大学的第三中心正在形成，这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界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在这一顺乎时代趋势的变革过程中，大学的结构、功能与资源进一步解构和重组”。“从只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转向兼顾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转让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入学工厂不败的必由之路。中国大学的发展要敢于在教学与研究中心的基础之上，构建以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为特征的第三中心。这既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呼吁，中国大学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并尽快适应它，这需要我们转变旧观念，解构旧模式，重组学术资源。石教授的文章立足于当代西方大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给我们自身的大学发展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认清大学发展大势，走出传统大学样式的教学、科研中心，面向市场，激活大学潜能，塑造大学的第三中心，即以知识的应用与技术成果的转化或者说生产为中心。
当代社会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知识竞争与人才竞争，大学这一现代社会哺育知识与人才的最重要的摇篮骤然成为时代的焦点，大学改革此起彼伏，从“２１１工程”到“９８５工程”，从大学年年扩招到学费年年看涨，从大学合并到四处可见的大学圈地扩张，从争相喊出的建设世界（或者国内）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大专院校的不断升格，当代中国大学正象一匹匹加大马力轰鸣的机器在一刻不停地、抑或是躁动不安地快速运转。大学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当我们的大学发展日渐火热的时候，也许我们同样需要一份冷静，把握大学发展的中心，厘清我们自身的问题之所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这对于我们的大学发展或许更有裨益。在此意义上，石鸥教授就在双重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中国大学发展态势的极富挑战性的重要问题：一是作为问题的“大学中心”的提出，即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学中心？一是他对此问题的解答，即我们今天可以怎样来建构大学的中心？对石教授的观点，我甚为佩服。此处想借着他的话题，谈谈我对我们自家的大学中心问题的一点看法。
传统的大学以古典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长期持守着教学中心，大学扮演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传授既成的普遍知识，古典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保护古代的文化”，并给学生以自由博雅的教育；到后来以德国洪堡建设柏林大学为现代大学样式，发展成为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双中心”，知识的创造与传承成为大学存在的双重理由，“大学的中心主旨是掘发新知，是‘研究中心’”〔２〕；到现今，社会进入高技术、信息化时代，大学在社会科技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的功能被逐步强化〔３〕，不仅传承、创造知识，而且直接把知识转变成技术以快速地服务于社会，推进社会技术的加快更新，所以出现了第三中心，即以知识服务社会的生产中心，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成功结合。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的发展，表明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也体现了世界大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显明世界大学存在的三种基本样式。当我们说现代大学已经发展到了“三中心”阶段时，并不是说现代大学的模式就只能是三中心的大学样式。就目前而言，大学的存在样式实际上是多元的，三种样式不单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
大学中心如何可能，或者说大学的中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考察西方大学发展，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大学中心的扩展是建立在大学独立自治的基础上的。这不仅在纽曼的古典大学理念中有充分体现，而且从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真正鼻祖开始，更是牢牢地奠定了大学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作为基本的大学制度。美国大学三中心的出现同样是建立在“三Ａ”之上，即学术自由（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学术自治（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学术中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不管是传承知识，还是研发新知，抑或服务社会，大学围墙始终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必要分隔。尼克松总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任之间，哈佛大学请求基辛格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其中所传达的现代大学理念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始终保持大学的尊严，保持大学存在的内在理由。
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明显强化，但这种功能是基于大学自身生存与完善的需要，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外在规定的结晶。大学的发展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在充当社会知识与文化理念的创新者的同时，以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把知识创新转化为技术的创新，成为社会行动的引领者，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同时给大学研究提供了实践的视野、研究的动力和强大的社会支持。这样，大学的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乃是建立在作为独立实体的大学本身功能与机制的完善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大学具备足够的实力、同时社会又给予了大学足够的空间去担当社会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之上，是建立在大学的教学——科研功能成熟的基础之上。显然，大学第三中心的出现，乃是大学功能的进一步释放，是主动的，是大学精神的张扬，不是“拉郎配”，不是下命令、分指标。换言之，西方大学第三中心的出现是大学自身学术权力向社会的拓展，而不是社会权力向大学的硬性规定。
再看我们身边的大学，尽管表面上也是以教学、研究为中心，但教学和研究却是围绕着大学行政体制而运转的，而不是相反。在我们的大学里，学术权力明显地依附于行政权力，甚至学术权力本身常常被同化于行政权力之中，这使得大学教学和科研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大学行政体系之中。单从人数上看就可见一斑，我们的大多数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比重大概是行政、后勤人员的一半，也就是说所谓核心的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只占了大学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我们的大学的教学科研双中心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行政权力中心，教学和科研只不过是实现行政权力意志的工具和手段。２００３年北京大学改革之所以层层受阻，其实并不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改革主事者与以甘阳、陈平原等为代表的改革质疑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连象北京大学这样的中国大学之名牌，其教学科研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心，而北大的改革却并不是针对现实大学整体格局，以维护、确保大学教学科研真正的中心地位，而只是拿这原本就没有成为真正中心的教学科研人员来开刀，遭遇一群对北大充满人文情怀的学者的强烈职责批评，是理所当然的。张维迎也是想尽可能在现成格局之下减缓官本位可能带来的冲击，比如不准本校博士直接留校任教，正是试图杜绝最可能由官学合一的导师出发而产生的近亲繁殖。处在夹缝中的张维迎实际上是左右为难。
由于大学教学和科研并没有成为大学真正的中心，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实际上只是为了实现统计表上作为大学发展政绩的数字，大学的教授们不过是扮演着填充这种数字的符号和工具。他们除了辛辛苦苦地在自己的书斋里凭着有限的激励机制和学术良心，而从事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工作和按部就班地教学外，对大学教学和科研体制的整体影响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大学里的研究氛围越来越多地讲求急功近利？因为大学教学科研的评价标准并没有掌握在他们手上，大学的运作并不是依照学术自身的规律与要求。当他们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大量制作去应对以各种数量指标为依据的晋级与考评，而不是潜心读书思考、实验研究，厚积薄发，否则他们连生存都很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急功近利自然成了惟一的选择，大师、大学问的蓝图成为镜花水月。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大学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我们的大学行政权力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从属于社会的行政权力体系。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中，权力可能会借助于社会其他任何优势资源来给自身存在增加合理性。当知识经济来临，大学地位日益凸显，大学作为合理性的筹码之可能性渐渐增大，社会权力便以各种形式向大学渗透，大学进一步成为权力的附庸，大学的独立性消解，依附性增强，向权力的献媚必然导致大学尊严的萎缩。为什么那么多的政府官员都能毫不费力地进入大学当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为什么那么多的政府官员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大学硕士、博士文凭？为什么大学招生时，大学领导手里揣着大量的领导的条子？社会世俗权力何以能轻易地向大学染指？大学何以对世俗权力毫无抵抗的能力，甚至大学还主动地向世俗权力献媚？因为大学根本就没有建立并充分保障自己真正的教学科研中心，而在表面上的教学科研中心背后，真正的大学中心正是大学官僚体制，而这种官僚体制恰恰由于跟社会世俗权力之间没有任何分隔，所以，它实际上正是社会世俗权力在大学的延伸。
有人这样评价：“反观我们的大学，受传统‘官’念影响，行政意识尾大不掉。这种意识有多种表现，在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中表现为对政府过分依赖，视大学为政府的派生机构，从而失去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这种行政意识在某些大学领导的治校理念中就颇有表现。行政权力往往越俎代庖，权力意志是大学动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依据，行政权力的泛化往往导致学术权力失语。在当前的大学管理中，学术的行政化与行政学术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但不能为学术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有时反而像毒瘤一样带来学界的虚假繁荣，甚至催生学术腐败，对学术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行政化的表现不但干扰了学术自由，更破坏了大学学术创新的土壤，造成了大学学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建设一流大学的主要障碍。”〔４〕可谓一语中的。
金耀基是这样描述以学院制为基础的剑桥大学：“剑桥大学的三十个学院，常被描写为三十个‘独立的王国’。……这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段时期中，确实不算太夸张，即使今日学院还有独立不可侵犯的气势。学院只要关上了大门，就不只阻止了ｔｏｗｎ（一向代表剑桥的世俗权威）的权力的进入，纵使大学的权威也要到此止步。”〔５〕而置身牛津城的牛津大学，则“每个学院都有峥嵘宏伟的高门围墙。在门墙外，车水马龙，确是二十世纪；在门墙内，鸦雀无声，的似中古世界。这是与剑桥的学院一样的，学院的门墙就是‘灵’与‘肉’、‘大学’与‘社会’的界线，就是‘学袍’（ｇｏｗｎ，代表大学及学院）与‘市镇’（ｔｏｗｎ，代表市镇的权力与市民）间的疆界”〔６〕。从古典之剑桥到现代之柏林，到今日之哈佛，西方大学发展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拒绝世俗权力对大学的简单的干预，也避免大学自身的官僚化，从而使得大学围墙成为世俗权力难以逾越的边界。综观我们的大学，不仅与世俗权力之间毫无分隔，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世俗权力的延伸，从学术评价、课题、职称、经费，重要人事的任免，无一不是依赖于世俗权力。正因为如此，在大学以外的社会世俗权力面前，大学丝毫就不敢说半个“不”字。大学运作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俗权力规则在大学的翻版，世俗权力机制中有的现象大学都有，世俗权力运作中没有的现象大学也有。在一种大学教学科研中心根本就得不到落实的大学体制里，大学何以能真正地坚持自身发展的逻辑，来与世界一流大学同台竞争呢？
早在１９１９年６月６日，长北京大学仅过两年的蔡元培发表了一个“不肯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明确提出不任北大校长的三条理由：“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大学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７〕蔡元培辞职的理由，一是反对大学自身的官僚化，一是反对大学受制于官僚。说来说去，核心就是反对大学的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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