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正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作者：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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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ＧＤＰ）平均为百分之九。然而，历经二十五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回过头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会发现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现象，那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未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步。这一观察所揭示的经济结构问题与某些表象化的说法（如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这个现象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瓶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上亿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只有整个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目前生活于落后的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
　　 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制造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比重的变化趋势。这里讲的制造业不包括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铁工业、石油炼制等），这个范畴的制造业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制造业并不发达；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工业化程度不能单纯看原材料工业是否发达，而主要应该看制造业是否发达。
　　 谈到中国的制造业，当然不能使用陈旧的“民族工业”这个概念。所有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了解中国对外开放后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有必要区分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各国制造业中的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会互补互强，也可能是此消彼长。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出现了大批外资制造业企业。如果从沿海外商集中地区的情况猜测，也许很多人会以为，有这么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一定在迅速扩大，工业化程度肯定大幅度提高了。然而，笔者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却显示出相反的结论。１９９２年，中国本国正规制造业企业（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占ＧＤＰ的比重是百分之十八点四，１９９６年这个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七点四，１９９８年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二；２０００年这个比重才回升到１９９２年的水平，为百分之十八点五。也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增长率不是一直很高吗？工业高增长情况下怎么还会发生工业化停滞不前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呢？部分的答案在于工业增长的相当大部分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１９９２年，这类组织的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而１９９８年这个比重则猛增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笔者把那些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有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合称为非正规制造业，以区别于正规的制造业企业。非正规制造企业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
　　 由此再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如下变化：首先，外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跌落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种局面可以用两个“替代效应”来概括。第一个“替代效应”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出现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１９９２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九比一，而到了２０００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六比四。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中的比重从１９９２年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六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为例，１９９６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三千七百九十八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１９９７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两千零一十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九十年代工业增长中出现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这是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
　　 面对这个数据分析结果，人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想：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分”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分”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１９９２年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基本国策。而在“发展”不易随时测度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于是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往正规工业增加值里“兑水”的难度大一些，而往“非正规工业增加值”里“兑水”可能就方便多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１９９６年ＧＤＰ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
　　 其实，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为此国家统计局从１９９８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分挤干”。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统计口径的这一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九十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
　　 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分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道，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征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九十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
　　 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趋于下降，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前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敝、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百分之七至八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经济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停滞并呈现“弱质化”特征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难以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如何突破经济增长的这个“瓶颈”，是上个世纪中国改革未能解决的难题。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在制度层面上找到突破这个“瓶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