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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国寡民时代？

作者：王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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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徐刚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有关淮河污染的报告文学，当时的震惊、愤怒、惶恐和焦虑无以名状，而读到《南方周末》《１０年再走淮河，再次惊心》〔１〕）一文就已经没有什么感觉，这倒不是说这篇文章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年我国已不仅是一条淮河的污染难以逆转，可以说凡是有经济发展的地方就环境污染。无论人们如何重视治理污染，淮河治污十年后的“再次惊心”的后果如今在各地都在不断地重复，可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就说这是政府、舆论和当地的人们不重视污染治理。事实上，这是治理污染的努力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所致。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衍生物，在这个定律面前人类的治污至多是延缓污染的加剧而已。污染已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癌症而难以根除。有人把污染说成是教育农民或者体制问题〔２〕，这是回避了现代化就是污染之源这一根本性问题。
　　 人类文明史的解读方式很多，从环境的角度去解读，其本质就是垃圾史。旧石器时代没有垃圾。在新石器时代，垃圾就是考古术语“灰坑”中的遗存，有研究价值。整个农业文明时期的垃圾都具有湮灭性和可逆性，能保留至今的石、木、纸、丝、金属垃圾自然稀少，即所谓的文物。污染的出现是工业文明的结果，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曾明确指出它的特点就是呈指数增长，工业化程度愈快，污染增长也愈烈。污染还有另一个符合热力学“熵定律”的特点，即具有不可逆性。〔３〕它不关乎体制，而取决于商业和技术的发展程度。
　　 我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听说什么环境污染问题，当时有报道日本熊本县“水俣病”的新闻，才知道工业废水中汞的烷基化合物以及酚、氰类、铬等某些重金属盐污染水源后造成了人脑、肝、肾的永久损伤。这些事件如同伦敦雾一样，当时是作为资本主义罪恶的证明。或以为这很愚蠢，其实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是“自力更生”，工业污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学者对此是有正面评价的。如罗马俱乐部的主席佩奇（Ａｕｒｅｌｉｏ Ｐｅｅｃｅｉ）就认为中国虽然有技术发展的毒害，但体系完好。由于中国的观念与西方不一样，也没有发展到新加坡的工业化水平，就不会像西方那样掉进现代化的陷阱。这或许是在给西方“指出前进的方向”。〔４〕如今我们再看这一评价就觉得有些好笑，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主流观念已经完全同于西方，甚有过之。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不过就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发生了意义的转换，时间、效率、金钱、利润、科学、技术、进步、ＧＤＰ等这些西方语境中的话语在我们这里都具有了神圣性，这里面作用最大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
　　 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过去以为某个社会聚落形态的变化主要是适应环境的产物，所谓科学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就是围绕过程变化的客观条件展开研究，现在却知道人类的精神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其实就是精神变物质。今天的状况更是如此。“发展”和“现代化”的政治正确性，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功利化。环境污染的速度基本与社会语境转化的过程相一致。“发展”成为硬道理，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追求利润、ＧＤＰ等“发展”的符号意义就有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对于社会民众而言，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只要比较一下现在媒体频繁出现的有正面含义的词汇，如白领、金融、信息、财富、汽车、别墅、技术、科学、全球化等和农业文明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身份性词汇，如君子、耕读、天下、义利、勤俭、仁德、传统、工农、革命、自力更生等，就可以看到人的社会身份认同由精神性炫耀变为物质性炫耀，这种炫耀正是意味着社会语境转换的完成。因此，把环境污染归罪于体制不得力，既违背事实，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
　　 在农业文明中，一切现代污染是不存在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污染一说，而污染的加剧正是人类追求商业利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商业和技术本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东西，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它们才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社会的主流意识认同了“发展”（物质享受的另类表达），技术的开发就没有了节制（这里可以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视技术为“奇技淫巧”的看法），当然就不会去考虑技术之后事物的还原性和可逆性，石油、化工、矿产、基因工程等就是如此。发展的另一指标是利润，而在工业社会的利润计算从来就没有包括环境和人类的健康成本。《南方周末》在文章中介绍的鹿邑鞋城皮革集团和周口莲花味精厂的情况就是例子。其实，不治理污染不是它们的错，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企业的通行办法。让企业在经济收益中考虑污染的损失，这样的企业就不是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它们该不该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人类不放弃追求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治理污染基本就没有希望。
　　 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对人类的重要远远大于个人的福祉，政府也对发展重新定义，即“科学的发展观”。这一修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疑问，给“发展”加上“科学”的限定词就能够减少污染？事实上今天的环境污染无一不是科学技术所赐，只要读过卡逊（Ｒ．Ｃａｒｓｏｎ）的《寂静的春天》的人恐怕就会知道这一点。一个更明显的事实就是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它是一场典型的科学技术性的灾难。贝尔（Ｄ．Ｂｅｌｌ）曾经谈过科学治国的问题，它使效率成为唯一的标准，造成了物支配人的情况。〔５〕所以“科学”作为一种话语权的范式，不等于就是真理。我们只要看看国内外各种技术灾难发生之前的评价，有哪一项不说自己是科学的？
　　 是不是说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污染问题了？当然有，这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农耕时代。这样说恐怕有人认为我是疯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不可能，首先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人口问题，今天地球供养六十亿人口没有工业技术不能完成。其次是人类理性在现代化的诱惑面前分解成个人的选择，不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譬如我自己，虽然希望天蓝水清，无农药蔬菜，但是要放弃超市、互联网和便捷之交通也还是舍不得。为了物质的享受我们宁愿牺牲健康、书信和旅途艰辛之美，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里面已经充满了更快、更强、更方便、更舒服、更多金钱的价值符号。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工业文明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同性所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有机会避免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但是我们错过了。我们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全球化而全球化，为了科学而科学，结果就是环境不断地污染下去。
　　 社会虽然无法回到农耕时代，人类减少污染也还是有一点点希望，这就是逐渐改变观念。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将人的预期寿命、社会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作为“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取代ＧＤＰ的发展指标。尽管它里面还有ＧＤＰ，但发展的指标中开始有了环境的因素，显示了后现代社会不同的发展观。当然这还只是开始，我想总有那么一天，人类衡量社会的标准会完全以环境和零增长为准，以地球生物的共同利益来制止以发展之名而造成的罪恶。只要我们的社会有了这种对开发、进步、发展理念的转换，污染就有可能被控制。所以，我认为做“发展”观念的转换工作，这才是政府、媒体的责任和污染的根本解决办法，毕竟我们现在距离农耕时代还不太远。
　　
　　注释：
　　
　　 〔１〕《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第１０５９期。
　　 〔２〕张玉林：《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体制根进》，《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第１０５９期。
　　 〔３〕《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５６页。
　　 〔４〕《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９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