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解读服装

作者：金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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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中的人类信息
　　
　　 我比你幸福，
　　 他们比我幸福，
　　 湖水里游的鱼儿，
　　 甚至还没有衣服。
　　 这首叫做《致敬》的诗，让我极为自然地想到它的作者——埃兹拉·庞德——这位对中国文化颇为推崇的诗人竟像游濠梁之上的庄子似的感叹起“鱼之乐”了：水里的鱼儿连衣服都没有，但鱼儿比我幸福得多。庞德的哲思使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人何以竟不约而同地穿上了衣服﹖人类的前身不也一丝不挂，而且说不定也如鱼一样无忧无虑吗﹖耽于看裸片、看脱衣舞表演的人们为何总要穿着衣服﹖——原谅我问这么鄙俗的问题。
　　 服装的基本功能想来有三：遮羞——以求端庄体面；装饰——以求引人注目；保护——以求抵御各种真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因素。在这三种功能中，“保护”较之“装饰”和“遮羞”更具有实用性，因而人类最初的服装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保护”的动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装饰”是从属于“保护”的，而一些“遮羞”行为也是出于保护自身——女性的“遮羞”行为尤其如此。
　　 然而，“保护”远不只是这些寓于“装饰”和“遮羞”动机中的“保护”。保护可分为物质上的保护和精神上的保护。前者指抵御自然界的严寒侵袭和蚊虫叮咬，后者指想像中的邪恶，可怕的侵扰、伤害。在远古时代，后一种“保护”的意义尤为重大。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的时期，由于人类实际的征服自然、保护自身的力量太微弱，他们往往在很多时候用想像非现实地征服自然、保护自身，他们的想像在我们今天看来往往是荒诞不稽的。比如，他们认为仇敌的诅咒能使他们生病；在田野里集体性交和跳舞能促进庄稼生长；一种神秘的“魔眼”能使他们的生殖能力丧失等。但他们对这样的想像、臆测深信不疑，他们“不能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却能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马克思语）。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劳作——向大自然索取，虔诚、狂热地祈求——向想像中的神灵祈求；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尽他们所能来保护自己。在那个时期，人不仅受到外界客观的侵扰，还受到“自扰”。原始人很少把灾难、疾病归结为客观原因，因而他们所采取的防范措施皆带浓厚的巫术色彩。为了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灾难，原始人制造出来许多在他们看来能驱邪避秽的护身符（吉祥符），这就是最早的人体装饰。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历史的进程表现为一个理性的驱除巫魅的艰难历程，历史进化的尺度就是社会和个人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受理性的支配而不受巫魅的支配。依据韦伯的理论，服装的历史也必定是一个巫术色彩逐渐消失的历史——首脑的服装命定地要从龙袍演化到与民众服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的西装或中山装——一切最初出于“保护”的动机而做的种种装饰物最终必定失却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传统的装饰品。十八世纪末西方兴起的一场男性服装变革，相当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服装演化的必然趋势，同时也证明了服装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场转向之前，西方男性服装的装饰性和复杂性与女性服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爵位、职位的服装区分是极其严格的，非现代的政治模式和观念在服装中充分得到体现。为什么装饰性和复杂性的男性服装迅速为简单化、朴素化、统一化的服装所取代﹖原来，正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服装大转向——法国大革命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随着这场革命浩大的声势和影响深入人心，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服装也迅速为这一精神所支配。男性服装失去了作为等级标志的装饰和花哨的式样——绚丽多彩的服装只好让女性独享去了。
　　 服装转向与社会变革的相辅相成绝不是偶然的，不仅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有其相应的服装、发式。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们围绕着辫子的去留不是做了不少文章吗﹖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自不必说，他设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山装”不也风行一时吗﹖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山装”，我们甚至可以感悟到孙中山本人的理想、寄托和主张。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文革”时中国人穿的那非蓝（工人装）即绿（军人装）、式样统一的服装（由于当时很多人的衣服皆是蓝色，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称那时的中国人为“一群蓝色的蚂蚁”），我们不也能窥见“文革”的时代精神吗﹖我们可能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从高级干部到市井小民都曾卷进过一场规模不小的讨论之中——即关于喇叭裤能不能穿、长发该不该留的讨论，有的地方还发生过强行剪掉年青人的长发，剪破喇叭裤的事件——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而在当时又觉得那么合情合理。
　　 当我们思索这些以前很少注意到的服装现象时，我们突然感到了服装的演变与文化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是如此密切地贯通着。列宁曾称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实，服装不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吗﹖一部服装史又何尝不是一部感性化了的文化精神发展史﹖《圣经》以寓言的形式告诉我们，人类一旦有了智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遮盖自己的身体。海涅曾诙谐地说过，女人（指夏娃）一旦懂事，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做一件新衣服。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这样写道：
　　 ……这么围着，他们就以为羞耻，便部分地藏住了。但心神仍然不安宁，他们坐下来哭泣，不仅泪如雨下，更糟的是内心开始掀起了暴风。种种的激情、愤怒、憎恨、不信、狐疑、争论，搅扰得他们心里很伤心，原先是安宁静谧的心境，如今七上八下不平静。
　　 传说终归是传说，文学终归是文学，但我们从中不也真切地感到服装之于人类文化的至关重大的意义吗﹖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的一段话，如今读来，更觉如空谷足音：
　　 如果我能够在我死后一百年里出版的书中所选择的话，你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吗﹖在这所未来的书库里，我要买的决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书——虽然能够提起人们兴趣的还是小说。朋友，老实讲，我要买份时装报，我要看看我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女士们是怎样穿戴打扮的，这些所提供给我的关于未来人类的信息超过了所有哲学家、小说家、布道家和学者所能给予我的。
　　
　　服装的炫饰与遮掩
　　
　　 如果说巫术化、等级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繁复化构成古代服装的特征，那么，理性化、平等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简炼化则是现代服装的特点。我们可以从现代服装的这些特点译解出现代文化和服装本身的某些秘密来。
　　 “历史祛除巫魅”表现在服装上，就是服装的巫术化特征逐渐被理性化特征所取代。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是：服装的“保护”因素大大淡化，“装饰”和“遮羞”成为服装的主要动机——服装的特点几乎完全由“装饰”和“遮羞”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决定——“装饰”是为了显得花哨、惹眼，与众不同，“遮羞”则是为了显得朴素、庄重、默默无闻。正因如此，“装饰与遮羞之间的这种本质的对立是整个服装心理学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正是以服装为手段，努力满足这两种正相反的心理趋势”。
　　 严格说来，把ｍｏｄｅｓｔｙ译为“遮羞”并不准确——因为它含有“遮羞”、“谦虚”、“体面”、“朴素”多种意思——也正是由于ｍｏｄｅｓｔｙ的多重含义而使“装饰”（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与“遮羞”的对立也呈现出多层次的含义——
　　 除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温饱的行为外，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与“性的满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与性的满足有间接关系的行为中，引起异性注意、爱慕的行为是最为重要的。服装是人表现吸引力（或者说魅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对于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服装也从两方面来吸引人：一方面，服装以质料、式样、衣服上附属的装饰物以及首饰（广义的服饰）来标志值得羡慕的财富、社会地位、职业等，以此来吸引人；另一方面，服装通过某些象征着性（性器官、性行为、性反应）的装饰吸引人、刺激人——在这方面，“遮羞”与“装饰”是如何在对立中达到和谐的呢﹖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文明是以性的压抑、禁忌为代价的，而遮羞——为了淡化、阻止经常的性刺激，人类自觉地掩盖身体的生殖部位——就是性禁忌的重要措施之一。服装本来是一种性压抑、性禁忌的工具，但无孔不入的性却要顽强地表露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二者妥协，性以变化了的形式，象征性地出现在衣服和其他人体装饰上。
　　 一位作家曾说过：“女人穿裙子独具一种美，因为她有所裸露却又不裸露无遗。”这句并不新鲜的议论倒启示了“装饰”与“遮羞”之间的另一层意义。
　　 女性以各种方式来装饰自己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女性的身体不需要任何装饰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女性来说，她的整个身体都是性的敏感区，而对男性来说，则集中在生殖部位——这样一来，女性比男性更爱遮也更爱露，更羞涩又更大胆——因为她的整个身体既使她感到不好意思，又使她产生巨大吸引力。女性身体这种矛盾的功能决定了女性服装的特点：在摆脱了某种巫术宗教和传统的禁忌观念的束缚后，现代女性服装已朝着使女性身体越露越多的方向发展。如何尽可能暴露女性身体而又不至于使人觉得太失体面成了现代女性服装设计的基本思路。所以，在现代服装中，“装饰”与“遮羞”的矛盾往往又表现为“遮”与“露”、“羞涩”与“放纵”的矛盾。
　　 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遮羞”只是消极的，总是处于“装饰”的对立面，它抑制“装饰”和“裸露”产生的魅惑力。这是一种误解。“遮羞”总是与“装饰”（或“遮掩”与“裸露”）相克而又相生。可以说世界上任何美、任何魅力都是由相生相克的力量作用而成。一人一物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令我们企图在物质或精神上把握之、占有之，是因为该物同时还对我们产生一种拒斥力和一种把握、占有的障碍，“艳若桃李”必得与“冷若冰霜”相伴随，才能形成真正的魅力——钱锺书先生曾将精通此道的女人在恋爱时的行为模式戏称为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藏而不露是一种矜持，一种威严，一种居高临下——它一则可以成为一种护身的手段，二则可以造成动人的风姿。衣服的“遮羞”功能，决不仅仅是社会的、伦理的，它自有审美的独特价值。于此，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一段精彩的文字：
　　 ……盖衣者，所以隐障。然而衣亦可资炫饰。
　　 ……则隐身造成引目之具。
　　 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歧用。
　　 用不着更多的举例论证我们就可以同意——“遮羞”在某种场合本身就是一种“装饰”。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本是性禁忌、性压抑产物的衣服阴差阳错地成为表现性意识、发泄性欲望的手段，现在我们又看到——衣服又担当起玩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角色，欲盖弥彰，巧妙地达到“曲线张扬”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本能的力量何其强大，强大到能越过人类理性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各种改装的形式不为人知觉地表现自身、发泄自身。我们自以为高超的文化不过是本能的变相。没有摆脱了本能的纯粹的文化与文明，只有本能在其中表现得健康与否的文化与文明。一种健康的生产性的文化应该是让本能——原始的、根本的生命力自由而非放纵地发展的文化，正如一个健康的、充满生机的人必定是其感性生命力得以充分发挥——既不在节制中流于放荡，又不在极度的压抑中走向萎缩的人。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服装”时，我们发现“装饰”与“遮羞”的关系正是一种健康文化的表现。人类第一次用树叶、兽皮把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遮盖起来，就意味着人类身体的本来外观、人类原始本能受到了某种规范，“野”化的类人猿变成了文化的人。因此，“遮羞”代表规范、保守、审慎即文化的一面，而与之对立的“装饰”则代表放纵、进取、激情即本能（“野”）的一面。罗素指出：“审慎容易使我们丧失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东西，而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成分，生命便没有趣味；有了这种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而一个时代的热情与审慎、进步与保守、放纵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就准确地反映在服装上。